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社会对华舆论意识形态化趋势在政府、政治领袖、智库与学术界、民间团体与多元传媒的推动下日渐加剧，拜登执政时期这一趋势依旧持续。在此背景下，美国社会对华态度经历了螺旋式走向负面化的过程。2018年以来，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好感一路走低。据美国民意调查数据显示，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人对苏联的敌意、悲观和军国主义态度与今天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惊人的相似。美国对华舆论意识形态化深刻影响中美关系未来发展。

美国对华舆论意识形态化的形成与动因

美国对华舆论意识形态化暗含了美国认为自身价值观与社会发展模式具有优越性及普世性的预设，通过社会制度与价值观的差异来确定和固化“敌人”形象，从而起到对内凝聚共识与对外巩固同盟的作用。影响政治意见形成的主要因素有四个，即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社会事件和大众传播媒介。美国社会在上述四个方面具备了对华舆论意识形态化的基础。美国政治文化以资本主义为核心，与中国有着本质区别；政府出台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文件，为民众塑造对华负面的政治文化环境；政治领袖发表对华负面意见；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喉舌传递负面观点和报道影响大众对华态度；具有反华倾向的利益集团与政党言论影响大众舆论。

美国政府把控对华认知意识形态化趋势。2017年，特朗普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宣称“中国是一股修正主义力量”。2020年，美国白宫发布《特朗普论中国》文集，其中包含大量攻击中国的内容，类比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1946年致国务院的“长电报”。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再一次剑指中国，提出“我们愿景所面临的最紧迫战略挑战，来自于那些将威权统治与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相结合的势力”。

政治领袖深化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共和党和民主党多名现任与往届高级官员联合总统操纵舆论造势，从意识形态角度抹黑中国形象。2023年11月，中美首脑旧金山会晤后，美国主流媒体报道拜登总统对中国政府的不实言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此外，部分美国智库与学者推动对华舆论意识形态化。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右转倾向集中反映在智库与学者的讨论中。多家美国主流智库透露出对华意识形态的不安态度，声称中美两国将卷入“新冷战”。

美国对华舆论意识形态化的深层根源

近年来，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差距逐渐缩小，美国社会内部产生了一系列难以调和的问题，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动荡，触发了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与焦虑。

第一，中美综合国力日益接近是美国对华舆论意识形态化的动因。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美国的恐慌。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的GDP，2010年，中国和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2.4%和17.5%；2021年，这一比重变更为18.6%和15.6%，标志着在这十年间，中国成功超越了美国所占的全球GDP份额。2012年，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莉森在中美关系议题中引入“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称“今天的中国与美国就是曾经的雅典和斯巴达”。中国的崛起动摇了美国建立的世界霸权体系，为保持其核心地位，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势必对其眼中的“崛起大国”产生敌意。

第二，美国两党通过对华舆论意识形态化谋取政党利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彻底转向，对华强硬成为两党共识，对华打响舆论战并加剧意识形态竞争是两党惯用的工具。不过，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对于对华舆论战中意识形态竞争的塑造方式不同，满足了两届政府不同的利益需求。

第三，美国历史上“猎巫”运动对其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对华舆论具有强烈的“猎巫”色彩，成为美国转嫁国内社会矛盾、发泄自身发展焦虑的重要手段。当前，对华舆论上的意识形态攻击超越了美国国内范畴，具有非理性的倾向。

美国对华舆论意识形态化的特点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对华舆论意识形态化形成了以下特点。

第一，美国对华舆论意识形态化具有“全政府”与“全社会”的特点。美国对华舆论的意识形态化现象不仅存在于政府层面，还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通过制定政策、发布报告和外交声明等方式，政府塑造了对华舆论的基调，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等通过各自的渠道和方式，传播并强化了这些内容。

第二，美国对华舆论的意识形态化趋势更加多元与多变。美国从多角度不断挑起对华舆论话题，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这些话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并且经常随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第三，美国对华舆论的意识形态化目标不局限于“和平演变”。美国对华舆论战的目标不仅是试图通过“和平演变”来影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更重要的是削弱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通过传播有关中国的负面舆论，美国试图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阻碍中国的发展进程。

第四，美国对华舆论意识形态化加大了对高科技的应用。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的发展，美国在对华舆论战中增加了新的工具。算法技术被用于筛选和推送信息，不仅使得美国能够更精准地向目标受众传播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且有利于美国遮蔽散布虚假信息、操控舆论的方式。

第五，美国对华舆论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且具有长期性。经过特朗普与拜登两届政府，美国对华舆论意识形态策略逐步发展并形成体系。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拜登政府虽然在外交政策上有所调整，但在对华舆论战方面并没有放松警惕，反而更加注重策略和手段的多样化。

自2017年以来，作为美国政府的舆论武器，中美意识形态话题被反复炒作，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对华舆论走向意识形态化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工具与武器，也是美国面对内外部日益激化的矛盾的应激反应。美国对华舆论意识形态化对两国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意识形态尚不是中美竞争的中心议题，但仍需要引起中国的高度警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