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中国动植物考古学大会暨

第十三届中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

第十一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

会议纪要（四）

为加强我国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学科基础建设和方法创新，促进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的交叉融合，进而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力量。2024年10月21日，“2024中国动植物考古学大会暨第十三届中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第十一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开幕。

本次会议由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动植物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承办。研讨会共94 个学术报告，41 个海报展示。

学术报告会（共5节，20场）

第一节

第一节主持人：蒋宇超

PART1

报告

重庆师范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寒冰作了题为《乌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农业活动综合研究—以大农场、小农场遗址为例》的报告。该报告通过对重庆武隆大、小农场遗址典型剖面新石器时代地层中包含的植硅体进行观察与分析，介绍两地点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人地关系、生业模式等方面的情况。植物考古相关研究表明，重庆峡江地区在大溪文化时期开始出现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并在中坝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稻作农业，汉代水稻占比逐渐增加，至宋代形成以稻作农业为主体的农业结构。然而目前有关乌江下游地区（主要指武隆地区）新石器时代是否存在农业的问题，历史文献、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等方面的信息相对缺乏。该报告将植硅体分析方法应用于乌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研究中，并结合大植物遗存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认为乌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可能已经产生农业活动，但在生业经济中占比极低，当时的经济形态仍是以采集渔猎为主。

PART2

报告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马永超做了题为《成都平原史前农作物结构的转变研究》的报告。该报告从已有植物大遗存研究成果入手，指出成都平原成熟的稻作农业可以追溯到宝墩文化，然而较早的农作物组合中并未出现水稻，此转变过程尚不清楚。基于此，该报告选择以大邑县高山遗址为主要分析对象，对其出土农作物种子、人骨同位素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成都平原经历了一次水稻逐步上升、粟逐步下降的农作物组合变化过程（图1）。此外，在此过程中，以M54、M68为代表的新石器人群除了幼儿时期较多食用粟和黍外，在青少年也保持了稳定的粟和黍的摄入；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为，在青少年时期，δ13C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且涨幅超过1‰，与之伴随的δ15N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图2、3）。在此基础上，该报告还结合已有考古学研究，提出上述农作物组合的转变可能主要由源自川西北马家窑文化且深受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影响的、分布于渝东地区的人群——哨棚嘴文化人群来推动的。

PART3

报告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宋光捷作了题为《古代线粒体基因组揭示中国山羊的母系遗传历史》的报告。中国山羊群体起源于西亚，并于7000～6000年前开始扩张，于4000年前进入中国。山羊向中国的扩散为欧亚大陆西部人群的东迁提供了重要证据。中国古代山羊对中国现代山羊具有重要的遗传贡献，同时中国山羊和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山羊遗传关系紧切。

PART4

报告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王兴成作了题为《家犬古DNA揭示中国东北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生存模式的转变》的报告。洪河遗址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嫩江流域中游，包含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明清时期的遗存，其中家犬是新石器时代唯一被驯化的物种。该研究对洪河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期的29例犬科动物遗骸进行了古DNA分析，旨在揭示犬类遗骸背后的生物学和文化信息。结果显示，相比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古代家犬，洪河遗址的家犬发现两个新的A亚单倍群（A3和A4）。同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遗址中家犬的性别比例发生了变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雌性犬比例较高，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比例明显下降，这一变化可能与人类生计模式的转变密切相关，反映了古代人类在选择和利用犬类方面的不同策略。此外，在遗址中发现的 B 型和 C 型犬表明，欧洲家犬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到达了中国东北，这进一步为理解古代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证据。总体而言，该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古代犬类及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认识，也为未来的考古研究和人类历史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第二节

第二节主持人：周立刚

PART5

报告

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李倪冬雪作了题为《高庙文化时期动物资源的利用—以潭坎大地遗址、溪口遗址为例》的报告。高庙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因其鲜明的文化特征和神秘的宗教习俗吸引了广大学者的研究。潭坎大地遗址、溪口遗址属于高庙文化遗址，位于辰溪县溪口乡溪口村三组沅水西岸的一级台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地处大洑谭水电站淹没区内，于1986年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于2006年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潭坎大地遗址、溪口遗址均为新石器时代高庙文化时期贝丘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螺蚌类遗存，而两个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遗存中野生动物数量占多数，说明采集狩猎是该时期先民主要的生业方式。通过对该遗址动物遗存进行种属鉴定、数量统计、人工痕迹、年龄结构等分析，综合讨论该遗址古代环境、动物资源开发利用及古代生业状况等，为丰富高庙文化动物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PART6

