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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坟”成因及其在郏县的文化影响
文/吴仕钊(湖北 襄阳)
中国历史上一些公案颇令人深究，自元至明至清以来，苏轼、苏澈及其父亲苏洵(文学史上并称为“三苏”)为何瘗于郏县，一直像谜团一样云绕循环。文学家、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在追寻这个谜团中，所诠释的答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始终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中，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究竟起来，出生于四川峨眉山的“三苏”，在文学上成就卓著，是唐宋八大家中的重量级人物，又是宋朝命官，他们曾经走南闯北，作古之后为什么安葬于河南郏县?此公案的研究探讨对颍川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本文试从如下两个方面予以简论。
一、“三苏坟”瘗于郏县的历史成因
“三苏坟”瘗于郏县的历史成因主要涉及苏轼、苏辙兄弟的政治遭遇和家族安排。历史上，关于“三苏坟”的成因，主要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苏轼爱郏县的山水美”之说。这种观点认为苏轼选择葬在郏县是因为他喜爱这里的山水，认为这里的风光与他的家乡四川眉山的峨眉山相似。据史载，苏轼在元丰二年贬授汝州团练副使时曾赞赏此地，认为这里的美景酷似家乡的峨眉山。因此，他嘱咐弟弟苏辙在他死后葬在这里。二是“元代建立衣冠冢”之说。这一观点认为三苏坟的成因与元代有关。元惠宗至正十二年，曹师可在《三苏先生祠堂记》中提到，苏轼在黄州时曾相中此地，认为这里的风水适合作为墓地。尽管苏轼去世后未能立即葬在这里，但元代时在这里建立了衣冠冢，称为“三苏坟”。
文化学人在研究中，对这两种说法，予以考证、甄别真伪，补充成因，难圆究竟。原因是迄今尚未发现三苏葬在郏县可靠文献的记载，单从一两种原因去推测或解释三苏葬郏是不可能自圆其说的。如果运用一定法则将诸因素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认识事物的成因，也许不失为一种科学考察的哲学方法。综合方法不是任意的拼凑，而是按照事物的本质联系进行整合。这种方法能够把握事物的本来联系及其中介，揭示事物在各种状态下的特性。综合方法是哲学中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工具。我们不妨把这种“方法论工具”用在探究“三苏坟”瘗于郏县的历史成因方面，从而诠释中华文化的传统理念，或许可以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认识途径。用这种方法认识“三苏坟”瘗于郏县的历史成因，我们认为有以下三点值得肯定。
一是经济因素。经济的囧迫是其中一条重要因素，从苏氏父子仕途和家庭的实际情况考察，这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我们考察苏轼、苏澈兄弟的经济状况，便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苏轼自取得进士之功名后，先后经历了母亲、妻子、父亲的离世。丁忧制度的存在，让苏轼不仅耽搁了几年的仕途，也给他的经济带来困扰。后来，又连续遭到贬谪，迁徙四方，经济拮据是可想而知的。苏轼固然也有“叶落归根”的夙愿，在经济无奈自保的情状下，也只能“求其次”了。所以，才有“苏轼爱郏县的山水美”之说。
苏轼死于江苏省常州市，这是毫无疑问的。史载，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生于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最终在常州逝世。苏轼的生平充满了波折，他在北宋时期担任过多个地方的官职，包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后又遭贬至惠州、儋州等地，最终在宋徽宗即位后获赦北还，途中病逝于常州。葬于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
苏澈的经济状况比苏轼也好不到那里去。有资料显示，苏澈一生只做三件事，即被贬、散财、救哥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依据。在封建社会，“一荣俱荣，一损具损”，苏轼与苏辙的宦海浮沉是紧紧相联系的。在苏轼入狱和被贬期间，一家老小全都是弟弟苏辙在照顾，要知道，当时的苏辙也是被贬的状态，经济拮据。但苏辙对苏轼的亲情并没有因此少了半点儿，在苏轼去世后，更是宁愿变卖自己田产，也要将苏轼的孩子接到身边生活。尽管经济状况如此，对于哥哥的遗愿，弟弟还是力所能及的遵循。在哥哥苏轼死后，苏辙将苏轼坟从常州至郏县，具体时间是1102年。是年5月，苏迨、苏过兄弟二人扶着苏轼的灵柩从常州来到郏县，此时，苏迈也已将母亲王闰之的灵柩从开封护送至此。闰六月二十日，在苏辙的主持下，苏轼夫妇最终在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村的一片田野中入土为安。
苏辙在郏县选择墓地的主要原因，除上述经济因素之外，重要原因还有陪伴兄长苏轼。苏轼在临终前曾嘱咐苏辙将其葬在嵩山下，而郏县正是嵩山脚下的一个地方。此外，苏辙的次子苏适也葬在郏县，这进一步证明了苏辙家族在郏县的安葬意愿。
