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流到中游，右岸分出一条支流，古称西溪。一源出于西充义兴中岭的刘家沟，向南过桥楼子、复兴乡、观音乡后折向西南，到西充县穿城而过，之后在灵芝桥纳象溪河，又与宏桥河相汇，在永通桥两公里处入嘉陵区境；另一源出青狮苦竹垭，向南流经仁和镇、双凤镇，折向南流，经车陇镇文滩桥入嘉陵区境。

我们要去的仁和镇，就在西溪的第二源中段。

大道换小路，汽车总是在西溪的环绕中前行。野草侵袭，管网纵横，原来浩浩荡荡、清流顺筏的西溪意象已经不再。我想到很多年以前，我的先祖顺嘉陵江而下，终于决定在这里繁衍生息时，极目所见的西溪景色一定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义兴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父亲问我。

“大约和纪信大将军当年诓楚救汉王所表现出来的忠义精神相关。”我回答说。

“民间还有更多的解释。但我坚持‘以忠义而兴’这个源头。”父亲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这是我叫上你，专程来祭扫任书记墓的原因。”

此刻，我和父亲站在这个非亲非故却关系非同一般的长者的坟茔前，回望我们的去路，想象我们的归途。

父亲俯下身扯墓周围的野草，一边喃喃自语：“任书记，早该来看你了！”

细雨说来就来，呼应祭拜人欲断的魂。

一切祭拜如仪。

返程。刚才还细若游丝的雨，变得壮大和急促起来。打在汽车的顶上，激起的声音虽然不大，却像是成心要搅乱人心绪似的。

“讲讲任书记的故事吧？”我有些迫不及待地对父亲说。

父亲大约等我这句话已经很久了，我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并不着急回应我，而是用右手拉住汽车副驾上的扶手，看着车窗外被春雨润泽一新的山河大地，轻叹一声后说：“从哪里讲起呢？这一百多年啊，感觉就像一瞬间！”

我关掉导航，按下手机录音的那个红点时，父亲的讲述终于开始了。但他的讲述并不是从任书记开始，而是从我的高祖开始。历史要穿越重重记忆和时间的障碍，系统而清晰地奔来我的笔下。

对父亲来说，这次以记忆重构一百多年以来的家族史是一个大考验；对我而言，却不啻于一次大冒险。

桅 杆

真正的大冒险，其实始于迁蜀始祖由湖北麻城往西充的迁徙。他们一路越山海、逐水草而来，在西溪沿岸如今名为车陇的一个僻乡，插禾为界，循着“大修兴在文”的代系命名，生息繁衍。理论上是新开一脉，其实是万系一宗。离身数或者连身数，多少世孙的纪世方法至此有了源头。

父亲的讲述从高祖的名讳开始。庞高轩，这是一个被儒家思想深刻影响和浸透了的名字。我想象他的样子，应该是敦厚而温和的。他大约生于1860年（咸丰十年）。那一年，圆明园焚于一炬，帝京震荡，万民衔悲。他的名字从于“大”字辈往上的“凤”字辈，又或者他有“凤”之名，而以“高轩”为字号行于世。这个名字似乎是受了西充传布久远的龙凤文化的影响，又或者我的先祖寄望于“高轩”龙飞凤舞，一展才智。受乡贤之教，很早即以能文称于乡里。辗转于五贤庙（我疑心应为武显庙之讹）、庄子山、坝上等几个邻学，由此奠定文章翰墨，尤其以一手秀逸端严的工楷为人称道。父亲很小的时候曾经在邻居那里亲炙高祖的翰墨，但写的什么内容，成年之后却全无记忆。

关于高祖考取何种功名，成为父亲终生追索的一个谜题。从家族世代的口耳相传和他模糊的记忆里，高祖考取的功名和我家祖屋前一个高数米的石桅杆相关。这个桅杆立于何时、毁于何时，以及石桅杆的规制究竟是怎样的，当时在世的老辈已经无法说清，父亲和我曾经努力查阅过许多乡邦文献，始终未能得到准确信息。但口耳相传的生机却一再证明庞家桅杆曾经存在的历史。如今，老家祖屋所在位置已是一片平畴，包产到户前，这片土地被称为“桅杆公地”。20世纪90年代乡村电网建设，公地上架设了两根高达数米的电杆，乡人遂改桅杆公地为“电杆公地”。

