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古开天创世，伏羲“一画开天”，中华文明肇始

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伏羲“一画开天”，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经历了神创世界，女娲造人、伏羲女娲成婚，伏羲开启人类文明四件事。盘古开天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人从混沌的世界中走出禁锢的蛋壳，立于天地之间，人摆脱了混沌束缚，成为天地之间“独立的存在”。盘古生其中，放眼天地间，感觉只有自己一人，倍感孤独，于是身化山川云气、日月万物，用自己伟大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创造了我们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女娲造人，女娲造人实际上是仿照着自己和师兄陆吾造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女娲就造了男人和女人，他用手造的人都给他们口吹了仙气，可以说都是充满智慧和能力的高贵的人，也就是说具有神人兼具的智慧能力特点；

后来她自己亲自造人感觉累了，用柳枝沾着泥土造的人，估计有些或者大部分是没有得到女娲仙气的人，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普通人。这些人女娲统统给他们取名叫“人”。无论手捏的人还是柳枝条沾水沾泥甩出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女娲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女娲疼爱他们，喜欢他们，也希望他们过得快乐，或许女娲压根也没有压制和限制他们自由的意思。这时候的人，应该是最自由、也是最洒脱自然的一群人，或许这就是“原始人”的来历吧。

伏羲一画开天 为天地定位

后来，不知什么缘故，一场大洪水毁灭了人类，只剩下了伏羲女娲兄妹二人，或许女娲经历过有人相伴的快乐和美好吧，为了繁衍延续人类，女娲和伏羲决定听从天意两人成婚，结果天随人愿，两股烟合在一起，两人就决定顺天而为结成夫妻，并制定俪皮为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估计当时伏羲和女娲根据男女体力和生理特点也有家庭分工，那就是“女主内在家照料家庭孩子、男主外在外面狩猎捕鱼采集野果供给家用”，社会治理也从此由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男系氏族制度。这该是我国古代男女社会的一次家庭、社会大分工。

伏羲“一画开天”，是长期观察、体验、总结人生思考的结果，“一画开天”之后，伏羲成为“人类智慧第一人”，伏羲的智慧也被瞬间打开，全面认识到人在天地间的中心位置，产生了“中”的地理和心理概念，辨别辨认出了东西南北四方八荒，从而创造了先天“八卦”，为后世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老子形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观”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和理论基础。

二、炎黄顺天而治王道乐土，“垂衣裳而天下治”

我们都知道，炎黄时期也有部落兼并和战争，但是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那时候的人们生活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易·系辞下》曾记载“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说上古黄帝等先王以上衣下裳和衣裳的长度为代表、依据“上天垂象”自然规律，制作礼仪制度，使用“王道”垂范、规范天下精英和民众，开启了“王道”用于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伟大创举。

“王道”遵循“天道”，实践效果如何呢？《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这首出自先秦时期的《击壤歌》原文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文中主要描绘了上古尧时期人们自食其力、农耕文化下“太平盛世”，可以作为那时候人们自由生活的佐证。也可以说黄帝和尧舜，作为三代帝王通过“顺天为、顺天而治”，是创造和实现了一个伟大的“王道乐土”的盛世社会的。

绝天地通

三、颛顼“绝天地通”，物理隔绝神人界限

根据神话传说记载，炎帝、黄帝、颛顼等时期的人物，都有超人的智慧和超凡的能力，他们统治的时期也通常被人们称为是“神人”共治的时代，也就是说“神道”与“王道”并行的时代。据说在黄帝的孙子颛顼时期，神与人之间的界限还都不是特别明晰，西方昆仑山上有“通天云梯”、都广之野有“建木”，参天连地，不仅众神可以山下来往天庭人间，人类中具有广大智慧的巫师也可以时常有机会通达天庭，“神道”对颛顼的帝王统治的“王道”造成干扰，于是颛顼就命令自己的孙子重和黎“绝天地通”，重新确立神、人界限，禁止神、人自由通达天地，并派重和黎严格监管。这也就从地理上断绝了神、人的来往，当然人类再想从“神”那里获得“智慧”和“神力”也就变得格外艰难。当然这对后来尧舜禹实行人类“王道治理”也打开了社会治理的大门。

姜子牙封神

四、姜子牙“封神”，人际关系上隔绝神人界限

姜子牙“封神”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大事件。姜子牙奉元始天尊之命封神，等于给神建立了一个“神明录”，将365位正神各自分配在不同的神位上，重构了一个庞大而有序的神谱体系，让他们按照各自职责、各司其职，分管天地事务，不得随意擅自干涉干扰天地秩序，自觉维护天地之间的平衡与稳定。姜子牙封神，不仅从岗位和人际关系上隔绝了神、人界限，同时也为强化周朝天命色彩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为后世“君权神授”提供了“君治”思想理论基础。从姜子牙封神后，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治理的“君治、人治”色彩也变得越来越浓。可以说姜子牙封神，真正开始了社会“人治”的先声。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中央集权制、地方郡县制，以及后来汉朝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周文王演周易

