剑门关的历史作用

及当代价值研究(一)

吴 成 张忠仁

编者按:剑门关作为蜀道核心关隘,其历史作用与当代价值具有多维研究意义。本文系统梳理剑门关在交通、军事、民族迁徙、商贸、宗教及文化传播中的枢纽功能,并探讨其在国家战略、交通循向、旅游开发、文化传承、思想教育等领域的当代价值,提出通过顶层规划、原真性保护与文旅融合,激活其文化遗产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在千里蜀道的近百个古关隘中,剑门关最负盛名和传奇,有“天下第一关”“雄关天堑”之誉。它凭险而立,气势超凡,既是金牛道必经要道,又是历代兵家必争险隘,其地位关乎大西南乃至全国安危,其关隘文化名贯古今。如今,剑门关是重要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众多游客,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象征。深入研究剑门关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对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

剑门关的历史作用

历经亿万年洗礼沉淀,剑门关凭借独特地理地势,在国家政治、交通、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其在蜀道上的崇高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无与伦比的交通作用

剑门关位于龙门山支脉剑门山脉西南段的大剑山中断处,地处东峰营盘嘴与西峰金城山之间的峡谷隘口,是古蜀道上的关键要冲和川北屏障。作为关中进入蜀地大动脉上最重要的关隘,其交通地位无可替代。若无剑门关,金牛道的历史必将改写。

金牛道穿越剑门关

从地理上看,四川盆地北部因川陕间之秦岭、大巴山阻隔而封闭,唯嘉陵江自甘陕边界切穿秦巴山脉,在广元、昭化一带形成一道缺口,成为盆地内通往关中或陇南必须依赖的天然孔道。然而古代四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成都,沿嘉陵江绕道东行路线迂远曲折,难以满足高效通行需求。幸运的是,地质运动在昭化西南方向的剑门山脉间劈开一道天然裂隙——剑门关,恰好位于成都直通昭化的路径之上,为金牛道提供了最便捷的南北贯通条件。

剑门关隘的形成源于长期地质构造演变。侏罗纪时期(距今2亿—1.4亿年),四川周边地壳隆起成山,盆地内积水成湖,风化侵蚀作用塑造出巴湖与蜀湖。至白垩纪(距今1.4亿—0.65亿年),剑门山脉正处于蜀湖北缘龙门山前山带,随着龙门山剧烈抬升,巨石堆积,山势耸立,形成连绵数百里的天然屏障。七十二峰直插云霄,洪积物与剑门砾岩不断堆积,最终在大剑山断裂带处形成狭长隘口——剑门关。这一地质奇观为金牛道南段的直线布局提供了关键支撑。

四川盆地地形结构、剑门山地质特征及古代成都的政治经济重心共同决定了金牛道作为成都通往关中最古老、最便捷陆路的地位,而剑门关则是其必经的核心咽喉。由于金牛道始终是中央政权掌控四川的战略要道,剑阁(即剑门关)自古被视为蜀道天险之象征,后人亦称金牛道为“剑阁道”。由此可见,剑门关对金牛道走向的选择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堪称古蜀道上一颗璀璨明珠,是华夏命门、生命门户。

剑门山系整体呈东西走向,西北远接青藏高原,北连岷山山脉,东北直趋秦岭、巴山。地域范围东起广元市昭化古镇直达剑阁江口的嘉陵江,西至剑阁与江油交界处的五子山麓,东西长约70千米;北临青川竹园至利州宝轮的青水江,南迄汇入江口嘉陵江的闻溪河,南北纵深约40公里,总面积逾1200平方公里。主脉为大剑山,小剑山与其相连,构成完整山系。剑门关隘位于大剑山断裂处,关口海拔775米,东临营盘嘴,西依金城山,两侧峰顶相对高差达150余米,顶部间距逾百米,底部宽约50米,隘谷长度超过500米。两崖壁立如剑,对峙如门,“一线中通”,故名“剑门”。《水经注·漾水》记载:“又东南迳小剑戍北,西去大剑山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也。”①这“一线中通”的剑门,成为古蜀道金牛道(又称石牛道)上最著名的要隘险关。

剑门绝壁

历朝历代围绕剑门关构建了以之为核心的道路体系:近有剑阁道、平林旧道(剑昭古道)、来苏路、小剑路等支线,远有景谷道、马鸣阁道、剑阆道等辅助通道。这些呈树状网络式的支线、间道和相邻道的开辟修筑,目的是确保剑门关这个生命门户的安全通畅和有效管控;或是为避开剑门关之险,以达某一特定重大军事行动的胜利之目标,从而发挥出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二)极为独特的战略支点