从桅杆到电杆，时代的实用主义代替了缥缈无踪的家族信史。但好在还有一个等高和形制相近的“杆”在告诉我们家族历史的来处。

考诸明清科举制，可知桅杆的建造和功名相关。家里有人考取了功名，就可以在自家大门左右对称地建造两根桅杆，每根桅杆之上可以套斗，而且套斗的数量是有规矩的，如果是考中了举人，只能套一个斗，称作“单斗桅杆”，如果考中进士，就可以套二个斗，称为“双斗桅杆”。按照民间的说法：一斗为举人，二斗为进士。高祖当年一路过关斩将，历县试、府试和院试，终获得秀才功名。以巴中平昌县现存的彭家桅杆的规制推断，高祖成为秀才后在庞家屋前竖立的石桅杆高不超过六米，底座为四角。这个石桅杆与其说是高祖的表功，不如说是一个激励。他大约还努力参加过乡试，寄望于通过乡试后去京城参加会试，却最终止步于院试。但这不影响他从此显名乡里。秀才的四角底座桅杆作为荣誉和庄严的象征，在这个移民新迁的家族是开天辟地的，它存在的那些年，高祖一定是四邻八乡的骄傲，一地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风气也由此形成。

但高祖作为附生，是秀才中的最低等级，因此没有享受一定等额的财政补助，也就是通俗观念里的吃皇粮。当然，他更没有资格为童生们提供担保，以获得丰厚的担保费。他赢得的是来自乡邻的尊重和敬仰。他辗转于武显庙、庄子山和坝上几所学校，成为传道授业的师者，他这样半耕半读的生涯并没有为家族积累下丰厚的物质财富，却为后人树立了一个精神文化高标。七十一岁那一年，他以老病辞去教职，七年后，卒于学舍，得寿七十有八。

高祖去世那一年，是1938年。抗战方殷，高祖一定在全民抗战的激昂情绪里叹息自己的衰朽残年，无法为抗战驱驰。他写的那些道德文章，因为只在学生的口耳相传里而最终湮沦霄壤、未存片纸。父亲为此怅恨经年，以为后辈之不能振奋向学，全因不能亲炙先祖手泽之故。

如今，电杆公地变成了一个果园。它新的命名和这个果业公司老板的理想相关。果业产业在这里起步，承载着他世俗的志业。历史退出土地，现在，连人也退出土地，机械和工业化指导下的速富思维，让有了资本的“外人”理直气壮地在这里改造山河。老板大手一挥，万亩起步，先在气势上压倒不足六米的“桅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甜蜜的事业必定三年可期，他以此睥睨老秀才的“书要一本一本地读”。

父亲的讲述，结束于他的又一声叹息：“读书的读书，种果的种果，从来就不是对立。桅杆公地的历史，要靠我们自己记取了。”

大 烟

四川省水利电力厅1991年编著的《嘉陵江志》记录了西溪河的相关数据：这条接近100公里之长的河流天然落差125米，流域面积769平方公里，水能理论蕴藏量为1852千瓦，养育人口达百万之巨。

西溪二源的汇合处，乃在嘉陵区金宝镇境内的西阳寺。西阳寺上游，还有一个寺号为七宝。七宝寺所献最显著的，当属南池书院。南池书院于清乾隆七年（1742年）由进士王灏捐资创建，同治壬申年（1872年）始立南池书院题名碑。高祖获得秀才功名之后，正赶上了南池书院鼎盛期。因此，在他盛年受聘的诸多书院学府中，就有南池书院。他当年步行前往12公里之外的南池书院授徒，走的正是西溪西阳寺的上游。

大约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很多年后，当南池书院已改为七宝寺中学，我便循着高祖的足迹，朝着南池书院负笈而去。