五、周文王演《周易》，再次打通神人通道

如果说西周之前的社会还是“神、人共治”的话，颛顼“绝天地通”和姜子牙封神后，神、人从地理界限、到岗位人际关系上，都很难再实现“神人相通、神人共通”，那么社会就继续一套适合人类社会、不受神干扰的社会治理系统。这样完成这个伟大任务的的人，就历史地落在了周文王的身上。周文王“拘而演周易”，他用自己的智慧思考人类面临的社会困境，从而研究出了“后天八卦”，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周易》。周文王结合自己的困境和人生理想，参演伏羲的“先天八卦”，终于发现了天地日月运行、春先秋冬、周而复始、永恒不息、螺旋上升的规律，发现在时空的变化转换中，人类可以选择抓住机遇机会，趋利避害做好选择，就可以突破困境，从而创作了《周易》，是继伏羲之后，成为第二个开启人类自主思考思维大门的人。

周文王创作《周易》实际上等于说，周文王又凭借着超人的智慧开启了“人通天道”的“大道”，为人类智力发展悄悄寻找和打开了一扇通往“神道智慧”的大门。

周公制礼

六、周公旦制礼作乐，通过《周易》下载保存了周礼系统

周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周武王去世后他辅佐周成王摄政六年，为保障周朝长治久安，他以研究《周易》为基础，以一己之力制礼作乐，承担和完成了中国文明和文化史上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那就是建立了西周的“礼乐制度”，也可以说是周公旦从其父亲周文王的《周易》那里下载给我们留存了一套“周礼系统”。他以“礼”别贵贱，建立了西周宗法制度，明晰了宗族内部关系，确立了嫡长子王位继承制；以“分封制”明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他以“乐”促和谐，通过音乐舞蹈安抚安定人心，通过教化融化促进社会人心和谐；以“礼序乾坤、乐和天地”为目标目的，以确保周朝统治实现长治久安。

事实证明，周朝以800年的江山稳固，也确实证明了周公礼仪这套系统，确实对社会稳定和谐具有巨大作用。后来周礼备受儒家如孔子、孟子等推崇，在中国文化史上一直发挥着持久而伟大的生命力。

七、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维思想根法《易经》，中华文明大爆发

周朝分西周和东周，西周王权巩固，东周宗族内部和各地封侯之间斗争加剧，在执行周礼方面变得明显弱化，宗族夺位与诸侯僭越现象也时常出现。周礼系统的“失灵”，引发人类开启了“私欲”的闸门，争权夺利，到战国时期最终导致“礼乐崩坏”，引发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割据统治的分离局面。

展读历史，不由感叹：上天真的非常眷顾我们中华民族，每到历史重大重要节点，总会出现光辉灿烂的伟大人物，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光明和希望。春秋战国，就是一个群星灿烂的伟大时代。

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孙武、邹衍、张仪、李斯等一大批代表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思想的伟大人物，从各自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出发，发表观点，著书立说，虽然浓墨重彩地渲染和照亮了整个春秋战国的天空，中华文明在东周王权式微和《易经》《周易》的濡养下，各种思潮“竞相根法”，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宏大场面，在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学等领域，都爆发出强大的生命活力，但从孔子所说的“诚意正心”上来说，大多都带有“失道兴术”的“私利”和“功利”思想，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是造成“王道衰微”的原因。

八、孔子崇礼，规范了周礼，使周礼成为一种社会规范

大道失，王道衰；王道衰，有大伪。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他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也是一位伟大的人性大师，更是一位伟大的社会秩序构建者和规范者。看到王道衰微，法术并起，给社会带来严重不稳。孔子开始从以前的重视“王道礼乐治理”、开始转向重视“人道治理”，主张实行“贤人政治、贤人治理”社会模式。

所以孔子政治上他推崇周礼，主张“克己复礼”，文化上他发现“学而知之”伟大秘密，开创私学广收门徒，传授文化知识，使得“官学下移”民间，极大推动了中华文明传播。个人修养上，他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目标，他以“仁义礼智信”为切点为中国人制定了道德规范，将周礼固化为中华民族修身养性、培养“文质彬彬、儒雅君子”的范模，他主张人人修君子、社会实行“贤良治国”，把“王道治理”推向“以德修人、以德治国”，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确定各有规范、各自做好自己，层层示范，层层规范，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向前发展，为中国的社会治理和加强个人修养，都提供了典范和样本。

九、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朝“独尊儒术”，文明之花凋零

不得不说，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千古一帝，他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实行人同伦、车同轨，建立中央集权制、地方郡县制，北修长城据匈奴，南征吴越拓边疆，修直道建水渠交通全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也“焚书坑儒”，焚毁了除医书等之外的诸子百家中很多有政治、哲学、科学等有关的大量文化典籍，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产生了巨大破坏。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有利于“大一统”思想和汉民族形成，但确确实实也限制了中国人思维领域、思想方向和文化发展的广度和力度。

秦汉两朝的做法，重在巩固王权统治，却也在有意无意中摧残了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各领域和科技发展发面，确实也造成了重大影响，或许也就是从秦汉开始，中华文明之花开放的就不如先秦之前那么辉煌、那么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