二是文化因素。苏轼和苏辙葬于郏县的文化因素有这样几种说法。北宋的安葬规定，出身中原以外的朝廷大员死后可以在汴京方圆五百里以内选地安葬。这一规定也影响了苏轼和苏辙的选择。苏轼曾赞赏郏县的山水美景，认为其美似家乡的峨眉山，因此他曾经嘱咐苏澈将其葬于嵩山一带。文化与政治乃至生活的困境是分不开的，苏轼和苏辙在政治上遭遇贬谪，生活困苦，无法回到故乡眉山。苏轼被贬至黄州、惠州、海南等地，苏辙则被贬至汝州、筠州等地，生活艰难。纵有“叶落归根”的想法，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他们无法回到故乡，因此选择在郏县安葬。苏氏子孙多散居在郏城、汝南、颍昌等地，离郏县小峨眉山较近，方便送葬和祭祀。“三苏坟”瘗于郏县有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影响，郏县地处许(昌)洛(阳)古道，是四川进京的必经之地。历代文人墨客、官宦黎民和赶考举子都会经过此地。苏轼和苏辙最终选择在郏县安葬，不仅体现了他们对故乡的深厚情感，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
三是兄弟情深。苏轼苏澈兄弟情深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这是不争的事实。北宋大文豪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公认的中秋词绝唱，这首词将自然和社会高度契合，不仅将赏月的想象力上升到极致，还旷达地由中秋团圆之时联想起人间的离别，更加坚定“月有圆时，人也有相聚之时”的执着信念。也是他们兄弟俩“史上最深兄弟情”的最好诠释与见证。
具体说来，苏轼苏澈兄弟情深体现在家学渊源、家庭教育、生活经历与政治体悟几个方面。首先，追溯苏氏父子的家学渊源，三苏家庭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家庭文化建设、长辈注重示范影响、读书科举、治国安邦。苏氏家族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苏轼出身书香门第，家族文化教育的熏陶对三苏影响深远。苏氏家族重视子孙读书，苏洵大量的藏书体现了对知识传承的重视。此外，苏氏家族还重视后人读书做官，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目标是科举入仕、治国安邦。其次，长辈注重示范影响在三苏家庭教育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苏洵在27岁奋发读书，同时严格督促两个孩子读经史，亲自指导孩子做文章。父子三人有时同题作文，各抒己见。其母程夫人出身大家闺秀，自身“好读书，通古今”，在苏洵读书时承担家庭重担，坚定支持苏洵，并重视苏轼两兄弟的学习。其三，读书科举、治国安邦是三苏家庭教育的最终目标。苏洵受其父苏序之影响，热衷功名，苏洵及苏轼兄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致力于治国安邦。尽管历经坎坷，但他们始终不改初心，一心一意为国家谋安宁、为百姓谋福祉。
有鉴于此，才有苏轼苏辙儿时的“兄友弟恭”情。我们不单单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苏澈回赠的《水调歌头·徐州中秋》这两首互和的中秋词中，看出苏轼苏辙兄弟俩深厚的感情。其实，他们兄弟俩早在出生地四川眉山就有了“兄友弟恭”的儿时情。出生于1037年的苏轼，大苏辙(生于1039年)2岁。父亲苏洵给他们兄弟俩取名中就已暗藏深意：轼，马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辙，马车辗过留下的车轮印。意在希望直爽的兄长苏轼与低调的弟弟苏辙相互扶持，才能免去灾祸。苏轼苏辙兄弟俩做到了，的确也没辜负父亲拳拳之爱。他们一生始终相持相依，创下了文学史上手足之情的光辉典范。儿时，“风神俊秀，芝兰同芳”的兄弟俩就相携互助。苏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史载可考：“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
苏轼苏澈兄弟情深，不仅有儿时的“兄友弟恭”，从小就已奠定兄弟加师友的感情基础，更有同年进士及第，同朝为官砥砺前行，“乌台诗案”中休戚与共的政治体悟。所以，在暮年两兄弟虽未能实现“约定”，兄弟情依旧“山高水长”，这是更为难得的是。苏轼苏辙兄弟俩在几十年跨越时空的交集中，始终携手前进，从未因遭遇到的挫折而影响感情中断彼此相互引为知己的信念。幸运的是，沉稳的弟弟苏辙隐忍长寿，有条件也有实力照顾好二苏拖家带口几十号人的生活。哥哥苏轼终没能熬过颠沛流离的一生，就在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从海南渡海北还途中生病。次年病逝常州，卒年65岁。临终前，苏轼终未能与弟弟苏辙见上最后一面，只留下遗言“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及一见而诀，此痛难堪”。苏辙得知噩耗后，失声痛哭“惟我与兄，出处若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回予二人，要以是终。”次年，苏辙将兄嫂安葬于嵩山之下，为兄长写了祭文《祭亡兄端明文》：“手足之爱，平生一人……”还题写了墓志铭：“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苏澈将苏轼定格为“亦师、亦友、亦兄长”。又将兄长苏轼家小全部安顿好，接三个侄儿到身边生活。
十年后(即1112年)，苏辙离世，卒年七十四岁。朝廷追授他为端明端学士、宣奉大夫，谥号“文定”。苏轼苏辙兄弟俩这般“山高水长”的深情厚谊，的确如是“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少罕见”。称他们俩“史上最深兄弟情”，实至名归，无出其右。
综上“三苏坟”瘗于郏县的历史成因，归结为三句话：起于苏轼文化理念，成于苏澈文化实践，源于苏洵家学渊源。
著作者吴仕钊先生
【简介】吴仕钊，湖北随州随县净明铺人，网名、昵 称、笔名：常兴。文学硕士，教授、作家，文化社会学者。曾任中共襄阳市文联党组书记、中共襄阳市委党校正县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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