我和父亲的对谈不再依赖手机录音，而是他以最好的坐姿坐下来慢慢讲，而我，则摊开笔记本，恭恭敬敬地记录。关于曾祖和曾伯祖的记录，仍然是从他们的名讳开始的。

秀才庞高轩生二子，长子为曾祖庞大参、曾伯祖庞大谋。连起来，就是大参大谋。我不知道高祖为二子起名的时候，是不是希望他们以大参谋的身份有济于那个干戈必止的崭新时代？与曾祖后来的人生经历相对应，除了大大调低了他父亲的预期之外，他的所作所为倒也符合“大参谋”的命名。

曾祖是善辩的，是那个时代没有执业证的讼师。执礼调纷，裁疑决难，以此让四邻信服。后来更因为高祖信义乡里、生徒广泛的人缘，得以成为丝所的襄理——在丝绸业成为果州第一产业的那个时代，丝所襄理无疑是一个让人羡慕的清贵职业。这虽然是一个编制外的职务，但曾祖干得比在编人员还有劲。他勤勉忠诚，一心扑在栽桑养蚕、壮大丝绸产业的大业上，因此得了一个“丝源先生”雅号。乡贤庞子才当时在省府当差，看上曾祖的操守才干，于是推荐他做了城口县和仪陇县等县的司法职员。这个类似于游幕的职业，看上去很光鲜，其实也是个苦差，因为人如飘蓬，且终生不能得到公门大用，高祖“大参谋”的寄望当然只能成为空想。

后来他终于结束了四处游幕的生活，回到乡里，不数年，以脑梗殁，年七十余。以高祖年二十五生曾祖推算，他大约去世于1960年代初期。曾祖临终时，以欲得米羹一碗而未能。透过历史的缝隙，我得知曾祖去世那一年，适逢百年难遇的大饥荒，乡党因口粮不能自给而饿死者，大约占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曾祖的命运，可想而知。

虽然同父同母，但曾伯祖大谋和曾祖大参禀赋性情和人生志趣却大不相同。在曾祖显示出较为突出的幕僚和讼师志向之时，曾伯祖大谋却无端养成了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浪荡品性。及至成年，他不知受了哪一路人的蛊惑，干脆离家远游，不久又沉迷于大烟，年纪轻轻便掏空身体，几不能奋起。高祖托人带信给他，一面斥责他吃大烟败家，一面又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警醒他改过自新、重回正道。曾伯祖大约是被后一个警醒刺激，最大的可能是在外面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好回家戒了大烟，并接受了一门亲事，过上了清贫但宁静恬淡的小农生活。

就在大家都以为曾伯祖浪子回头的时候，他又离家出走了。他这一次离家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至于他最后究竟是死了还是在外面重新安家，没人能说清楚。借助这些从外面传回来的零星而破碎的信息，家里曾经努力地寻找过他两次，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第二次离家出走时，他的儿子尚不满周岁。他给家里带回来最后一条准确的信息，是他写在烟纸上歪歪扭扭的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更像是一个顺口溜，却是他和家族“恩断义绝”的明确态度：

烟两盒，钱两角，我吃我的烟，关你相干。

我停下笔，问父亲：“这个顺口溜，是说给高祖的，还是说给曾祖的？”

父亲说，大烟是曾伯祖离家奔向自由的烟幕弹，也有可能是那个乱世苟且的一个生存法则。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恼怒于高祖对曾祖大参的偏爱，更对作为大哥的大参天生养成的讼师和游幕能力心怀嫉妒。两相比较，他的游手好闲更像是一种报复，而第一次的离家出走则更像是一次赌气。只是家里人都没有意识到他前后两次离家出走中间留下了一个微妙的心理转机，而错失了拉他重回正轨的机会。

