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庆的中医生命文化及其当代价值》徐可——044号—

端午节庆的中医生命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文/ 徐可

摘要：端午节庆包含着先民对生命的崇拜。端午民俗起源于巫术和驱灾辟邪，其仪式具有超自然的“原始之魅”；这也是中医生命文化的滥觞。自唐宋代以后，端午中医偏方中的巫术性和宗教性持续淡化，呈现出世俗化的“祛魅”进程。现代社会中，端午节庆的生活性、实用性、娱乐性、功能性因素日益增强，体现为中西医的争辩之中。当代“中医生命文化复魅”的社会诉求日益加强。因而应重视端午节庆所蕴含的生命抗争意志的文化基因，从而生成当代“不求神求诸己”的生命文化魅力与当代价值；构筑中医文化自信的底层基础。

关键词：端午节生命文化祛魅与复魅

一、生命的原魅：端午节庆的早期起源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文明源流中创造了自己的节日与节庆，也成为文化基因的考证线索，而端午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如果说清明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敬畏意识，那么端午则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抗争意识；但两者的共同起源都是对生命神圣性的崇拜，构成了原始的生命之魅。

端午起源有着丰富的文献内容，晋书《风土记》中的记载“端者，始也，正也。五日午时为正中节，故作种种物避邪恶”，人们据此对端午进行源头解析，进而由官媒广为传播，成为定论。辟邪禳灾是远古巫术的主题，而端午习俗与巫术、原始宗教和阴阳五行密不可分，充斥着对超自然力量和神仙的膜拜和信仰，从而被赋予了原始的生命之魅。

从端午节庆的发生机制看，首先，这体现了原始思维对时间过程的“流变性”的反应。节日具有周期的节律性，也可以理解为“时间绵延”的符号与标志，其所表达的时间是存储于人类记忆芯片的“周期过程”。例如，五月正是春夏之交，这与后来的“五行学说”相勾连，也即“五，五行也，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

这一点历来被端午研究所重视。例如，闻一多认为：“一方面，龙的数即是五，所以在图腾社会的背景之下‘五’便成为一个神圣个数，发展成为五行思想：一方面，作为四龙之长的中央共主是第五条龙，所以‘第五’便成为一个神圣的号数，至今还流行的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便是那观念的一个明证。”

其次，端午节庆还具有内容上的“超凡性”。在中国的农耕文明形成中，自然节律的周期更替不仅决定着农业生产，也决定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岁时节日”。而五月是春夏之交的季节，正是这交接与转换中，端午节逐步从“超凡性”过渡到“神圣性”。

在这一过渡中，“龙”作为图腾符号就成为端午的重要标识。闻一多在抗战时期写就出了《端午考》《屈原问题》和《端午的历史教育》等系列文章，旨在论证中华文明的先进性与神圣性，从而以“文化自信”来唤起抗战决心。当代学者也倾向认为“龙神信仰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信仰要素，它贯穿了端午民俗自起源以来的整个历程，并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正是这一信仰基础，实现了端午民俗潜在地与整个中华民族对龙的特殊信仰的统一。”

由此可见，以端午源自于早期先民的生命崇拜为主要内容的“神话—巫术”体系，在漫长的农耕文明过程中被赋予了超自然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并于“五行”相附会，深刻影响到了封建时期的礼仪、礼制和礼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端午传统可谓是中华生命文化的魅力之源。

二、生命的抗争意识：端午节庆的历史流变

端午节庆具有在文化分析上的元构性、在时间过程上的初始性、在价值体系上的超凡性；这些也都是其“原始之魅”在不同维度的折射。但是端午“原始生命之魅”的混沌性和神秘性，在历史演化中逐步地方化、生活化和实用化，越来越凸显其娱乐性、功能性和审美性；呈现出中国式的“祛魅过程”。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以“祛魅”来解读现代性社会所赖以生成的科学理性与市场理性的兴起，“祛魅”也即摈弃所有的“用于拯救的巫术手段”[]P(222)。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

