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欧阳江河告诉我，余华认为我们这些外国汉学家破坏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名誉。当时我想了解情况，便马上给老余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他不在。后来我没有再试试看，所以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是什么意思。

也是几年前，一个研究生在北师大听我的报告后告诉我，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我没有权利公开评论中国当代文学。我当然没有同意他的观点。不过，我没有怪他，因为观点是观点，不一定代表道理，有时候我也会过分地说什么让人家生气。

不过，让我真正地感觉到汉学危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小枫。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末，他来波恩大学做研究工作。当时他建议我不要再研究、翻译和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他看不到什么重要的文学作品。他坦率地告诉我，我在浪费我的时间与才能，不如继续写我的哲学文章。

当时我觉得他是有道理的，因为好的作品不多，翻译也很麻烦，出版社不一定给稿费，有时还要自费出版，而且译本的读者很少，几乎没有人承认译者的贡献。我们译者会越来越怀疑自己，越来越忧郁，甚至恨自己。译者恨自己是正常的，忧郁也可能最终变成忧郁症，我的同事马汉茂（Helmut Martin）1999年就跳楼自杀了。

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也会怀疑中国当代作家是不是真正的作家。我们怕最后该承认，我们几十年的工作是空白的，还不如早回到古典文学去——马汉茂和我都是从那里来的。他没有回到古代，他走了。我呢？我部分回去了。李白欢迎我，说刘小枫是对的，我应该听他的建议。

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喝二锅头，还是翻译中国当代诗歌、当代散文。牺牲我自己也是一种任务，特别是当国内中国当代文学的敌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不一定在文坛外，也可能就在文坛内，我想通过下面几件事讨论这个问题。

1999年，中国文化开始“走出去”。当年10月份，中国成为法兰克福书展的嘉宾国。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也能出版一些原来没办法出版的书，比如鲁迅的书信。

但是，世界承认的中国诗人一个也没来参加书展，没有人请他们。当然，在场的100个左右中国作家中有不少我重视的代表，比如王蒙。但是来法兰克福的中国诗人都是德国人没有听说过的。根据我当时的了解，他们是第二、第三流的诗人，没有王家新、于坚、翟永明等。我自己带来了两个在德语国家非常受欢迎的诗人——杨炼与梁秉钧。我们在书展举行了两个活动，来参加朗诵会的人不少。这给中国当代诗歌挽回了一点面子，让他们不输给其他国家。

现在，我在维也纳的作家朋友倒霉了。为了帮助中国在德语国家出版大约10本文学作品，他们忙死了。忙什么呢？忙着把这些书从比较差的英文译本翻译成好的德文。把中文作品从英文翻译成德文？难道译者不会中文吗？不要怪他们，中国的出版社要求他们不要翻译原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为了省钱，某一个中国出版社要求这样做，因为如果不从原文翻译，出版社就不需要付给作家稿费。可怕的是，英文版本不是全面的翻译，而是节选。德国读者想看王安忆的作品节选吗？肯定不。另外，英文版本的译者都是中国人，他们的英文很不错，不过还不够好。

我们德国译者都遵守翻译的“十诫”，其中一条是“把外语翻成你的母语，别把你的母语翻成外语”。为什么要这样？文学作品翻译的好坏，取决于译者的语言和文化水平，因为文学需要诗意。如果我的翻译99.99%没问题，这还不够，因为最后那0.01%里，可能会有文学作品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诗意。

我在维也纳的朋友都是作家，他们的德文水平很高。他们“看不懂”英文译本的时候，会来问我。原本应该看原文，不过与他们合作的中国出版社不允许，怕要付稿费。中国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吗？好像这是一个钱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名誉的问题。

最近有一个记者在北京采访我，她老歌颂莫言。我问她看过他什么小说，她连一本也没有看过！两年来，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做报告，谈到莫言时都会问听众“你们看过莫言的作品吗”？有两种常见的回答，“没有”或者“看不下去”。除了中国当代文学专家们，我很少碰到看过或喜欢看莫言小说的人。中国读者真的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