“他这样又何苦呢？！”我停下笔，喃喃自语。从“大参大谋”时代开始，我们家由远祖在西溪边插禾为界所开创的同心格局被打破，我的曾祖大参这一支，和曾伯祖大谋这一支将在往后近百年的历史里，由合流走向分道。曾伯祖大谋开创的“远走”像家族基因，刻入了后人的骨血。在父亲这一支的后人看来，曾伯祖大谋这一支的离家出走，更像是一个魔咒：越想要挣脱土地的束缚，越被土地所禁锢和约束。比起循规蹈矩、安然土地的另一支来，他们的魔咒更像是对抗魔咒。

木 箱

西溪还有一个名字，叫桓子河。因为不如西溪使用广泛，因此少人知悉。西溪作为嘉陵江一级支流，全流域都是温柔静默的。嘉陵江数十个激流险滩，没有一个在西溪。西溪也因此缺乏水运的条件，和那些承载了爬窝船、燕尾船、滚筒子的支流相比，西溪不仅不能装运草药、棉烟、纸酒、米粮、煤油、杂货等生产生活资料，就连最简易的草棚船都不能投运。只有用于摆渡的一些木筏在支流纵横至今。

但还是有一些稀缺的物资，经由水路与陆路的结合，渡水越山而来。关于祖父短暂但熠熠发光的生命历程，就和这些稀见的物资相关，其中的一些物资，就和祖父的一个木箱相关。

祖父祖母的早逝，是父亲心上最深的怆痛。但祖父给父亲留下了一个颇有价值的遗产，让父亲从中汲取了命运自振之道的强大能量。

那个遗产，就是这个大木箱。

父亲打开那个大木箱的时候，命运的潘多拉魔盒便开始显示出它神奇的魔力。

曾祖生伯祖武生，大约寄托了他对这个儿子以武振家兴业的理想，或者，是让他去入川戏中那个让人艳羡的武生行？但伯祖武生十六岁就夭逝，既没有学武，也没有进入武生行。说不上遗憾，只是命定如此。曾祖和父亲两人对川戏如此痴迷，尤其是内心里对武生行的仰慕，究竟来源于何种启示或者说招引，这是我反复问而未能得到答案的。从父亲和祖父两代人不约而同的选择里，究竟是偶发因素推动了命名和择业的实际行动，还是秉承了曾祖乃至高祖的某个遗命，父亲不得而知，我也无法揣测。我九岁那年，父亲送我去县川剧团，让我拜在同族一个武生大爷门下，希望我随他学艺，做得戏台上那个英姿飒爽的武生。只可惜我跟了数日，无论嗓子发音还是举手投足，都找不到一丝半点武生的天赋潜能，这段学川戏武生的历史也便旋起旋落。但这一段经历，却因应了川戏发展于高处很快又跌入非遗的那段特殊历史。

祖父以“修”字辈而名“地修”，更像是一种终生“修理地球”的戏谑和宿命——尽管他的人生长度只有二十七年，但当木箱的秘密洞开后，我才明白，这个“地修”的命名，实在是他短暂但奇幻一生的最佳注脚。

长年活跃在乡间的器物匠人，被人们敬称为“五匠”。他们出门干活时，最喜欢将看家用的工具装在木箱里。凭手艺吃百家饭，不用困顿于土地，又受人尊重，因此算得上人上人。因为身份特殊，连带着他们背的木箱也跟着清贵起来，是介于学生的书包和干部的公文包之间第二清贵的。但木箱之间也有大小、制式的区别，比如，剃头匠的木箱就没有赤脚医生的木箱大，而赤脚医生的木箱相比泥瓦匠的木箱就小得多。赤脚医生的木箱有一股复杂的怪味，喜欢闻这个怪味的人说，那草药里混着木头的味道，很治愈；不喜欢闻这个怪味的，则能从木箱的木头味里闻出猪屎、牛屎的气味。顶好闻的是剃头匠的木箱，因为里面总是装着好闻的洗头膏。木匠的木箱最讲究，工艺精巧，而且用料上乘，榫卯结构，显示出木匠娴熟的看家功夫。即便是扣件，也不用锁，而是滑动的屉轨。由于工作环境的缘故，泥瓦匠的木箱算得上最脏，有些脏污久了没有清洗，就长成了木箱的一部分，原来的底色便再也看不见了。

