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弗洛里安·比伯（Florian Bieber），格拉茨大学东南欧研究中心（Centre for Southeast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Graz）。

摘要：本文概述了新冠疫情对世界民族主义的影响，其从民族主义是当代世界一种全球性普遍思潮的前提出发，探究了这种排外趋势是否因为此次疫情而得到强化。疫情及政府的应对措施不一定会使得被极右翼政客和观察家所关注的排外民族主义增长。然而，本文所研究的四个方面则有可能受到此次疫情的影响，包括民族主义近期的发展轨迹与其在新冠疫情之前的社会关联性，随着政府中止或减少民主自由与公民自由而兴起的威权主义，对与疫情相关的某些群体的偏见、国家边界与逆全球化，以及恐惧政治（the politics of fear）的兴起。因此，虽然排外民族主义的兴起可能不是此次疫情的必然结果，但它有可能强化先前存在的民族主义趋势。

要词：民族主义；疫情；威权主义

文源：Florian Bieber, “Global Nationalism in Tim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Nationalities Papers, doi:10.1017/nps.2020.35, pp.1-13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44期，总第44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石博华，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审校：梅思源，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九阳，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再审：闫艺林，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编译精选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与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紧急情况。这场数百万人的公共卫生问题带来了人口减少、经济崩溃、边境关闭等种种影响，让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的人口几乎同时被隔离，形成了一段独特的共同经历。

同时，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一股全球民族主义思潮也因此被掀起。从边境的关闭到人民经历的恐惧，国家的这些反应似乎使民族主义更加显著。不过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在无法凭一国之力解决病毒这一共同敌人的情况下，可能促成更大的跨国的团结与合作，即使当前反映的现实并非如此。

当下仍难以明确世界将会迎来“新冠民族主义”（coronationalism）还是全球团结。然而，在人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变化与延续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未来的世界仍将建立在之前的基础上。因此，考虑到排外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早于疫情之前就在世界各地社会与政治辩论中与日俱增，本文将思考，这场疫情本身以及政府的各种应对措施会如何影响民族主义在世界的作用。

二、灾害、疾病与民族主义间的关系

自现代国家兴起以来，全球性的大流行病并不经常出现，因此对公共卫生和疾病的研究很少与民族主义这类社会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例如，1918年至1920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在短短两年内造成世界上1700万至1亿人死亡，却被同时期的一战结束、俄国革命、主要帝国解体等事件所掩盖。

与其他自然灾害一样，疾病首先是对社会的外在冲击，可以引发更大规模的合作，也可能会加剧紧张与冲突。由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造成的自然灾害可以被理解为关键时刻或不确定时刻，这更有可能引起激进的改革，并且在这一时刻选择的体制和政策路径在正常情况下很难改变。此外，这种危机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定的结果。大流行病、自然灾害、重大经济危机、战争或国家崩溃等都可以形成一个关键时刻（即它们既是罕见的，又构成了重大破坏）。“关键时刻”这一概念不仅通常被用于理解体制变革，也可以用来研究更大的社会变革。

因此，为了理解此次疫情产生的结果以及社会和国家对它的反应，本文将会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民族主义近期的发展轨迹与其在新冠疫情之前的社会关联性；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疫情对此关系的影响；疫情如何形成偏见；（暂时的）逆全球化与边境关闭；恐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方能对民族主义如何接受大流行病的左右以及对其做出的回应拥有初步认识。

三、近期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

民族主义具有普遍性，其概念很难通过一个定义来把握。而本文所说的排外民族主义与政治上的极右翼有相当多的重叠之处，通常认为它们在2001年后就进入了政治主流，这不仅使它们的选举支持率上升，还在根本上提高了其重要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重要政治领导人和政党推行排外民族主义政策，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美国优先”纲领，英国脱欧中的“脱欧全民公投”（Vote Leave）运动和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等。此外，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政党也在欧洲大选中获得成功，有时还加入执政联盟并形成政府政策。

