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ChatGPT、DeepSeek等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商业运用，人工智能逐渐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工智能对各行各业产生的巨大影响引发了广泛讨论，“人工智能时代文科无用论”也甚嚣尘上。其实，无论有没有人工智能，文科都一直面临被质疑的困境。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尤其以大语言模型让人印象深刻。我们通常认为文科与语言能力紧密相关，像撰写文章、处理文本、编写报告、制作报表等工作，以前需要人来做，现在人工智能比人做得更快、更好， 所以才有文科无用的说法。以翻译专业为例，20世纪80—90年代，正值全球化进程加速，因而外语人才很紧俏。但如今，人们更倾向于使用便捷的智能翻译工具，翻译的专业性被不断稀释，相关从业者面临着巨大的就业挑战。

实际上，严格区分文科和理科有时是十分困难的。现代社会很多专业都是交叉的，诸如管理科学、工程管理、信息管理等专业，很难简单地界定它究竟属于文科还是理科。此外，一般人如果对文科进行更为细致深入地观察，就知道文科也不是铁板一块，它大致可以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这两个方面。这两方面之间的差异其实非常巨大。

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相似之处。自然科学研究支配自然运转的规律，即物理规律；社会科学着力探寻支配社会运转的规律，即社会规律。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会运用定量的研究方式，通过数据收集、统计分析等手段来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人文研究很不一样，它更侧重对人类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探究，多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如文本分析、历史研究、哲学思辨等，注重从主观的、个体的角度去理解和阐释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世界，强调对意义、价值的感悟和解读。

文科中的很多任务确实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如翻译文本、撰写报告、一些定量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文字考证、对人物思想的整理等任务都极有可能被取代。但对于真正的人文学者而言，他们的任务是安全的。以哲学为例，如果仅仅将哲学研究局限于做文献梳理、文本考证，为柏拉图写写注脚，那所谓的古典语言优势、文本搜集和整理的优势，在人工智能时代都将全部丧失。机器做这些工作本就会更出色。机器的记忆力远超人类，语言处理能力也更强，更具耐心，还不容易出错。人在这些方面和人工智能相比，有先天不足。

笔者认为，人文学者还是有自己的尊严的，这一尊严源自其研究工作的独特性。人文学者的研究不仅是从事一项专业工作，也是在践行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她的工作通常绝不仅局限于给别人的思想写述评，他/她的工作总是具有反身性，本身就是一项生存活动，是要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去过上一种明智且有德性的生活。福柯在晚期曾提出了“生存美学”的概念，他指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将生活本身视为一件艺术品，通过各种自我技术来塑造自己的生活风格，从而实现自我的美学化塑造，这体现了人的自由。我们可以借鉴福柯的思路，把人文学者的研究本身也看成一种风格化过程。这意味着，他/她要把自己审美化，目的是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

细分下来，人文学者的风格起码包含两个成分。首先是历史感。通过广泛的阅读，人文学者能将自己的生命与历史意识连在一起，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归属于某个传统，意识到自己身处文明的传承接续之中。借助历史意识，人文学者的生活不再受困于单一的时间切片。他/她的生活更具纵深感，能够从过去投来目光，反省当下，筹划当下。其次是博雅气象。由于他们阅读了众多人的精神世界，与无数有趣的灵魂相遇过，在人性的原野上驰猎久了，思想的地貌就很值得观赏。他们更有活力，更松弛、更不容易大惊小怪。人文学者的研究并非独立于他们的生活之外，研究与生活实则是一体的，他们的研究就是一种风格化的生活，这一点在人工智能时代变得尤为重要。过去，他们的风格化生活的重要性还不太突出，那时我们的生活尚未被科技过度侵蚀。尽管物质条件并非十分富足，但生活的基质未受到深度破坏，人们一般不追问意义问题。然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开始普遍觉得缺乏自尊感，开始思考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存在意义。

在工具性能力上，比如记忆力、推理能力等，人似乎远远不及人工智能。有人甚至开始怀疑碳基智能从根本上就比不上硅基智能。毕竟，人的身体容易朽坏，人的大脑无法像数据库那样接近于无限制地、永久地存储信息，也不能像电脑和电脑之间那样高速地、无损失地传递信息。我们总会遗忘，而且学习速度相对缓慢。机器学习却截然不同，它能够快速处理大量数据，算力迭代升级速度远超人类进化的速度。但越是这样，越是逼着我们思考人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人的独特性或许就是人文性，就是人类精神世界最突出的地方，是人最具风格的部分。在福柯的语境中，“风格化”本身就是对权力的一种回应。人保持着对权力的敏感，并对压迫保持着一种不懈的对抗。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者的风格主要用来对抗计算。人工智能让我们陷入一切都能被筹划和操纵的生存模式之中，它在竭力说服我们这个世界是数学的、逻辑的，是可以充分被计算机表征的。人和一切存在者都变成“持存”，被任意摆弄。

人文学者的风格化生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对抗人工智能带来的世界持存化。首先是重感性，不过度信任理性。人文学者愿意相信，一个人若能对世间极微小的事物产生触动，这就比会高速心算更值得赞赏。看到月亮和人流，能去想“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能在心中激起深沉的情感波澜，这种情感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带来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都是有教养的表现。人工智能没有这样的心灵，它被理性奴役了。

其次，人文学者的风格化生活，是以身体而不是以头脑为基础的。这种基于身体性的生活不太精确，既不是微观层面的极致精细，也不是宏观层面的笼统概括，它处于中观状态。用嘴品尝食物，能感到酸甜苦咸，没法像电子鼻那样精准识别出特定的化学物质。人的听觉也不够精确，听不到过高或过低频率的声音，只能听到各种声音所构成的丰富体验。人文学者的生活保留了身体性的维度，通过身体丈量世界，世界就还是模糊的，就还能保有本雅明所重视的灵晕，不至于被看穿、算透。

最后，人文学者的风格要秉持理想主义。和计算机工程人员的世界观不同，他们不认为世界可以完全被逻辑化，不觉得世界能够完全被还原为数学方程，并最终被彻底地理解。即使事实可能如此，他们也觉得不应如此。他们的世界观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从来都是评价性的。人文学者的生活世界包括两个方面，“此岸”与“彼岸”、“世俗”与“超越”。这两者不是割裂的，而是蜡烛和烛光、声带和声音一样的关系。人文学者总是眺望“彼岸”世界，而不是将注意力局限于“此岸”、更不认为“此岸”就是世界的全部。人工智能只有此岸，它没法“绽出”自己，按照盼望的方式生活。

人文学者的风格，会在以上几个方面持续地回应人工智能的挑战。他们越是坚守这种风格化的生活，就越能凸显出人工智能时代中，那种纯粹以计算为导向的生活所带来的强迫性、无意义和虚无感。这迫使我们深度追问，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应该是怎样的？这么看，一个人工智能大发展的时代，才是人文学者最引人注目的时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