祖父是什么时候拥有木箱的，父亲没有印象。因为祖父在父亲四岁那年就去世了，父亲打开那个尘封许久的木箱，已经是他长成少年的时候。祖父的木箱和“五匠”的木箱最大的不一样，在于他从不在人前显露，以至于到他去世的时候，知道他有木箱的人都很少。祖父的木箱和“五匠”木箱另外一个不同，是他装的东西很神秘，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收集起那些小瓶子小罐子的。曾祖当年走南闯北，大约认识了一些身负异才的能人，他从这些人那里，见识了化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奇幻之处，因此保持了对这门学科的好奇和敬畏。这好奇和敬畏为祖父洞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经由这个线索，也经由父子两代人的兴趣，他在那个偏僻的乡间逐渐积攒下了越来越多的小瓶子和小罐子。那些小瓶小罐在合适的时候会和他自己实验出来的液体发生某些神奇的作用。按我的化学老师对化学实验神奇性的注解：若非亲眼所见，谁信终身难忘。大约是亲眼见过或者操作过这样神奇的实验，所以祖父终身对这样的实验保持强烈兴趣。他小小年纪就沉浸在这样的世界里，省府荣休回家的子才老先生大约是见识并指导过他的实验的，更可能的是，子才老先生给他带回来了这门被称为“化学课”的教材，这让他的实验如虎添翼。

祖父沉湎于实验中，对一切现实的利益考量和前途计划索然无趣。他在二十岁左右托木匠制作了一个精巧的木箱。这个木箱被分成上下两层，并且有无数个细分的木格。木格和木格之间有起稳定作用的卡槽。为保护那些来之不易的液体，木箱的底层铺设了防潮的薄膜，上层则用一块上好的黑布密封。这样的工艺不像出自长年游走在车陇十公里范围的那个老木匠之手。成年后的父亲曾经背着这个木箱，去向老木匠求证。那个时候老木匠已经金盆洗手，但是他还是一眼看出这不是他做的。他对父亲说，我这一辈子，做大木活可以，但做这么小而且精致的木活不行，祖师爷没教我，我也没悟到。父亲又问，你知道这个木箱是谁做的吗？老木匠说，这手艺，不像是我们这些跑滩匠做得来的，多半出自一个木作世家。父亲托在县上工作的人，问遍了全县的木匠作坊，这个木箱的造作者仍然是一个谜。

祖父祖母当然没有意识到木箱隐喻的“魔象”正在形成。办完曾祖大参的丧事，刚过二十七岁生日，祖父就突然去世。祖父正当青壮，父亲记忆里的罪魁祸首是黄肿病，但我疑心是否和他一次不太成功的实验相关，祖母在制止他的时候，参与和卷入这个意外。我没有将我的怀疑讲出来，父亲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尘封已久的木箱了无兴趣，或许也意识到木箱里可能隐藏着祖父母去世的秘密，那个秘密与他和妹妹相依为命大为相关。无论如何，四岁的他和两岁多的姑姑只好接受无公无婆、无父无母的命运，他依稀明白，此后他必须以自己为中心，开始构建自己的家园。

曾伯祖大谋远走他乡前，留伯祖龙修一脉。伯祖龙修娶了范氏，一气生下五个孩子。伯祖给他们取的名字都很清冷，且都没有依字辈规律取名：长子生林、次子生清、三女生素；老四生寒是个傻子，乡里人便依着他名字的谐音，喊了“三憨”；五子生涧实在养不活，只好送了人家。伯祖母范氏在娘家排行第四，因此后来我们亲切地称呼她四婆。四婆在父亲和姑姑成为孤儿的时候，不顾生林、生清的反对，执意收养父亲和姑姑。伯祖龙修或许从曾伯祖大谋和曾祖大参的兄弟恩怨里听说过什么，对父亲和姑姑的命运抱着很复杂的情感，所以他最终在这个事情上保持了沉默。所幸四婆是个敢做敢当的女性，她没有等伯祖表态，就把父亲和姑姑带进了家门。

