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代表作有《霸权之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权力与相互依赖》（与约瑟夫·奈合著）等，他曾任《国际组织》期刊编辑、国际研究协会和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现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哲学学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
摘要：迈克尔·祖恩（Michael Zürn）的著作《全球治理理论》（A 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是一部重要的理论陈述。本文第一部分总结了祖恩的论点，指出他的全球政治范式（Global Politics Paradigm）认为争论内生于反身性权威关系中的困境和矛盾。他主张，在充满民主价值观的世界中，权威性国际制度很难维持其自身的合法性。第二部分系统地比较了祖恩的全球政治范式、现实主义和合作理论，认为这三种范式有着不同的范围条件（scope condition），因此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第三部分质疑了祖恩的论点与当今现实之间的相关性。大国冲突和前民主国家中的威权民粹主义给多边主义和全球制度带来了比祖恩所说的合法性赤字更严重的生存性威胁。
要词：全球治理；国际制度；建构主义；现实主义；合作理论
文源：Keohane, R. O. 2021. “The global politics paradigm: guide to the future or only the recent past?”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13, pp.112–121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115期，总第115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蔡思怡，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审校：黎开朗，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再审：王雪，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副主编，现就读于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编译精选
在《全球治理理论》一书中，迈克尔·祖恩发展出了一种复杂且深入的理论，我将其称之为争论内生理论（a theory of endogenous contestation）。该理论认为制度的争论产生于其相当大的权威和薄弱的合法性的结合。它强调政治中观念的作用和社会行为体重新想象和建构社会现实的方法，这使得它被归类为建构主义。出于它的复杂精妙和所涉及的范围，《全球治理理论》一书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重要贡献。
但是，在本篇评论的第二部分，我认为祖恩教授对其“全球政治范式”的范围条件缺乏关注。他的理论与现实主义理论和合作理论有着不同的范围条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理论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在第三部分，我概述了当今世界政治中正在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从而观察它们是如何影响每个范式的现实相关性的。
一、迈克尔·祖恩的全球治理理论
祖恩的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区别于权力（power）的权威（authority）。继亚里士多德和韦伯之后，祖恩将权威与权力区分开来。对于他来说，权威以“作为一种权力形式的遵从”（deference as a form of power）为中心内容。在权威性关系中，诱使A遵从B的关键不是强制和劝说。相反，A遵从B是因为A相信B的品质或因为A与B之间的适当关系。祖恩认为，国家通常服从国际组织。[1]
在世界政治中，各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为什么国家还会遵守国际组织的规则或听从指令呢？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既无法强迫国家服从他们，也不能行使传统型或个人魅力型权威。祖恩对此的回答围绕着反身性权威（reflexive authority）的思想。反身性政治权威发出的是请求（request），而不是命令（order）。国家遵守这些请求“是因为他们认为该权威正提供良好的服务，而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有强烈的服从的义务。”
价值观是这一遵从理论的核心。根据祖恩的理论，遵守这些规则的倾向来源于对全球治理三原则的广泛认同。第一，假定存在着共同利益；第二，认同个人享有权利；第三，相信国际权威可以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