排外民族主义除了通过政党向媒体和公民社会传导，还可以反映在被广泛持有的态度及其公开表态里。排外民族主义者借助大众接受的公共话题，如渲染移民和伊斯兰教的威胁来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些在欧洲、美国、印度等地的排外民族主义言论中都可以找到。

极右翼政党的兴起和主流化意味着排外民族主义思想在众多国家变得更加广泛且可以接受，也成功导致了公众辩论的转变，使得关于移民与伊斯兰教威胁等话题的讨论比任何政党或官员的政策与言论都更持久。而与公众辩论转变密切相关的则是国家政策与社会行为，近年来，移民政策变得更加严格，仇恨犯罪与歧视也显著增加。

因此，此次新冠疫情是在世界上主要国家强烈的主流排外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这些早期问题被疫情所掩盖，但其是否会在疫情结束后卷土重来却仍未可知。

四、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与紧急状态

排外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通常是一种共生关系，因为前者包含许多具有强烈威权主义色彩的议题，如集体民族重于个人等。对于威权主义者而言，民族主义往往是一种现成的意识形态，不会对其统治构成挑战，反而可以被用于动员民众对抗政权的挑战者。最后，在全球范围内，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政权也正随着民族主义的壮大而增加，三者一直紧密联系、相辅相成。

近年来，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攻讦了专家的重要性，并使真理的概念相对化。而由于非专家指令对疫情的忽视，或依靠群体免疫不仅未能遏制疫情蔓延反而增加了人类生命的风险，专业人士的专业知识再次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重视，这也意味着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政党将从中受损。与此同时，极右翼的经典话题，如移民和伊斯兰教，也遭受了排挤。

不过，如果就此认为疫情可能推动产生一个由专业知识驱动的政治新时代，那也太为乐观。疫情下的紧急状态是威权主义的一个核心议题，使威权领导人有机会破坏或中止民主体制与制衡机制。如约翰森·怀特（Johnathan White）所说，“在紧急政治这一情况下，背离常规做法的行为都会被特殊对待并合理化为对紧急威胁的必要回应”。由此，威权领导人就能抓住这一机会，加强控制并削弱制衡机制。

虽然威权主义可能因全球疫情而兴盛，但民族主义不必追寻同样的轨迹。事实上，民粹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可能会从移民、恐怖主义或伊斯兰教威胁转向以疫情为借口替非自由和不民主的政策辩护。

五、疾病、民族主义与偏见

自新冠病毒传播以来，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针对华裔的种族歧视都有所增加，这助长了历史上形成的既有的反华与反亚洲的偏见。

而新冠病毒与“他者”之间隐性或显性的联系不仅针对中国人或亚洲人，其他群体也被指责为传播病毒的祸首。这种将少数群体、种族群体和特殊社群与疾病联系起来的模式由来已久。排外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往往将疾病等同于少数群体本身，就如纳粹德国将犹太人比作影响德意志民族身体的疾病。此外，少数群体也常常因为被污蔑为疾病的携带者而被边缘化。这都使得大流行病会对移民等少数群体带来创伤。

有的时候，即使没有明确流行病与边缘群体间的联系，政府的应对措施也会有意或无意地导向歧视。

六、逆全球化与旧疆界

疫情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医疗民族主义”的兴起，即不顾潜在的外部成本和效率，大力支持国家医疗事业优先发展。同时，因为物资短缺与国内的担忧情绪，众多政府还会首先减少国际合作。

此外，世界各地的极右翼或民粹主义政客为应对疫情，纷纷做出临时关闭边境的决定，并以此为他们长期以来强调闭关的立场平反，如美国特朗普总统与3月23日在推特上所说，“这就是我们需要边界的原因！”

相关地，世界各地边境的关闭和外交部撤侨都再次强调了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公民身份的价值已不断变化，这并非遵循传统标准，而是基于国家受到疫情影响的程度。起初，中国和伊朗公民遭到限制，但随着疫情蔓延到欧洲，意大利人的出行也受到了限制。随着边界思想在大陆及全世界范围内再度凸显，公民身份在使人民得以回到祖国的同时也往往置外国人于险境。特别是当公民身份和移民政策趋向更加僵化时，这可能会加剧全球公民身份的不平等。