生林眼看反对无效，遗传基因里叛逆的种子便在心里潜滋暗长。有一天，他和“三憨”突然不告而别。一年之后，他从遥远的新疆一个叫作阿克苏的城市给家里带回来平安的消息，他没有读多少书，他的消息不是写在纸上，而是传到带信人的耳中。带信人走了那么远的路，又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洗涤，他的口信重新说出来之后，一定有了很大的损耗，但父亲说他听到四婆的转述后，依然能听得出其中的反讽语气。他不恨四婆的决定，只恨这世道让一个人活下来为什么就那么难。口信的最后，他学习他祖父的语气，也编了一个顺口溜：

天之涯，海之角，我走我的路，生死各管各！

生林大伯的口信，有对父母不公的嘲讽，也有不得不离家出走的不甘，更有对父亲和姑姑两个“外人”鸠占鹊巢的怨恨。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如何选择阿克苏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的，多年后，当我对新疆以及阿克苏建构起“洁白的棉花”“肥壮的牛羊”“醉人的葡萄酒”等粗浅的认识时，“跑新疆”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热潮。当年，生林大伯从何处获得信息，把握了先机，成为走在这个时代大潮前的引路人，至今都是一个谜。父亲说，这个谜的谜底，和曾伯祖大谋当年离家出走起因于“一段渴望自由的爱情”的传言相关，本质都是“私奔”这个诱人的字眼在牵引。

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而“私奔”，又是怎样具有吸引力的语词啊。

算 盘

在诸多诗人关于嘉陵江西溪河的作品中，我独喜邑人杨元章这首题为《春日西溪偶步》的绝句。《西充县志》将这首诗收录于艺文志。我翻遍艺文志，发现写西溪河的诗文并不太多，当然，因为缺少名家圣手的加持，它们大多显得平庸。但我喜欢这首《春日西溪偶步》，并不是因为它的稀有，而是它既有读书人观花逐燕的风雅，也记录农家烟火的日常：

海棠花落燕飞忙，步出西溪问草堂。

寒食才过春未晚，家家麦麸出笼香。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个字，却生动细腻地呈现了西溪河流域耕读传家的历史和优良传统。

我和父亲的对谈进行到第四日，由高祖开启的半耕半读传统，在父亲这一代，开启了崭新的演绎。他一面凭着读书人的敏感，走向草堂——它当然不是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大约只是西溪流域一所学堂的雅称，一面又以农家子的沉潜朴实，在步步踏陈迹的简单劳作里，研磨那醉人的麦麸。

母亲从六公里外的一个山沟嫁到庞家时，被沟里的姐妹认为是跃出了“龙门”。这里地势平坦，离场镇只有不到两公里。等她真正成为这个小家——她和父亲以及姑姑三个人的小家主人的时候，才知道所谓的“龙门”不过是“家徒四壁”的另一种表述。她没能参与和了解父亲的发蒙、小学和中学这段受教生活，却在往后的日子里，看到他借助一把算盘改变了命运。

算盘就这样成为父亲这一代人命运自振的物证。

我是在读初中以后才不再看见父亲那把黑亮的算盘的，它被父亲锁进了那个有着两道厚重门板的书柜里。我幼小记忆里，最难忘的声音就是父亲轻轻拨动算珠的噼啪声。

父亲高中毕业，成为村子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在那个不太容易看到希望的年代，村支书向他伸来“村小代课老师”这个橄榄枝，但这个橄榄枝却成为家庭小矛盾的起源。虽然自己已经转成了陀螺，失去半个主劳力对这个刚建起来的小家意味着她会更累，但是母亲还是觉得父亲不应该放弃这次机会。她和父亲一起给村支书表达了愿意接受代课教师的想法，不料回到家里，姑姑却坚决不同意，她知道，减少一个壮劳力对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母亲委决不下，最后只好求救于四婆，希望四婆给姑姑做工作。