在祖恩的理论中，国际制度的权威最终依靠遵从者的价值观。如果国际制度 的遵从者是由受公众支持的人领导、持有普世价值观的民主国家，他们就会在实质性问题上接受国际组织的权威，因为他们会认同共同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存在，认同主权不能凌驾于全球福利之上。然而，祖恩担忧国家可能会在程序性问题上抵制国际权威。
在祖恩的理论中，“政治化”和制度丧失合法性的驱动因素是全球民主价值观和国际制度实践之间的矛盾。国际制度实践未能达到民主标准时，国际制度就不会被视为具有合法性。他声称，当今全球治理体系的特征内生于对国际权威的争论。制度化权威正遭受合法性赤字。它不能依靠民主的合法性，因为国际组织并不民主；显然它也不能依靠传统的合法性来源或民族主义。因此，国际权威依靠的是相对薄弱的合法性基础和技术官僚型能力。正是制度化权威在全球治理层面上的成功本身带来了合法性挑战。
祖恩通过以下几个步骤阐述了他的论点。在第五章，他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崛起”做出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解释。他声称，在20世纪90年代，嵌入于全球制度中的规范性原则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并授予这些制度更多权威。从世贸组织到经合组织或欧盟，随着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服从，这些专业型制度的政治和认知合法性不断提升。各国还建立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和侵犯人权问题的新制度——比如京都议定书和国际刑事法院。祖恩通过图表在设定议程、解释规范和制定规则等多个维度显示了1920年至2015年间制度化政治权威的增长。但是，祖恩过多地关注过程而不是有效性，这使得制度化提升的意义模糊不清。
这些全球权威制度虽然等级分明，但联系松散，缺乏明确的权力分立界限，而不像国家民主制度。祖恩认为，随着时间流逝，它们对新自由主义的信奉将削弱他们的权威。对它们决议的争论将导致制度化权威的政治化。祖恩关注的不满意的行为体想要改革而不是废除这些制度。然而，对体系内主权的保护限制了崛起国扰乱这些制度的意愿。
祖恩讨论了深化全球治理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权利伸张的合法性挑战导致了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和联合国的改革。对祖恩来说，全球治理的核心政治进程围绕着对国际组织合法性的挑战、政治化和或成或败的改革的尝试。与建构主义理论相一致，他认为争论通常导致深化规范的辩论过程。
二、世界政治理论的范围条件
在世界政治的研究中，祖恩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全球政治范式”的新范式。他声称，全球政治范式既“补充”了无政府状态范式下的合作，也超越了无政府状态范式。祖恩认为他的理论区别于无政府状态范式下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合作理论，因为他的理论认为争论内生于反身性权威关系中的困境与矛盾。在反身性权威关系中，那些被期望遵从权威的行为体可以质疑它。相反，现实主义和合作理论更依赖物质权力的分配、资源的分配性冲突，并试图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或搭便车问题。每个范式都有它自己的内部逻辑，这三种范式的支持者都能指出世界政治历史上一些符合其假设并支持其推论的情况。对于学习当代世界政治的学生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确定各个理论与当今时代的相关性，即我们需要辨认各个理论的范围条件，并评估他们与当今条件状况之间的关联。
对于现实主义来说，尽管战争破坏性强，世界政治的关键难题仍是战争的复发或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现实主义指向各独立国家间利益的冲突，但这种解释并不充分，因为战争会破坏价值并通常会损害国家利益。因此，老练的现实主义者强调无政府环境中做出可置信承诺和可置信威胁的不确定性和固有困难。可信度问题产生了考验可信度的危险战略，而这可能导致错误知觉和冲突螺旋。
现实主义者也有关于变化的理论。罗伯特·吉尔平的著名论断是，有利于挑战者的权力转移会动摇世界政治。不断被削弱的霸权寻求继续维持他们创建的有利于自身的秩序，同时崛起国寻求颠覆这种秩序，并最终用自己的规则、规范、惯例和制度替代它。根据这种“霸权稳定论”，霸权战争频繁发生。
合作理论发现和解决的是另一种难题：为什么世界政治中存在实质性的制度化合作？制度又如何便利这种合作？合作理论从与现实主义相同的假定出发，即纷争而不是合作是世界政治的默认状态，并且“合作不应该被看作是冲突的缺席，而是对冲突或潜在冲突的反应”。合作理论也和现实主义有着相同的博弈论视角。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合作理论考察存在帕累托改进合作的机会时的情况。
在这种视野下，合作源于包含了互惠的博弈，其自身就暗含威胁或实际冲突。正如祖恩在引言中所说的，他的雄心是推翻制度主义和对世界政治的合作解读之间看似不可打破的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2]。由于合作理论不考虑和谐状态，并坚定地把它的分析嵌入了纷争的概念，这一雄心显得有些奇怪。
