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和服务群众是基层政府的核心工作，头绪多、事情杂，给我们的治理能力提高带来巨大的现实挑战。在长期的治理和服务过程中，各地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涌现了很多先进典型；从群众角度看，近十年来，随着各种数字化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工作生活秩序持续优化，幸福感和获得感始终在不断提升。比如交通出行，从到处托人还买不到火车票，到手机随时订票，到达时间则不断压缩，原来从郑州到北京需要8个小时，而现在不到2.5小时就到了，上车前就可以选定座位，安全舒适地到达目的地。可以说，各种技术水平的提升极大的方便了群众，也相应减轻了基层政府的工作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治理工作技术提升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街道、乡、镇尤其是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基层稳，则政权稳；基层乱，则秩序乱。中国历史上的基层治理是“皇权不下县”，县以下依靠乡绅和宗族的势力在维持秩序；新中国建立以后，通过单位制、街居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形成了大一统的计划体系和行政治理模式中，高度集权抹去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对人的管理相对严格、稳定；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经济的冲击，大量劳动力外流，乡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都给乡村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同时，大量的外来人口的集中居住和生活，又给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环境治理和交通出行带来了巨大的管理压力；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也带来巨大变化，特别是围绕着新的生产力提升带来的新生产方式的伴生出现，新的职业、新的业态、新的岗位持续诞生并迅猛发展，围绕新工作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也在不断改变着社会治理和群众服务工作。

        农村社会治理和群众工作的主要矛盾是组织相对松散，干部群众沟通少，原来的血缘地缘感情逐渐淡薄，而新的组织模式尚未找到发展方向；城市社区治理和群众工作的主要矛盾是模式创新不足，与群众的联系更为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强化与群众的联系，让政府离群众更近一些，是各地地方政府必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政府社会治理是分层级的，基层社会治理和群众服务是基层需要直接负责的事，有些事，分管条线把手直接伸下来，解决了自己的事，也解决了群众的事，确实是提高了效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基层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对基层组织的能力建设也带来了较大的阻隔；而有些事，直接伸手下来，不但办不好，还会给基层造成一定的困惑，比如条线各自为政，政策打架，相互隔离，造成基层无所适从，再比如功能设计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基层，造成数据管理上的“烟囱效应”，再比如各扫门前雪，把住自己一亩三分地，缺乏开放协同的心态，造成基层数据无法互通，带来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孤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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