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前途未卜”，人们总是热衷于搜寻一些时代变迁的端倪，希望从一些细微之处预见季节的转换。

泡泡玛特风靡，飞天茅台跳水。这两个同时发生的现象，放在一起看似乎有些意味深长。

最近飞天茅台的市场价格跌破2000元了。在最近此起彼伏的禁酒令推波助澜之下，茅台股价，从今年春天的1600元奔向1200元的前低了。这噗通跳水的声音里，夹杂着酒瓶子酒杯落地的清脆。

与此同时，泡泡玛特作为一款年轻人的潮流玩具，出现了抢购潮，成了“藏品”，有了“投资属性”。这家“塑料制品”公司，股价一路上行，市值3500亿港元了。

泡泡玛特，我略有研究，飞天茅台，我也蹭过几口。

在我看来二者有不少“相似之处”：原材料都很低廉；品牌溢价都很高；都不算“高科技”；都具有“成瘾性”；都具有“收藏价值”；都是“精神消费”；都有社交属性；都搞“饥饿营销”……

当然二者的不同之处也有很多。

茅台是由于“高端饭局”的需要而产生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消费就是用来区隔人群的。有些人需要通过一些标签，彰显自己不在“民间”。消费，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一目的。

从功能上说，一个免费的塑料袋就能装一切，但就有人愿意花巨资买个奢侈品包来装“空气”。

从功能上说，60块钱一瓶的汾酒跟2000元的茅台一样，都能让人“醉卧沙场”还不头疼。但廉价不能彰显身份、地位、权势，于是必须有功能相似但价格昂贵的东西。

身份地位权势总是引发效仿，导致某些昂贵的东西愈发紧俏。

泡泡玛特则相反，它从廉价做起的，从给“无产者”提供“情绪价值”出发，然而自发向上。它本来是个几块钱的小玩意儿，一路被推举到了爱马仕包包上。

问题来了：茅台与泡泡这一跌一涨，透露出了“季节变换”的信息吗？我觉得似是而非。

禁酒令无疑重创了茅台，给原本已低迷的“体制内饭局”补上了一记重拳。有些地方传出24小时禁酒、禁聚餐——胡锡进为此“鸣不平”：有些故意夸大的禁酒令是低级红高级黑；节假日和下班后非工作时间适量饮酒，对公职人员而言属于个人自由；干涉公职人员的个人生活的自由，是不对的……云云。

胡锡进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应该知道，体制内的管理免不了层层加码变本加厉。在一个讲纪律更讲政治的体系里，你给人家讲个人自由？哪个干部愿意做维护“个人自由”的“出头鸟”？谁考公务员是为了追求个人自由？

如果这个最不在乎“个人自由”群体下班都立即回家“抱孩子”，那么“高端饭局”估计会少很多很多。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没有了火车头，高端白酒消费就没了动力。所以，短期内以茅台为首的高端白酒是不大可能反弹了。

喝白酒的群体，在年轻人眼里是一群“老登”，那么玩泡泡玛特的当然就是“小登”了。

“老登”们，占据要津，不思进取，觥筹交错，油腻乏味，活该被撵回家甚至被淘汰。于是，有人把泡泡玛特的热销与高端白酒的凉凉看成一次“成功造反”，从而找出“时代不同了”的证据。

这大约是一种意淫。

泡泡玛特虽然听见了茅台跳水的声音，但泡泡玛特不是这届年轻人的茅台。玩具替代不了白酒，二者的消费群体，完全处于不同的时空。倒是一些“小登，会不可避免地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成为下一届“老登”。

有史可查的几千年里，酒一直不可或缺。人生得意须尽欢，与尔同销万古愁，得意以酒张扬，失意用酒自虐，欢乐与悲伤都需要酒精。浸染社会越久，越发现酒不可替代。很多国家很多时代都曾有过禁酒行动，最后全都不了了之。

酒的消费，穿越了太多的历史周期，“长期”地看，权力不曾打败酒精。

当然，我们都活在“短期”里——已经摔杯为号，不可顶风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