剑门关地势险峻,扼守要道,其地理与自然特征赋予其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山海经》记载可见,剑门关所在的高梁之山(即大剑山,又称梁山)连接四方,位置特殊。根据《易经》,该地属坤卦,土地承载万物、德泽人间。唐代于邵称“剑门井络垂芒,坤维蕴灵”②,凸显其形胜之利。

剑门关以险著称。剑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连山绝险,大小剑山相连,连亘数百里,高入云端。其中大剑山有世界罕见的城墙式立岩断崖丹霞地貌,天然城郭长达300余里。《读史方舆纪要》载:“函谷、剑阁,天下之险也。”③《剑阁记》亦云:“梁山之险,蜀所恃以为外户,即此。其山峭壁中断,两崖相嶔,如门之辟,如剑之植。”④达到了“连峰戛天,上绝飞鸟”⑤,“穷地之险,极路之峻”⑥的程度,故有“剑门天下险”之称。《图书编》载:“蜀地之险,甲于天下,而剑阁之险,尤甲于蜀。”⑦这种险峻之势是剑门关战略要塞地位的自然基石。

凭借独特方位与地形,剑门关成为历代交通和军事战略要冲。首先,剑门关是四川盆地北部出入蜀地的必由之路,是军事攻守的关键隘口。《剑门山记》说:剑门山“孕川含陆,以作全蜀,趋蜀之路,必由是山。”⑧《读史方舆纪要》载:“晋殷仲堪曰:‘剑阁之隘,蜀之关键。’”⑨所谓关键,就是离开这个隘口,入蜀别无他路。其次,剑门之“险”用于军事防守上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力量。一方面,剑门关凭险而立,其险要地势构筑了易守难攻的态势。张载云:“惟蜀之门,作固作镇。……一人荷戟,万夫趑趄。”⑩杜甫亦云:“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⑪李白更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⑫的咏叹。甚至还以剑门关作比,称中国四大古关隘之一的仙霞关为“东方剑阁”⑬,足见剑门关险要的地理位置对军事战略的非凡意义。另一方面,剑门关的战略意义还体现在区域控制上。向其北可控制关中及三秦地区,正如陆游所写:“剑门天设险,北乡控函秦。客主固殊势,存亡终在人。”⑭向西,则是拱卫成都的屏障。梁天监四年(505)西魏大将邢峦在攻占剑阁,大破梁益后上表宣武帝云:“蜀之所恃,惟在剑阁。”⑮可见剑门关存亡直接关乎成都安全。

自古以来,国家一直将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来看待和经营,而剑门关则是国家掌控四川一个最为倚重的战略要塞。换言之,历史上谁要占领四川必先夺取剑门,要控制蜀地必先控制剑门关。因为“汉中失,则蜀之大势一去有六;剑阁危,则蜀之大势十去其九矣”。⑯雍正《剑州志》载:“剑门锁钥全蜀。历考前代诸雄割据,守其所必攻者,此也;攻其所必守者,此也。”⑰故民间一向有“剑门开,紫气来;剑门关,中原乱”⑱的俗语,将剑门关战略要塞的地位和作用彰显无遗。千百年来,以剑门关为界点,其北称为关外,其南称为“剑南”,后来“剑南”便代指整个巴蜀。其实,广义的“剑南”还包括云贵等西南省份,因为古时从中原陆路必经剑门关才能到达这些目的地。所谓“剑门堵,西南堵;剑门通,西南通”⑲就是从剑门关的战略要塞地位上讲的。

鸟瞰剑门关

自蜀汉以来,历代政权均重视对剑门关的设防,将剑门关作为战略要塞进行经营、掌控。诸葛亮曾设阁道置戍守,始有“剑阁”之名。南梁设大剑戍和方期驿,隋沿用驿、戍护守。唐武周圣历二年(699)设剑门县,同时设置剑门关,“始有行政之署,分设职官。”⑳五代董璋设“剑门七寨”完善防御体系。北宋设关都监,直隶京师,熙宁五年(1072)实行关县分治。元末废关,明代重设并降为驿,清代设汛外委。民国初年设分州、重建营房关墙,后改州为县仍保留军事职能。军阀混战时期,剑门设军、旅司令部。纵观历代建制,无不围绕军事职能展开,目的始终在于护卫四川北大门,并牵制关中、拱卫京师。