现实主义寻求解释存在严重不确定性情况下各国对彼此的行为。它关键的条件范围是各国国家利益相互冲突，且处于或接近于零和状态，因此几乎不存在持续合作或制度化合作的空间。合作理论则相反，其与现实最相关的情况是不确定性较低、潜在伙伴带来的安全威胁相对较小和从合作中能获得的长期共同收益可能存在。
现实主义和合作理论的范围条件几乎是镜像的。认为一个人在理论层次上必须在现实主义理论和合作理论间做出一个选择的观念是错误的。相关的选择不是在抽象的和程式化的理论之间，而是在它们对给定历史条件的适用性之间。当国家领导人相互惧怕，只在经济和军事优势中寻找安全时，现实主义的预测将更接近现实。相反，当处于“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时，军事力量扮演次要角色，国家追求绝对而非相对经济收益时，合作理论将提供一个更好的分析框架。
迈克尔·祖恩的全球治理理论雄心勃勃，因为他寻求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释制度化权威、不断增多的争论和对这种争论的限制，像在建构主义理论中一样，强调价值和叙事。其理论的范围条件包含国际制度有着相当大权威的假定。除了必须有帕累托改进合作的潜力（就像在合作理论中那样），还必须存在制度化合作。弱权威的制度不足以产生祖恩的全球治理理论企图解释的争论。
三、理论的现实相关性：鉴于剧烈变革
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有范围条件。只有当现实世界条件符合该理论的范围条件时，社会科学理论才有现实相关性。要想理解本文考虑的三种范式的现实相关性，就需要知道当今世界是如何变化的。现实主义重点关注大国竞争，这使它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活跃的主体地位，而如今它显然又具备了现实相关性。要想理解全球争论，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现实主义——发展出一种新的“修正后的结构现实主义”。
合作理论长期与跨国关系、相互依赖联系在一起，或用当代的术语来说，与全球化（社会间政治、社会和经济联系的加强）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强烈的上升趋势相当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这种趋势在经济全球化上体现为贸易、对外投资和合作价值链等网络的巨大增长；在政治全球化上体现为政府间组织数量和规模的增加。移民问题非常严重，但很少成为足以引发政党重组的重要政治问题。此外，由于美国在战略和经济上都处于主导地位，大国之间的权力冲突得到了遏制。总之，全球化似乎由此产生了促进制度化合作的正和博弈。不出所料，合作理论似乎解释了能观察到的许多国际政治活动。
2000年以来，世界不断变化，挑战了合作理论。其中一项发展就是国际机制的日益分裂和世界政治中所谓的“复杂性”的增长。给合作理论带来更大挑战的是，2000年左右，世界政治中政府间组织在数量上的稳定增长停滞了。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及此后，还出现了两项异常的发展。这场危机导致了全球贸易的急剧缩减，并导致了更谨慎的金融一体化。在政治领域，这戏剧性地证明了尼科尔·德特尔霍夫（Nicole Deitelhoff）和克里斯托弗·达斯（Christopher Daase）所称的“规则”的运作，因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可以无限量地印刷美元，并完全自由地分配它们，从而成为世界各地经济体命运的仲裁者。要想解释这些发展变化，需要一种金融危机理论和一种霸权国家运用金融权力的理论。
在第七章中，祖恩讨论了崛起国对现行国际制度的挑战，称这个过程为“反制度化”。对于祖恩来说，这些挑战是多边机构的决策程序和惯例所固有的，它们面临着制度化的不平等。实际上，这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权威是很难被崛起国挑战的。
世界政治中的其他变化也挑战了合作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的共同假设。合作理论和祖恩的全球治理范式都没有预测到英国脱欧。这一事件似乎是由民族主义、对外国人的恐惧和维持主权控制的愿望推动的，而不是由对从经济一体化中获得的经济和政治收益与损失的计算推动的。很少有建构主义者能够预测到这种恶性的价值观转变，但建构主义至少关注了价值和诠释——这似乎是当代民粹主义的核心。
正如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指出的，祖恩对反身性权威和合法性的解释的运用有着高要求的条件，因为它建立在全球治理三原则根深蒂固并得到广泛认同的假定之上。不幸的是，反民主情绪在当今世界十分强烈，削弱了祖恩对于民主价值观得到广泛认同的假定。同时，民粹主义者将国家主权置于国际规范之上。换句话说，他们对祖恩全球治理理论的三大原则都持反对意见。
独裁主义和民粹主义机制产生的敌意比祖恩关注的对国际制度的批评更加强烈，也更具危险性。祖恩回顾了1999年在西雅图爆发的反对世贸组织的示威。这些示威是由一些认为国际组织不合法的团体组织的，因为他们认为国际组织没有遵从世界主义或平等主义原则。他批评国际制度处理左派对合法性的担忧的做法。然而，今天更强大的威胁来自民粹主义右翼，不是来自希望更多参与全球治理的世界主义者，而是来自民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民粹主义，他们尤其被对移民的反对和恐惧所煽动。