报告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宇奇作了题为《水稻西传的新疆通道》的报告。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基本厘清了粳稻在长江下游流域驯化后，向北进入我国旱作农业区和向南抵达东南亚的路径及时间，也对籼稻在印度北部的杂交驯化及其向周边临近区域的扩散轨迹有了一定了解。但对于水稻如何突破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这片毗连区域的局限，进一步向欧亚大陆西部传播，最终成为全球性作物的过程不甚明了。该研究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分析了在新疆焉耆盆地哈合仁遗址（387 cal. BC-cal. AD 320，早期铁器时代至西晋时期）发现的中亚干旱区最早的一批微体水稻遗存之一，其中包括水稻扇型、双峰型和小穗轴植硅体，形态测量分析数据显示这批植硅体遗存很可能来自粳稻。较好的古气候条件和完善的灌溉设施可能支持了当时小规模的水稻种植。该发现为重新认识新疆在水稻西传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关键的植物考古证据，表明很可能存在一条首先经过新疆，再到达中亚西部的早期水稻西传路线。

PART7

报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袁圣涛作了题为《浙南地区新石器晚期植物资源利用》的报告。该研究通过对浙南山地的姜家、山崖尾、显圣湾三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遗址的植物遗存分析，并结合测年的结果，证明了在距今5300年前后，该地区已经形成了稻粟黍混合的农业结构模式，丰富了我们对新石器晚期以来中国南方地区农业模式的认识。

第三节

第三节主持人：王娟

PART8

报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马姣作了题为《贵州牛坡洞遗址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的报告。该研究对牛坡洞遗址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四期文化遗存中的92例动物骨骼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探讨人类狩猎策略及所处环境的变化。水鹿、梅花鹿等五种哺乳动物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反映出栖息在林地的生态习性，且在不同时期未见明显变化，表明这些动物都是人类狩猎所获，没有人工驯养痕迹。无论是样品量最大且最具代表性的水鹿，还是所有哺乳动物，其δ13C值的分布范围在前三期有所增大，却在第四期却有所减小。这可能与先民的狩猎半径呈正相关，表明在前三期，牛坡洞先民的狩猎范围逐渐扩大，而在第四期却有所缩小。这种变化可能与第二期和第三期石器技术的进步以及前三期文化中较高的狩猎强度相关。尽管该区域在约万年的历史中经历了气候环境的巨大变化，但牛坡洞先民依然能长期有效地利用周边环境中的动物资源，在黔中地区长期生存。

PART9

报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欧阳心怡作了题为《城市化进程下的狗：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稳定同位素观察》的报告。狗在中原青铜时代人群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多面向的角色。关于这一阶段狗的管理、人与狗之间的动态关系及狗与政治经济、仪式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纠葛的认识仍然有限。该研究重新梳理了15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遗址中狗及同遗址人类遗存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发现了狗的两种不同饮食模式。早期（新砦-二里头期）地点狗的食谱表现出更多的差异，反映了较为宽松的管理方式。而晚期（晚商-西周时期）地点狗则表现出广泛一致的以粟黍为主的饮食内容，表明当时可能已存在专门化的养狗业。这一转变可能与中晚商以来狗的仪式性使用需求的增加有关，且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相互影响。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古典时期玛雅社会。该案例说明，在更广域的时空框架下讨论同位素数据，是理解早期城市化背景下动物管理实践及其复杂性的有效路径。

PART10

报告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Shalini Sharma作了题为《Organic lipid residues of vessels reveal predominance of cattle exploitation in Indus foodways during 4.5-3.3 ka（陶器脂质残留物揭示距今4500-3300年黄牛在印度河流域的密集消费）》的报告。Tigrana和Rakhigarhi这两处遗址位于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该研究借助气相色谱‒燃烧炉‒同位素比值质谱（GC-C-IRMS）、气相色谱-火焰离子化检测器（GC-FID）及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等方法对这两处遗址出土的陶器开展脂质残留物分析，探究南亚印度河流域居民的饮食偏好和食物加工技术。结果显示，陶片中吸附的动物油脂主要是来自牛/水牛以及山羊/绵羊的反刍动物脂肪。Tigrana遗址的容器中富含可能来自牛或水牛的反刍动物乳脂，表明了居民对乳制品的显著利用和这些容器在乳品加工中的广泛使用。研究强调了反刍动物，尤其是黄牛和水牛在印度河流域饮食中的重要性，乳制品利用也是印度河先民生计模式的组成部分，凸显了家畜在乳制品利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居民和动物消费的C3和C4植物表现出印度河流域农业实践和畜牧业策略的多样化。