剑门关楼是其重要军事设施之一。关楼始建于何时难以考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诸葛亮仅是筑阁立门,设置阁尉并实行“桑下兵民”㉑的防卫体制,并没有修建关楼的记载。两晋南北朝及隋代,由于经济等方面原因,可能也没有建修关楼,仍以简陋的设施戍守剑关。唐代开始在剑门立关,剑门关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军事机构,且当时经济趋好,或许修建了关楼。宋代设关都监,权限甚大,为有效管控剑门关,应当建有关楼。从现有文献上得知,明清时的剑门关楼十分雄伟,以其恢宏奇拔驰名于千里蜀道。关楼屡建屡毁,又屡毁又建。据载,民国初年剑阁首任知事张政最后一次重修剑门关楼,可惜其毁于1935年修建川陕公路。如今的关楼,是在清代关楼原址上恢复重建的,风格为仿明代关楼建筑。

剑门关兼具古代关隘一般特征与自身独特优势。其凭险而立,地处金牛道关键节点,集交通与军事功能于一体。一方面,控扼蜀道咽喉,稽查行人禁运,保障境内安宁;长期驻军设官,筑石为门,后建关楼,形成基本防御体系。另一方面,政治意义深远,作为屏障守护四川安危,牵制关中、拱卫京师,意图鲜明。这是其共性所在。然而不同于其他设城布防的古关,剑门关独有关楼而无城无墙,与大剑溪及险峻地形融为一体,构成三百里“天然城郭”,气势恢宏,威震华夏。

从更深层面看,争夺剑门关实为掌控蜀道命脉,进而实现对人口与资源的统治。蜀道如同脐带,将西南边陲与华夏文明紧密相连,而剑门关正处于金牛道咽喉之地,堪称这条政治命脉的关键枢纽。正是通过这一要道,中央政权得以将巴蜀纳入统一版图,确保国家大一统。因此,剑门关不仅是一处军事堡垒,更是国家大一统格局中的核心战略支点。

(三)驰名中外的军事要冲

剑门关是蜀道著名军事要冲之一,自战国晚期起即为汉中至成都千里防线的中枢。清代王介称:“剑阁以天险著,用武者所必争。”㉒据文献记载,自秦惠文王伐蜀至民国时期两千余年间,剑门关经历战事逾百次,正面极难突破。

最早见诸史载的大战发生于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在此之前,蜀王受“石牛粪金”“五女许嫁”之诱,遣人开道引秦使入蜀。是年秦借机南下伐蜀,破葭萌,蜀亡。此役之中,剑门关实为关键战场,亦是史料可考最早的统一之战。

三国时期,剑门关在蜀汉北伐中地位显著。炎兴元年(263),魏将钟会率十万大军攻蜀,姜维等率军三万余人退守剑阁。虽兵力悬殊,然魏军久攻不克。最终邓艾偷渡阴平,直逼成都,刘禅投降。剑门关之战成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其地之险、守将之坚,使剑门声名远播。

两晋之际,天下大乱,剑门争夺愈烈。西晋永康元年(300),流民领袖李特之弟李庠控守剑阁。太安二年(303),李特战死,其子李雄继之,攻克成都建国“大成”。成汉玉恒四年(338),李寿从剑门拥兵入成都自立,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永和三年(347),成汉为东晋大将桓温所灭,是年三月,东晋于晋寿县(今昭化)境新置剑阁县。宁康六年(373),前秦姚苌诈降夺关,终克梓潼、成都,尽占蜀地。

南北朝期间,剑门战火仍频。宋元嘉十年(433)至陈太建十二年(580)百余年间,发生了蜀中氐王杨难争剑阁、魏将邢峦攻剑阁、西魏大将军尉迟迥开平林旧道过剑阁夺取巴蜀、杨坚发兵二十万自剑阁入蜀讨伐王谦等数十起重要战事,剑门关战火连绵,使蜀道沿线民众饱受战乱之苦。至北周末,权臣杨坚认识到“巴蜀险阻,人好为乱”,于是下令“更开平道,毁剑阁之路”㉓,以去蜀之险。