在某种程度上，全球政治范式似乎陷入了1990年后的20或25年的“泡沫”中，在这一阶段，大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已经消失，民主国家内部的公民社会中产生了许多争论。在这一国际合作的全盛期，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些趋势只会更加增强，民主甚至会遍布全球。然而，事实证明，这一阶段是罕见的。本世纪中发生的大事并没有朝着民主和世界主义的方向发展。祖恩的全球治理理论将会很好地指导一个基于自由民主原则的权威性国际组织的世界，但它似乎对于理解我们当今的政治困境没有什么帮助。
译者评述
本文是基欧汉给迈克尔·祖恩的《全球治理理论》一书写的书评。祖恩在该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范式——全球政治范式，认为当前世界全球治理中的争论内生于国际制度的高权威和低合法性之间的矛盾。祖恩的理论指出，各国愿意遵从国际组织是因为它们认同这样的价值观：存在共同利益、个人享有权利且国际组织能凌驾于权威之上（全球治理三原则），而不是因为它们能从国际组织中索取多少好处。祖恩认为国际制度权威的来源是国家的遵从（一种反身性权威）；国际制度合法性的来源是民主价值和技术能力（因为它的合法性无法依靠传统合法性来源和民族主义）。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遵从国际制度（组织），国际制度的权威不断提升，但由于国际制度的实践没有达到民主标准，国际制度的合法性比较薄弱，这导致合法性赤字问题更加明显。出于祖恩的这一理论对观念和塑造的重视，基欧汉将这一理论分类到建构主义范式之下。
基欧汉指出祖恩对理论的范围条件缺乏关注，这多少解释了祖恩理论中那些令人困惑的地方。该理论的范围条件要求相当高，即上述全球治理三原则已经在全球得到了广泛认可，国家遵从国际组织不是因为利益而是因为价值观，这一范围条件使得该理论与当今世界政治缺乏现实相关性，即无法很好地解释当今世界政治。但是，祖恩又将该理论应用于对当今现实的解释，而不是将其当作一种可能的理想状态。这导致他在解释国际制度权威和合法性来源时经常一不留神就混淆了理论的范围条件和现实的条件。例如，该理论认为“国家出于价值观认同遵守国际制度”且“国家遵从国际制度”，但“当今国际制度实践不符合民主标准”，由此出现了合法性赤字和世界政治中的争论。然而，这一逻辑链条中，第一个短句是理论的范围条件，第二三短句是现实条件，出现了理论与现实的不适配。事实上，当前“全球治理三原则”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国家遵从国际制度也并非完全出于价值观的认同，还有国家形象和提升软实力等考量。简而言之，祖恩的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当今世界政治中的争论。
根据基欧汉的观点，祖恩的理论的现实相关性较弱并不代表它就是错误的，正如现实主义在1990年之后的20年或25年也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但如今现实主义似乎又重新得势。由于社会科学理论存在范围条件，我们并非要彻底地在各个理论中做出一个抉择，而应该评估各个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相关性，辨认出这些理论各自的适用范围。基欧汉有关现实相关性的观点很有意义，但在我看来，除了现实相关性问题，祖恩的理论中还存在很多令人困惑的地方，例如其对“政治化”的解释似乎缺乏逻辑。此外，当世界政治发展符合祖恩的理论的范围条件时，祖恩所提及的国际政治争论和合法性赤字问题或许也已经发生了改变。最后，由于祖恩提出该理论的本意就是解释当今现实，其勃勃雄心不可不称之为失败。
注释
[1]为避免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概念混乱，本文统一将原文中的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译为国际制度而非国际机构，只有当原文中出现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时才译为国际组织——译者注
[2]选择性亲和是一种化学关系的隐喻，来源于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这种关系不同于直接的因果关系。韦伯在书中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学者沃纳·斯塔克（Werner Stark）将其定义为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为对方创造条件、在历史中找到对方进而结合的交互关系。——译者注
问题互动
问题1、您认为当今最具现实相关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是什么？并说明理由。
问题2、您认可基欧汉对祖恩的理论的批评吗？您如何评价祖恩的全球治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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