第四节

第四节主持人：韩雨

PART11

报告

四川大学的赵贺雪作了题为《植硅体视角下的成都平原史前稻作农业形态研究》的报告。长江流域是我国古代稻作农业发展的核心地区。相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关于长江上游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薄弱；成都平原作为后者的文化核心区，在宝墩文化时期已经确立了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结构。然而，由于材料与研究方法的限制，其早期稻作农业的形态尚未厘清。鉴于此，该研究对高楼村桂圆桥文化时期的样品开展了初步的植硅体分析，并着重统计了稻扇型和双峰型植硅体。相关分析表明，桂圆桥文化时期，古蜀先民可能已经利用旱稻，建立了以旱稻、粟、黍为主体的混作农业结构；此与同时期长江中下游以种植驯化水稻为主明显不同。

PART12

报告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王李静作了题为《早铁器时代哈密五堡先民的植物利用和饮食选择》的报告。该研究旨在探索先民在干旱环境下的生存策略对理解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意义。新疆五堡墓地的大植物遗存鉴定结果表明，早在三千年前，哈密绿洲先民已经开始种植粟、黍、青稞、小麦多种粮食作物，充分开发当地绿洲资源发展农业。粟、黍是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的重要粮食作物，二者形态、生长习性、种植条件相似，常在遗址中一同出土。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显示这两种作物的利用与传播轨迹并不同步。目前粟在新疆考古遗址中出土较少，五堡墓地中大量粟秸秆遗存的发现为本地粟作农业的实践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值得注意的是，五堡墓地面食遗存的分析结果表明主要成分是黍、麦类作物，而粟的含量较低。该研究结果证明有必要重新评估粟在五堡先民饮食结构中的利用程度。该研究利用多重证据全面揭示了早铁器时代哈密五堡先民的植物利用、生业模式及食物加工情况，为了解史前新疆地区农业发展水平提供了新的依据。

PART13

报告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赵致晗作了题为《古代DNA研究揭示中国古代家猪的扩散历史与遗传多样性的形成》的报告。中国是家猪的主要驯化起源地之一，并拥有全球最丰富的本土家猪品系和遗传多样性。然而对中国家猪的驯化起源和遗传多样性的形成，我们了解的仍十分有限。为探究中国家猪的起源和传播过程，该研究以我国北方地区为中心，广泛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考古遗址的古代家猪样本，获取其线粒体基因组以及核基因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初步解析了北方家猪种群动态，并结合现代家猪基因组数据探讨北方家猪潜在传播过程，为理解我国家猪遗传多样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PART14

报告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王克作了题为《李克用墓出土马骨古DNA研究》的报告。中国军用马历史悠久，但古代战马研究主要局限于动物考古学和文献研究，缺乏古DNA视角。晚唐时期，李克用领导的沙陀军以优良战马和骑兵战术崛起，学界对其政治影响多有研究，但由于材料的匮乏，对所用战马了解甚少。该研究报告了来自晚唐时期（1046-921 BP）代县晋王墓的三匹家马的古基因组。这三匹马的生物学性别均被确认为雄性。这批样本与之前报道的东欧亚草原古代蒙古相关种群及现代北方马表现出密切关系。与古代蒙古马相关的血统在其基因形成中起到了主导作用。通过分析与马体型和运动性能相关的SNPs并进行生物学表型重建，确定这批样本是一种优秀的战马。此外，与色素相关的SNPs预测了主要表现为栗色表型的被毛模式。该研究对一批考古出土马遗骸进行了跨学科研究，结合基因组和考古证据，深入了解了唐代贵族墓葬中动物的选择标准、繁育策略以及马在军事和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

PART15

报告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梁雪原作了题为《中国全新世圣水牛的古代基因组学研究》的报告。已灭绝的物种圣水牛曾在古代中国有着广泛的分布，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最早被发现并定名，它以短粗且截面呈三角形的双角为特征，其四足短粗有力、体态浑圆。此后在很多新石器至青铜时期的考古遗迹中都有圣水牛遗骸出土。殷墟考古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关于商王“焚林而猎，获十五兕”的记载，兕可能指代的就是已经灭绝的圣水牛。该研究利用古DNA研究手段，获得了来自中国南北方多个遗址的圣水牛遗传信息，通过解析圣水牛基因组信息，对这个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进行了分类学、种群历史等研究。

第五节

第五节主持人：贾鑫

PART16

报告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梁瑞娟作了题为《章丘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随葬动物研究》的报告。焦家遗址是鲁北地区近年来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重要的高等级聚落遗址，遗址发现的大型墓地布局清晰、墓葬种类多样、等级分化明显，随葬动物丰富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研究结合墓地分期、墓葬等级、墓主性别和年龄等信息，考察了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随葬动物的种类、部位和摆放位置等特征，从历时性的角度初步探讨了该墓地的随葬用牲习俗及其所反映的生业经济。