隋唐两宋是社会比较安定,战乱相对较少的时期,但剑门关仍时燃战火,悲壮激昂成为剑门关不变的本色。唐代近三百年间,玄宗、僖宗两次避乱入蜀,皆经剑门。王建据此建立前蜀。五代时,孟知祥、董璋联合抗后唐,设“七寨”于剑门。五代时期,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和东川节度使董璋联兵抗击后唐,董璋在剑门修筑“七寨”,在永定关(位于剑门关外大石柘木或七里坡)布列烽火,开始武装割据。后唐派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率兵袭剑门,令前锋王弘贽从小剑路出汉源驿(今剑阁汉阳镇),倒入剑门,方夺下剑门关。宋乾德三年(965),王全斌伐蜀,令偏将史延德由来苏路至青彊店,再由剑门关南之青彊店二十里回攻剑门,南北夹击,大败蜀军。宋太宗淳化年间,王继恩平四川茶农王小波、李顺起义,亦由小剑路入研石寨六破起义军,“斩首五百级,遂北过青彊岭,平剑州。”㉔上述战例表明,间道包抄、避实击虚已成为经典战法。

宋蒙战争时期,苦竹隘与剑门关互为犄角,抗蒙十余年。宝祐六年(1258),蒙哥亲征剑门,终克苦竹隘,控制金牛道。苦竹隘之战是宋蒙双方对金牛道控制权的最后争夺之战,影响极为深远。

元代将汉中划归陕西,剑门遂成控蜀唯一险关,“打下剑门关,犹如得四川”,便是对剑门关军事要隘极端重要性最精准的概括。

明清时期,社会相对安定,但赋役苛重,农民起义频发。蓝廷瑞、鄢本恕、张献忠和白莲教、太平天国起义等活跃于此,剑门屡为争夺焦点。清初赋税加重引发川省动荡,剑门成为多方势力角逐之地。义军喋血,剑门悲壮。这些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都先后被封建王朝血腥镇压,但英雄们的理想、壮举却为剑门关军事要隘谱写了光辉篇章。

清代剑门关楼(1902年10月日本建筑史学家 伊东忠太 摄)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剑门再成战场。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阁。4月2日剑门关战役打响,红军在王树声指挥下击溃川军两个团,全歼杨倬云团,毙敌700余人。剑门关之战是红四方面军川陕根据地五大著名战斗之一,它巩固了嘉陵江沿岸阵地,为红军西进北上扫除了一大障碍。

民国初年,剑阁县首任知事张政主持修复的剑门关关楼,1935年修筑川陕公路拆毁。

纵观历史,剑门关因地处金牛要道,多次成为争夺蜀地的关键战场,深刻影响四川乃至全国局势。诸多战役围绕蜀道控制权展开,客观上推动国家统一进程,强化中央对西南治理,促进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文明融合。从军事角度而言,剑门关为历代统治者倚重,设有众多驿铺、戍镇设施,构筑起严密防御体系。如就近设置有昭化驿、大朝驿、方期驿、汉源驿、剑州驿、柳池驿、武连驿、上亭驿和桔柏铺、大木铺、高庙铺、剑门铺、青树子铺、石洞沟铺、抄手铺、凉山铺、讲书台铺、垂泉铺、瓦子垭铺等,清道光年间又增设了七里坡铺、志公寺铺、剑州底塘铺、演武铺。剑阆道上也设许多铺。

剑门关因山势险峻而名扬天下,既是军事屏障,也是政治象征。然而“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㉕。若奸雄据守,则祸国殃民。历史表明,剑门虽险,非万全之策;“固国不以山溪之险”㉖“兴实在德”㉗。真正的保障在于德政,在于民心。剑门关千载战史,既是中国古代战争缩影,也为国家治理之道提供深刻镜鉴。

(四)民族迁徙的历史廊道

自先秦至清代,蜀道畅通与剑门关通达促成了中原与巴蜀之间多次大规模人口流动。剑门关不仅是历代移民入蜀的重要通道,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见证。

先秦时期,中原与巴蜀交往频繁,不少移民经由剑门关入蜀定居。秦统一后推行“移秦民万家实之”㉘政策,大量中原民众迁入四川,部分定居于剑阁。此举不仅引入凿井、冶铁等先进生产技术,也推动了语言文化的中原化。汉代移民入川的量也相当大,包括大量官员入蜀;北方大批灾民被令“就食蜀汉”㉙;为开发边疆,打通向西南的官方经济流通孔道,朝廷屡次向四川盆地边境地区移民;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中原战乱之大量流民进入巴蜀地区;东汉末年,刘焉、刘璋集团及刘备、诸葛亮集团率大批军民入蜀,定居于蜀中。通过外地移民入川,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加强,巴蜀地区原来的本土文化特色逐渐减弱,中原华夏文化的特色逐渐增强,原来的巴族与蜀族的大部分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汉民族在秦汉时期逐渐形成。