七、阴谋论与恐惧政治

全球性疫情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恐惧的扩散，全球相当一部分人都真切感受到了对疾病、政府应对措施或经济危机的恐惧，这也是政治选择中一个强大而危险的动机。

极端主义团体则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来散布恐惧和阴谋论。从5G技术传播病毒到将疫情视作政府阴谋的烟雾弹这种传统阴谋论，新冠疫情给这些粗糙的阴谋论提供了燃料，让其由极右翼和激进团体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这些阴谋论会破坏对民主体制的信任，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导致暴力，如印度的宗教骚乱。在一个恐惧和不确定的环境中，阴谋论将更容易获得信众，从而助长了疫情中的上述危机，即极右群体利用此点将少数族群当作替罪羊。

除了为阴谋论提供肥沃土壤外，疫情对心理和经济的影响将加剧恐惧政治（the politics of fear）。个别国家及全球整体经济在疫情后将面临百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考虑到2008至2009年经济危机的政治后果仍未平息且经济危机与民族主义间的联系已有明证，此次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后果很可能会助长排外性民族主义。

八、结语

民族主义已经深深扎根于全球体系和全世界大多数社会，全球新冠疫情和国家应对措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实。这次疫情不会开创一个全球团结的新时代，也不可能摧毁全球化所创造的网络。因此，一个拥有更强势边境的后疫情世界似乎不太可能，但向所有公民开放封闭的边境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此次疫情造成的恐惧与偏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并影响到后疫情世界。在寻找替罪羊的过程中，少数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更可能会受到伤害，成为被排斥的对象。过去十年是一个焦虑的时代，2008年后的经济不确定性、关于移民是一种威胁的说法，以及如今的疫情都促成了一种不确定和恐惧的社会环境，这更有可能强化排他性的民族主义。

最后，政府就此次疫情的应对措施有可能使脆弱的民主国家变成富有竞争性的威权政体。这类威权政体可能一开始会借疫情论证限制政策的合理性，而之后它们很可能转而将排外民族主义合法化为一种核心意识形态以维持权力。

译者评述

本文聚焦新冠疫情大流行下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与各国政府、政党、民众及其他政治势力的互动。在当今世界，民族主义已成为全球性的普遍思潮，而这场全球疫情也给民族主义思潮带来了十分显著的影响。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在紧急状态下大举抬头，而作为“他者”的少数族裔也成为了疫情下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受害者。“新冠民族主义”还是全球团结，成为了疫情下和疫情过后的世界的核心问题。

本文通过对威权主义、偏见、逆全球化和恐惧政治这四个角度的分析，阐明了疫情背景下排外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疫情前民族主义思潮及此次疫情的关联性，并预测其将会强化先前存在的民族主义动态。本文断定，民族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深深扎根于大多数社会，世界范围的新冠疫情和各国的应对措施虽然一方面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但另一方面也不会导致最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化成果毁于一旦。

就威权主义而言，本文认为，一些脆弱的民主国家将因疫情的原因逐步转变为竞争性的威权政体，而民族主义将成为这类整体试图推销其合理性并塑造其维护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同时，本文预测，疫情造成的恐惧与偏见有极大可能持续地并影响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各国。在2008年以来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时代背景下，疫情将会进一步强化排他性的民族主义，使少数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变得更加脆弱，成为民族主义的替罪羊。

总之，本文以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和排外民族主义的兴起为背景，通过考察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及其与民族主义的互动，为新冠疫情与全球民族主义浪潮的关系这一学术前沿问题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见解，不仅对政治学研究有所裨益，也对各国政府应对疫情之下产生的民族主义浪潮起到了启发式的作用。

问题互动

问题1、本文在疫情是否会助长全球民族主义浪潮这一问题上提出了两个不同观点，对此你怎么认为？

问题2、本文认为新冠疫情会在全球民族主义发展轨迹、威权主义、歧视、逆全球化与恐惧政治方面对未来产生影响，你能否提出新冠疫情对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其他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