而从端午节庆的习俗变迁来看，这种“祛魅”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就始终在发生着。例如闻一多就认为“端午节逐步成为吴越地区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是祭祀仪式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P(144)。这种“半宗教半社会”本身就是“祛魅”过程中的过渡环节。

（一）生命的抗争意识：“竞舟、采药”的文化解读

分析端午习俗的历史变迁过程，可以尝试探索“祛魅”的精神脉络与发生机制。端午“祛魅”的一个表现，就是由“禁忌避讳”转向“药物医疗”。《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在古代，“夏至”是传说中的死神诞辰或下界日，因而也是“恶月、毒月、死月”；由此产生了于五月五日“艾草驱邪”的民风习俗，成为端午采药的风俗起源，《荆楚岁时记》中关于端午记载有“是日，竞渡，采杂药”[]P(92)。八十多年前，江绍原刊发《端午竞渡的本意》一文，旨在说明龙舟竞渡习俗最初为古代先民祓除不详的一种公共卫生法术活动，而这种“法术”逐步演变成为“采药”习俗。其实，在“竞渡”与“采药”的习俗中隐含着强大的“生命意志”与“抗争意识”，不仅表现为生殖繁衍，更直观地表现为恶劣条件下的求生意志。

战争与灾害频仍，人们因而非常崇拜具有牺牲精神的悲剧式英雄人物。屈原作为端午节的祭拜角色，早在唐代《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皆汩罗之遗风也。” 据考证，端午节在唐代公务人员还放假一天[]P(8-12)，已经由地方习俗上升为国家制度。

新文化运动时期，西风东渐。有人批评中国的审美意识中偏好“大团圆”，缺乏西方那样的“悲剧审美”意识；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从端午习俗源起的悲剧人物与抗争意识来看，中国始终具有忧患意识和“不求神而求诸己”的奋斗精神，这恰恰也是“祛魅”的内生性的精神力量，以现实的人的魅力取代了超凡的神的魅力。从韦伯的视角看，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逐步祛除巫术和魔法等主观臆想因素，意味着“人”与“神”的主仆关系发生了倒转，这是近代理性乃至近代科学产生的前提。韦伯认为：“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起作用……而这比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3]P(136)

（二）世俗生活的审美：宋词与明清小说的世俗化

从世俗日常生活角度看，“祛魅”的途径还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市井艺术”。例如我国宋代，随着城市经济与市井文化的繁荣，端午风俗开始大众化、游戏化、娱乐化。

北宋时期，中医药文化包含清毒辟邪内涵的“五色缕”已经成为端午的艺术符号，如杨无咎《齐天乐·端午》“更钗凫朱符，臂缠红缕”，史浩《花心动》“把玉腕、彩丝双结”等等。在儒家知识分子眼中，端午还因屈原而被赋予为深厚的“集体生命”的民族情感。例如苏东坡《六幺令·天中节》中不仅描述了端午习俗，而且还借屈原抒发了历史情怀。

及至明清时期，端午节的中医文化已经融入人情往还的世俗惯习了。例如《金瓶梅》第二十四回：“这日是端阳佳节，他也无心去游戏，衷心忖道: 我到老铁家去。今日大节下，他必定在家。”可见，端午被视作“大节”，也是亲朋好友相互往还的社交时机。由此可见，“祛魅”就是世界的世俗化和理性化发展过程，这是人们认知视角的转变、价值依据的置换和社会秩序的重构。从端午习俗演变来看，汉唐时期以“英雄崇拜”置换“神灵膜拜”，以“采药施治”代替“驱邪避灾”。到了宋代的端午节庆生活日常审美化，更是一种艺术化的“祛魅”方式；而到了明清时期，端午已经成为人际交往的惯例，这种“世俗化”进程也标志着端午“祛魅”的不同历史阶段。