西晋末年,关中战乱频仍,大批流民南下入蜀。《剑阁县志》载:“西晋太康中(280—289),有部分武都氐人因灾流入剑境普成县(今王河镇)西,开垦土地,从事农耕。”㉚元康八年(298),天水等郡十余万民众被迫南迁,部分经剑门关留居剑境。氐族李特借此建立割据政权,其入蜀时曾感叹剑门关地势之险要。

东晋及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不断,多次引发大规模流民入蜀。巴蜀地区设侨置郡县以安置移民,仅刘宋时期即设16个侨郡、69个侨县,剑地占3侨郡7侨县。《剑阁县志》载:东晋至南北朝,剑地除土著居民外,既有侨置的北方流民,又“有从陕西、甘肃等地移民来境落业,土著人同中原移民逐渐融合同化,成为剑境人口的主要来源”㉛。北方移民与土著融合,成为剑境人口的主要来源,也增强了汉民族的文化多样性。

唐代重视西南开发,设置羁縻州统辖少数民族,促进交流。蜀道与剑门关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交通与信息传播作用。玄宗、僖宗两度“幸蜀”,大批文化精英也相继入蜀,不少人遂留居于蜀,对四川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如玄宗时的左仆射王廷亿随侍玄宗在普安郡病故,被玄宗赐葬于剑州青虚山(今剑阁杨村镇境),其全家子孙遂世居剑州。安史之乱后,关中饥荒,人口向剑南迁移。北宋初期,陕甘移民沿金牛道南下,经剑门关入蜀。《剑阁县志》载:“宋时,继有移民入境,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剑州有15876户,其中客籍人8340户,占总户53%,超过土著人户。”㉜剑州客籍户数已超半数,反映移民规模之大。

宋末元初、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四川屡遭战乱,人口锐减,社会凋敝。明初剑阁几难立州,清初更因战争、瘟疫与虎患导致人口剧减。国家遂推行“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陕西、甘肃等地移民亦经蜀道大量入川。虽明代中期驿路改走东川道,但剑门关仍具通行功能,部分移民仍取此道入蜀。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金牛道复经剑门关一线。“湖广填四川”及其他大批移民入川,使四川盆地中的汉民族有了更为多源的血统,使四川的原来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为近代巴蜀文化的重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成千上万人通过剑门关由北向南或由南向北迁移,在剑门关区域形成嵌入式互动发展格局,促进了中原和巴蜀地区乃至西南地区民族的大融合、大发展。毫无疑问,剑门关是民族迁徙、融合的要害地带,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见证者。

(五)商贸流通的核心动脉

四川盆地与关中平原自古以来都是有名的“天府之国”,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的两大区域。两地气候、资源不同,具备显著的南北经济互补潜力。蜀道作为连接这两大经济区的陆上动脉,经由剑门关贯穿南北,构建了密切的经济联系网络,形成互动频繁、优势互补的蜀道经济带,在历代立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秦汉时期,成都因农业、手工业和文化发达而闻名,尤以丝织业兴盛著称。至唐代,川西地区蜀锦享誉全国,带动全省丝织业快速发展。据《剑阁历史年表》载:“在唐代,剑州、梓潼皆向朝廷进贡丝织品,其精美程度仅次于成都平原和绵州。”㉝进入宋代,三台、阆中、南充、剑阁一带逐渐发展成为四川又一重要丝织生产中心,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成都地区。明代,剑阁蚕丝已成为重要的外销商品,蜀地所产如蜀锦等丝织品通过蜀道源源运往长安,有效弥补京城丝绸供应的不足。此外,巴蜀地区的食盐、茶叶、漆器、银器、铁器等商品亦畅销全国,其中相当部分经蜀道由南向北输送至关中及中原腹地。

金融领域的突破,进一步凸显了蜀道在经济发展中的枢纽地位。北宋时期,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成都诞生,并依托金牛道迅速传播,对中国金融制度的演进具有开创性意义。唐宋时期,蜀道沿线茶马、茶盐贸易兴起,推动了城市带的发展与繁荣。同时,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中国古代重大发明也借助蜀道广泛传播,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清之际,随着海外作物的引入,蜀道再次发挥技术传播通道功能。自明代起,玉米、红薯、花生等作物的栽培技术由沿海传入中原,并经由蜀道北传陕南、四川盆地及甘肃等地。据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左右,玉米传入剑阁;红薯则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左右传入;道光年间,剑阁开始种植烟叶。这些外来作物的引进有效缓解了粮食与油料供给压力,推动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进而促进了区域文化的兴盛与繁荣。