在墓地使用的第二阶段，焦家先民就已形成了随葬多种动物的习俗，而后不断发展并逐渐稳定，并为后来的龙山文化所继承。从种属构成来看，焦家墓葬随葬动物种类多样，尤其体现在先民对野生动物的选择上。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无齿蚌壳、獐牙和猪。特定种属与墓葬等级、墓主性别和社会身份等存在较强的关联性，獐牙、龟甲器等特殊制品的随葬凸显了其独特的社会和宗教意义。该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丧葬实践研究，为探索区域文明化进程中海岱地区的丧葬习俗、精神信仰及社会复杂化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见解。

PART17

报告

呼伦贝尔博物院赵龙江作了题为《石板墓文化中的“动物”》的报告。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栖居繁衍的舞台，这里的古代文明从其发端便是以狩猎、游牧经济形态萌生和发展的，又因其哺育、壮大了众多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而著称于世，因而被称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摇篮。近年来，在呼伦贝尔草原地带新发现多处石板墓及一处与石板墓共存的彩绘赭石岩画遗迹，石板墓出土文物与共存岩画中常见的家畜、野生动物等动物形象、符号对研究石板墓文化的生存环境、生业模式、分布分区、信仰崇拜、族群认同、文化变迁等具有重要意义。报告主要围绕青铜时期呼伦贝尔出土的遗迹、遗物、考古成果，结合文献记载，挖掘其蕴藏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交流的深刻内涵。

PART18

报告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薛轶宁作了题为《驯化景观视角下的动物资源利用——以陕西蒋刘遗址动物稳定同位素分析为例》的报告。该研究对陕西蒋刘遗址104例动物骨骼样品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仰韶晚期发达的粟作农业对不同动物的食性和生境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除完全处于人类控制管理下的家养动物外，部分非驯化动物（如：梅花鹿、草兔）的食物结构呈现C3/C4混合的模式,由此推断其生活区域临近人类的聚落与耕地，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当地粟作农业景观的组成部分。而以小型鹿为代表的部分野生动物则仍然保持以C3植物为主的食性，主要栖息在远离人为影响的环境中。仰韶晚期粟作农业景观的驯化进程促进了动物资源的获取与利用模式的多样化，为大规模的骨器生产提供了更加稳定、易得的原料供给基础。

PART19

报告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杨柳红作了题为《中国北方粟黍农业体系中牛羊饲喂模式的区域性差异》的报告。约4000年前，随着跨欧亚大陆食物全球化的浪潮，外来的牛羊和麦类传入我国北方地区，为粟黍农业带来了新的活力。该研究揭示了先民如何根据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多样的特点，巧妙利用这些新生产力要素，形成了牛羊饲喂的区域性差异。通过分析丰富的C、N稳定同位素数据，得以一窥史前牛羊饲喂方式的真相。研究发现，牛羊因生理和习性差异，对粟黍农业的适应程度不同。从中原到晋中、陕北和晋北等地区，粟黍在牛羊食物中的比重逐渐减少，先商文化区亦呈现相似现象。而在新疆、黄河下游和东北地区，羊受粟黍农业影响较小，牛的影响尚待揭示。甘青地区特定地带的牛羊则显著受粟黍农业影响。距今4000年前后牛羊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要素，与传统粟黍农业和谐共进，增加了物质产出，共同促进了史前中国北方多地区的社会复杂化。

PART20

报告

赤峰学院包雪婷作了题为《黑龙江九间遗址2022年度植物浮选结果与分析》的报告。九间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太阳升镇九间村西南，是一座辽金时期的聚落遗址，其南北宽约200米，东西长约1000米，总面积达20余万平方米。2019年至2023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黑龙江大学考古学系对九间遗址进行了四次深入的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珍贵遗存。在2022年的发掘过程中，共采集了198份土样，并通过浮选成功提取了一大批炭化植物种子。这些种子分为农作物和非农作物两大类，揭示了辽金时期该地区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农作物方面，共发现了3975粒种子，涵盖了粟、黍、大豆、大麻、小麦、荞麦、高粱、红小豆、绿豆、豌豆等多种作物。这些作物的发现表明，九间遗址在辽金时期已经形成了粟黍作物和麦类作物相融合的种植结构。此外，大麻、荞麦、大豆、红小豆、豌豆、绿豆、高粱等作为辅助作物，也展现了该区域农作物种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非农作物方面，则包括狗尾草、野燕麦、稗、藜等典型农田杂草，以及郁李等果类遗存。这些发现不仅提供了关于辽金时期松嫩平原生态环境的宝贵信息，也为研究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视角。此次九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为我们认识和研究辽金时期松嫩平原的生业方式，特别是农作物种植结构方面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这一发现对于揭示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审核|刘海旺

摄影|孙静祎

设计|牛   维

出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邮箱|hnkgyj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