三、“复魅”：端午节庆的当代价值与生命活力

随着现代社会“祛魅”的完成，科学理性也越来越混同于“工具理性”“市场功利”和“实用主义”，人们逐渐感到了物质富裕条件下的“精神无所皈依的迷茫”。

正如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所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最高贵的终极价值观，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进入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3]P(151)因此，当代人们不满意理性启蒙所造成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缺失，又兴起“复魅”的社会思潮与动向。当然，这绝非要恢复巫术和神秘法力，而是对当下“科学主义”“工具价值”“市场功利”和“内卷竞争”的一种抗拒，试图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到精神慰籍、审美价值，从而实现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近年来，我国重视传统文化振兴，其战略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要恢复传统文化中的“神圣性”，这在端午节庆上也有所体现，更是体现在近代理性审视下的中医与西医的争辩。端午节气的中医文化众多，民间偏方资源富集；2009年9月，与端午节一并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项目。2016年5月，国务院批准端午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家制度从顶层设计上对端午节的正式承认。而屈原是儒家精神的文化符号，具有维护“大一统”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其志洁，其行廉”和“忠君爱国之诚心”等思想内核，是当代家国情怀的经典样式。许多中医专家在端午节期间推出许多汤剂，就是沿用了这一传统。

四、中医生命文化“复魅”的当代价值

当前，全国各地的非遗文化振兴和非遗项目建设方兴未艾，这在某种程度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复魅”趋势。非遗中医生命文化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与表演艺术”“社会风俗与礼仪节庆”“对自然界和宇宙的认知与实践”“传统手工艺”等等种类，其源头都含有“崇拜”“献祭”“狂欢”等“神圣性”因素，体现了人们对日常生活与生命的热爱。

因此，传统文化的“神圣性”在现代理性面前并没有被消弭殆尽，在民间习俗中，借助非遗文化而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例如中山医科大学清明节期间，对中医生命文化进行了跟踪调查与研究，发现公民间生命礼仪在本真性、本土性和传统性方面更具感染力[]。如果完全抛弃了对神灵的虔诚与敬畏，只是大规模有组织的文化演出；虽然场面排场和豪华，仍会削弱丧失非遗中医生命文化中的“仪式感”和“乡愁”的价值和意义。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依靠行政力量组织非遗文化项目，本身就是“法理型”的社会治理的产物，这恰恰是以失去民间“魅力型”治理的“魅力”为代价的。

中国的“魅力型”治理其实就是漫长的礼治传统，而民风习俗则构成其金字塔的底层。如果在现代的科层体系与市场机制中，个人的价值和创造性被“同质化”，那么礼治所维系的差序与等级结构也不复存在，这也提示我们要对当前的非遗文化“中医生命体”进行反思。当前非遗中医药文化产业的一个内在悖论是：一旦采用工业制造工序和生产流水线，则有可能会减弱对生命的虔诚精神和中医文化的魅力价值。非遗中医生命文化项目的“产业化”与“标准化”将会消解手中医生命文化的“神圣性”，这种“工业祛魅”的将会与大众的“复魅旨趣”产生深刻矛盾。

与端午有关的非遗中医文化内涵丰富，种类众多，这利于非遗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但也增加了“讲好端午故事”的难度。要摆脱当前“文旅融合”中现代化“审美疲劳”，“复魅”是最为根本的举措。其实，非遗中医文化中的“驱邪表演、采药仪式、导引竞技、方剂制作的手工技艺”等都是源自于人的生命的原始本能。因此，非遗中医与生命文化必须改变其“表演性”，不是为了游客演出而是出于原居民日常生活的内生精神需求，这样才能走上“复魅”的振兴路径。

当代非遗中医文化中的核心魅力就在于展示地方族群的原生态的“人的本质力量”，呈现为民间的生命仪式神圣性和方剂制作手工技艺的虔诚性。因此，应矫正非遗文化的过度“产业化”，强化“生命乡俗”与“辩证施治”中的生命情感与精神因素，才能够“自命不凡”地强化中医生命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