剑门关作为蜀道上的关键节点,历来是商贸往来和技术传播的重要枢纽,见证了蜀道沿线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既支撑着南北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也成为本地商贸繁荣的核心驱动力。史料显示,“五代前蜀王建的徐妃曾在剑州开设大型邸店。宋代熙宁年间,朝廷在剑阁设商税场务八处,数量超过阆中、广元。”㉞可见,唐宋时期剑阁的商业活动已达到较高水平,展现出蜀道沿线地区在国家经济版图中的突出地位。

(六)宗教信仰的传播通道

宗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发展中起到了深远影响。巴蜀地区既是道教的发源地,也曾是南方佛教的中心之一,同时还是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传播的重要区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蜀道及剑门关在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构成了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东汉时期,张陵在鹤鸣山(一说在大邑鹤鸣山,一说在剑阁鹤鸣山,学术界认为前者是道教发源地)创立五斗米道,并设“二十四治”教区体系。这一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融合了经济、社会与文化功能,有力推动了早期道教的发展。其后代张衡、张鲁继任传道。张鲁时期,先是将蜀中信教的主力引向汉中,道教中心由四川盆地移至汉中,接着又在巴郡搞政教合一,将教区扩展至四十四治,进一步促进了道教由南向北的传播。而此过程离不开蜀道与剑门关提供的交通便利。此外,剑阁地区保存有大量早期道教遗迹,在碗泉境有东晋大兴二年(319)的道教摩崖造像,在剑州城鹤鸣山有北魏时期和唐代大中十一年(857)的造像,前者是我国最早的道教造像之一,后者是艺术价值特高的造像,在全国少有,四川罕见。

佛教自西汉末年经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四川,三国时期已传播至川东,但发展甚为缓慢。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北朝,佛教在四川获得广泛发展。其传播路径主要有两条:一为南线,经南方丝路由云南传入成都,又由成都传到川东川南,再沿金牛道向川东扩散;另一为北线,由西域入中原后,沿蜀道南下,经剑门关深入四川腹地。现存四川佛教遗迹多为唐宋时期石刻造像,其中广元千佛崖集中体现了南北佛教艺术的融合特色,技艺精湛,文化艺术价值极高。剑阁佛教活动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宋,代表性寺院包括香沉悟本寺、梁山寺、法经院等,亦存有如毛坝宝桥村唐开元十九年(731)佛教摩崖造像等珍贵遗存。

基督教初传入中国始于唐代,曾传至成都并建有大秦寺。明代后期开始在巴蜀地区较快传播,清前期一度停滞,鸦片战争后新教再度进入四川,清末民初发展迅速,蜀道和剑门关仍是主要传教路线。伊斯兰教亦于清代传入四川,尤以川北地区回教兴盛于元明之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㉟的分布格局。广元、剑阁等地相继建立清真寺,成为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重要场所。

宗教的传播,为信众提供了精神寄托和心理调整,推动了社会整合,维护了社会稳定,对文明发展、文化传承和推进文明演进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七)文明赓续的文化地标

剑门关是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节点,也是历代文人雅士称颂的雄关,奠定了其在蜀道文化中的非凡地位,成为蜀道文化走廊中极具魅力的核心部分。

自先秦肇始,历经秦汉发展,至唐宋达到高峰,明清愈加频繁,文化交流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蜀道由此成为一条著名文化走廊,在南北文化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早在殷周至战国时期,巴蜀地区已与关中存在密切经济文化联系;秦至清代,多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和宗教传播推动了文化大传播、大交流、大融合,作为南北交通要冲,剑门关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嫘祖出蜀可视为最早的文化传播事件之一。据记载,黄帝元妃嫘祖系西陵国(今四川盐亭)人氏,发明养蚕技术,并协助黄帝统一华夏部落,传播农业与中医之学,被尊为华夏民族祖先。她由蜀入中原及归葬的路径极可能经由剑门关——当时唯一可行的陆路通道,这使其成为文化传播的古老节点。

西汉景帝时,文翁循蜀道出任蜀郡太守,兴修水利、创办官学,并选派学子赴长安学习儒学,形成“东受七经,还教于民”㊱的格局。这一举措不仅开启了巴蜀文教之风,也促成了中原儒学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奠定蜀学基础,史有“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㊲之评。此后,蜀地学子亦沿蜀道北上求学,文翁办学模式亦推广全国,影响深远。