四婆一年老过一年，但判断还在。她不由分说支持父亲去当代课教师，半个劳力的问题，可以由她来解决。她心里大约已经有了盘算，她要在“气走”生林大伯之后，让生清二伯为我们家撑起缺失的劳力。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夜，最后父亲做出了选择。

四婆养大父亲和姑姑，做出的牺牲已经够大。生林大伯的出走仿佛还在眼前，他没有理由为了一己之私，再让生清二伯做出牺牲。姑姑的理由和意愿也是他不得不妥协的一个原因。第二天，他一个人去向村支书说明了不当代课老师的理由。

村支书坐在村小操场坝一个石条凳上，一个劲地抽他的叶子烟。他一边抽烟，一边听父亲理由不是理由的选择，一边在心里作出了“盘算”。最后，他在石条凳上磕了磕那个铜烟盒，对父亲说：你跟我来！

父亲随村支书去他家里。村支书从卧房前的书桌上，拿出一把漆黑的但是已经有了油光的算盘递给父亲：“你读那么多书，不能浪费了，村会计，你得做起来，我会给你另算工分的！”

村会计虽然和代课教师一样，半工半农，可在村上大小是个官，争都争不来的。父亲没意会这正是村支书的苦心和好意，只是出于本能地拒绝：“我不会打算盘呢！”

“你这个人啊！”村支书叹息了一声，他大约有些恨铁不成钢，但同时又对父亲这个后生的老实有些欣赏，他不由分说地将算盘掷给了父亲，然后头也不回地扔下了一句话：“谁都不是天生就会的！”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父亲请辞了代课教师，却意外获得了村会计，这大约就是命运给父亲最好的安排。母亲接过算盘，将它放在家里唯一一张桌子上，她知道，这将是父亲，不，其实更是一家人的希望。她和姑姑从此不再占用这张桌子，即使是吃饭，也是端着碗，在条凳上分开吃。父亲下地回来，就会抱着算盘练习。从生涩到熟练，再从熟练到娴熟，父亲并没有用太久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合格会计需要的全部技能。他只需要看一眼数字，手指就能圆熟顺滑地在算盘上呈现出对应数字的样子。手指的起落和算珠的滑行丝丝入扣、动线优美，连声音都是好听的。母亲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父亲不是在打算盘，而是在弹钢琴。漆黑的算盘骨架仿佛钢琴的琴板，算珠就是钢琴的琴键——黑白一体，上下交错。除了早晚广播里激越高昂的红色歌曲，这大约就是她们当时听到的第二组动人旋律。

命运的转折同样来自一个书记对父亲的垂青。只是，这个书记比村支书大了很多。

那是1979年春，县委任书记被1978年底那个伟大的全会鼓舞和激励，决定在全县选择三个公社召开现场会。任书记在递上来的现场会名单里勾选了光芒公社二大队，父亲就这样成了陪同光芒公社书记和二大队书记向任书记作汇报的一员。在召开现场会的前夜，村支书和父亲在那张桌上打了一夜的算盘，他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叮嘱父亲一定要将那些算盘上的数字转到脑子里，为了考验父亲，他把算盘从父亲的手里拿走——像当年他把算盘掷给父亲时一样果断而决绝。母亲披衣起来的时候，看见和听见了那场当时只道是寻常的考试。第二天，母亲虽然没能成为参加现场会的一员，但是她从生产队长的讲述里，听到任书记对父亲的考试。任书记的问、父亲的答，和前夜村支书的问、父亲的答，几乎是一样的。当父亲沉着、从容却又充满自信地将算盘上的数字转换成现场汇报的数字时，生产队长敏感地捕捉到了任书记眼里那道光：那是综合杂糅了信任、欣赏和激励的一道光。

母亲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个多月后的那个晚上，公社广播里发出的通知。通知里，反复三次提到父亲的名字，还有他那个半耕半读的“村会计”职务。