东汉时期,官学与私学并兴。不少蜀地士子外出求学归川后设馆授徒,效仿中原教学方式,进一步推动儒学在巴蜀地区的传播。这一过程依托于蜀道及剑门关的存在,使得文化交流频繁,孕育出众多巴蜀儒士。

北宋以降,理学兴起,蜀地成为理学传播重镇。谯定、张浚、张行成(剑州剑门人,一说为邛崃人)、冯时行等皆为蜀中理学名家,他们或入京讲学,或将理学南传北播。南宋时期,张栻、魏了翁、陈概(剑州普成人)等学者辈出;书院兴盛,吸引四方士人入川游学,同时推动本地士子外出行学。这些活动皆赖蜀道与剑门关得以实现。

此外,巴蜀历算、医学、蜀锦向中原的输送,宋代蜀学的辉煌传播,明清会馆文化的兴起,以及外省戏剧入川等,均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

文化交流离不开文化人的互动。历史上,李冰、诸葛亮、杜甫、陆游、王闿运等入蜀,为巴蜀文化注入新活力;而落下闳、司马相如、扬雄、常璩、三苏父子、黄裳、陈抟、杨慎、李调元等蜀中俊杰走出盆地,走向全国,在传播巴蜀文化的同时取得卓越成就。

蜀道沿线山川壮丽,南北文化差异显著,激发无数文人墨客创作热情,留下大量诗文书画与碑刻精品,使蜀道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文学艺术与文化传播之道。以唐代为例,入蜀诗人达169人,创作入蜀诗2103首㊳,引领着唐代诗歌创作的风向和潮流。蜀道碑刻以《石门十三品》《郙阁颂》《剑州重阳亭铭并序碑》及剑州翻刻的《大唐中兴颂》为代表,兼具历史、文学与书法价值。绘画方面,《明皇幸蜀图》《剑阁雪栈图》《蜀山栈道图》《剑阁图》《蜀道图》等历代名作,均彰显蜀道文化的深厚底蕴。

蜀道文学中留存大量游记作品,堪称蜀道文化瑰宝。其中关于剑门关、剑州的记载尤为丰富。清代王士祯在《秦蜀驿程后记》中描绘:“过誌公寺,古寿圣寺也……东壁一山,削成四方,望若坚垒……剑阁以南,古柏夹道如龙虬。”又补记“登石洞子,古柏数千株,形制怪绝”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1—1872年间经蜀道由西安赴成都,在其日记中写道:“悬崖中敞开了一道门……此即剑关。”㊵1902年,日本建筑学者伊东忠太考察中国古建途经剑门关,描绘“山顶之上,巍然屹立一关门,系二层楼阁建筑,其景如画,此即剑阁是也”,感慨“蔚为大观,甚至梦中也未曾见过”,称其“世界绝无二处”㊶。这些游记兼具文学价值与史料功能,至今读来仍觉亲切。

剑阁地处金牛道核心,受蜀道文化走廊滋养,成为南北文明交汇之地。中原文明等外来文明的任何一点进步,剑阁都先受益,因而剑阁更是领巴蜀文明之先,在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演进中又总是勇立潮头。当地重教兴文,“广教化、育英才”㊷风气浓厚,宋明清三代共出进士87人、贡士1人,明清出举人76人、入贡者150余人,孕育了任果、黄裳、张行成、陈概、赵炳然、李榕等杰出人才,形成区域人才高地。

剑州文化设施完备,宗教、政治、军事、经贸与三国文化交融发展,展现出强大的文化吸纳与辐射能力,奠定了其作为蜀道文化集散地与引领者的地位。“十古”遗存——古道、古城、关隘、石刻、壁画等至今保存完好,是蜀道文化传播的历史见证。

四川学者李后强指出:秦岭为黄河与长江的地理分水岭,剑门则是中华文化的南北分界线㊸。剑门关作为南北交通要道,文化多元荟萃,历来地位重要。“自古诗人例到蜀”㊹,入蜀必经剑门关。以唐代为例,据《蜀中名胜记》卷二十六《剑州》所录,便有王勃、岑参、李白、杜甫等24位名家经金牛道出入蜀地,写剑门的诗人达76人,诗作133首㊺。所留诗句如“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㊻“朝登剑阁云随马,夜渡巴江雨洗兵”㊼“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㊽,意境雄奇,流传千古,构筑起一座跨越千年的人文之关,映照出剑门在交通、军事、文化上的深远意义。