任书记惜才爱才，他给父亲争取到了一个公考的名额。和他一起参加公考的，还有其他公社推举上来的人才。即将卸任的村支书来到我家，和父亲继续坐在那张唯一的桌子旁。他摩挲着那把油黑发亮的算盘，像抚摸一个疼爱的孩子。走的时候，他把算盘从桌子上拿开，对父亲说：你将来不会用到它了，但是，你不要丢下它。

父亲懂得老支书话里的深意。村支书来之前，他是忐忑的，对即将到来的人生大考并无把握；现在，就是此刻，他送村支书出门时，那些忐忑已经一扫而光了。

1979年的季春如此醉人，也如此催人奋进，它让父亲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大考。

毫不意外，父亲顺利通过了任书记的第二次考试，到南充地委所在的顺庆一所农业大学读书。1982年，就在人民公社即将变为乡镇之前，父亲正式得到了县委的委任，签发委任文件的，就是在现场会上对他特别留意的任书记。

这一年，父亲已过不惑。乡亲们为他设宴饯行，请来了村里的大厨。向父亲敬酒的人络绎不绝，有人当场醉倒，却并不退场，他们整日连夜地狂欢，火灶的柴火熊熊地燃烧。父亲一定是被这场面感动了，他喝完所有的敬酒后，又一一回敬。他终于醉了一个白昼和一个黑夜，醒来的时候，书记娘子——村支书的老婆，我们尊称为书记娘子，送来了一碗卧着肉臊子和煎鸡蛋的面条，嘱咐父亲一定要吃下，这是村支书和她的一点儿心意。父亲含着泪吃下了这碗生平吃过最豪华的面，内心里发誓将来一定要回报两位书记。

“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母亲的讲述结束于那碗豪华面。她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未来，要靠你们了！”

我停下笔，想象着我未曾见过的三代祖宗的样子，想象已经离开多年的四婆的样子，想象远在新疆阿克苏的大伯的样子，想象所有生命里曾经走进我们，然后又渐渐远行了的家人们的样子，再想象那个不确定的未来的样子，一瞬间，一种刻骨的痛感便紧紧攫住了我。

最后一讲结束后的第二天，远在新疆的大伯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远赴阿克苏从事基建工程的乡党在酒桌上言笑晏晏，举杯向一位老者祝福生日快乐。我认了很久，才依稀将这位头发已然皓白的长者与照片上的大伯联系起来。为了求证我的判断，我将视频递给父亲，他戴上眼镜，只是看了一眼，就对我说：“就是你的大伯。”

接着，凭借他的记忆，他想起来：三天前，正是大伯七十九岁的生日。

视频的最后，大伯看向镜头，眼睛里隐约有光在闪烁。他大约是想家了，或者，他在后悔当年的离家出走，期待亲人的靠近。

但他终究没有对我说半个有感情色彩的字，他的固执与倔强一如往昔。

“是时候去看看他们了。”父亲说，“趁我还能走动，我们去看看生林，看看生寒，看看大美新疆。他们不来，我们自去。”

我点了点头，默默地想，这大概是父亲继祭扫任书记墓之后，又一段重返历史的旅行。遥远的阿克苏啊，此刻，它就像西溪边的仁和一样，让我无限亲近。我明白，在父亲这一辈的百年历史终将结束、我们这一辈的百年历史还将承续、我们后一辈的百年历史即将崭新开启以前，他们这一辈地域距离上的缩短，还需一次心理距离的靠近。就像那段视频记录下的某个瞬间，一旦以它为线头宕开，一百多年的家族光影，就将浩浩然如画卷展开，那其中无数微小的生命闪烁，于这无穷无尽的山河岁月，都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作者简介：庞惊涛，自署云棲阁主。1992年开始文学创作，202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钱学(钱锺书)研究学者、蜀山书院山长。著有钱锺书研究随笔《啃钱齿余录》《钱锺书与天府学人》、历史人文随笔《青山流水读书声》《看历史——大区域视野下的人文观察》、文学评论《蜀书二十四品》等著作，作品入选国内文学集十余种，先后获得首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书评大赛特等奖、川观文学奖、嘉陵江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