为弘扬剑门文化,早在西晋时期,张载《剑阁铭》即被奉旨镌于剑门巨石之上;唐宋以来,剑门关诗碑林立、题刻遍布。宋代在剑门建“文焰堂”专祀李白、杜甫,置“思贤楼”绘诸贤画像于其上,彰显出剑门关作为南北文化交汇枢纽的历史地位。这些遗迹不仅是蜀道文明的缩影,更是中华文化融合发展的象征,昭示着剑门关文化高地的独特魅力与恒久价值。

(未完待续)

注释:

①刘庆柱,王子今,李久昌(2015)《中国蜀道》,三秦出版社,第一卷,第375页。

②⑤⑧张述林,邓元煊(1994)《剑门关诗文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7—18页,于邵《剑门山记》。

③顾祖禹(清)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2005)《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总叙二,第14页。

④张述林,邓元煊,王钰纂(1995)《剑门关志》,巴蜀书社,第44页。

⑥⑩㉗张述林,邓元煊(1994)《剑门关诗文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1页,张载《剑阁铭》。

⑦张述林,邓元煊,王钰纂(1995)《剑门关志》,巴蜀书社,第45页。

⑨⑯顾祖禹(清)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2005)《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卷六十八,四川三。

⑪张述林,邓元煊(1994)《剑门关诗文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05页,杜甫《剑门》。

⑫㉕张述林,邓元煊(1994)《剑门关诗文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95—96页,李白《蜀道难》。

⑬见百度“仙霞关”词条。

⑭张述林,邓元煊(1994)《剑门关诗文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40页,陆游《剑门关》。

⑮李安全,魏秀珍编著(2008)《剑门概览》,四川大学出版社,第115页。

⑰清·雍正《剑州志》剑阁县志编纂办,1984,第4页。

⑱⑲㊸《中国企业家日报》,2022.07.07,《让剑门古蜀道成为诗意新画廊》。

⑳张述林,邓元煊(1994)《剑门关诗文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0页。

㉑刘庆柱,王子今,李久昌(2015)《中国蜀道》,三秦出版社,第一卷,第377页。

㉒张述林,邓元煊(1994)《剑门关诗文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85页,王介《形势险要图说》。

㉓蔡东洲主编(2024)《蜀道十讲》,四川人民出版社,第47页。

㉔张述林,邓元煊,王钰纂(1995)《剑门关志》,巴蜀书社,第123页。

㉖《孟子》

㉘袁庭栋(2022)《巴蜀文化志》四川人民出版社,第49页。

㉙袁庭栋(2022)《巴蜀文化志》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1页。

㉚㉛㉜《剑阁县志》(1992)巴蜀书社,第159页。

㉝㉞母林生,何伯伦主编(1994)《剑阁历史年表》四川大学出版社,第3页。

㉟吴成(2019)《蜀道名邑剑州古城》文汇出版社,第244页。

㊱蔡东洲主编(2024)《蜀道十讲》,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27页。

㊲袁庭栋(2022)《巴蜀文化志》,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61页。

㊳严正道(2024)《唐五代入蜀文人与蜀道诗文研究》版社,第19-26页。

㊴张述林,邓元煊(1994)《剑门关诗文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57—59页,王士祯《秦蜀驿站后记》。

㊵蔡东洲主编(2024)《蜀道十讲》,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49-350页。

㊶《日本学者伊东忠太镜头下的四川剑门关》百度,2024.02.08.

㊷吴成(2019)《蜀道名邑剑州古城》文汇出版社,第30页。

㊹袁庭栋(2022)《巴蜀文化志》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36页。

㊺刘庆柱,王子今,李久昌(2015)《中国蜀道》,三秦出版社,第一卷,第384-385页。

㊻张述林,邓元煊(1994)《剑门关诗文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99页,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一》。

㊼李安全魏秀珍编著(2008)《剑门概览》,四川大学出版社,第264页。

㊽张述林,邓元煊(1994)《剑门关诗文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42页,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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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 成(四川省蜀道研究会理事,剑阁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副县级宣传员,出版《翠柏常青》《剑阁历史文化名人黄裳赵炳然李榕评传》《蜀道名邑剑州古城》《剑阁历史文化名人传略》等多部著作,论文及专著荣获多个省市奖项)

张忠仁(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主任,四川省蜀道研究会理事)

供稿: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