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n in a world awash with imagery,
即使在一个充斥着图像的世界里，
painting can still move, even haunt
绘画仍然可以动人，甚至困扰
--The Daily Telegraph
——《每日电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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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马琳·杜马斯第二次获得“在世最贵女性艺术家”的头衔，也让她跻身“千万级”女性艺术家之列，在现代艺术史上与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草间弥生、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和珍妮·萨维尔（Jenny Saville）比肩。
马琳·杜马斯，《一月小姐》（局部），1997年
在2008年之前，这位南非出生、长期生活在荷兰的艺术家，在策展人和收藏家之外基本上不为人知。那时，她的大部分作品售价都在50000英镑左右。但那一年，当她的画作《访客》（The Visitor, 1995）在伦敦苏富比以320万英镑（约63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时，一切都变了。马琳·杜马斯也因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在世女艺术家。
马琳·杜马斯画人物——女人、男人、儿童、婴儿。但是杜马斯对创造逼真的肖像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探索她所说的“人的心理”。她放大这些人物，去除任何可能将他们定位在某个时间或地点的背景。她以湿润、松弛、姿态感极强的笔触刻画这些面孔与身体，让她的肖像画充满情感、对抗性，令人不安和模棱两可。这些画中人物或是直直地盯着观众，或是对观众的存在视而不见。画面中很少有人微笑。许多人赤身裸体。还有的人已经死去。
马琳·杜马斯
马琳·杜马斯的艺术植根于对图像和绘画之间差异的探索。在一个由数字图像和大众媒体主导的时代，杜马斯珍视人情味的物理性，她的作品证明了绘画依然具有意义和效力。她曾说过：“如果没有它所描绘的事物和它的具体构成的张力——它可能意味着什么的快乐和它所不是什么的痛苦，任何绘画都不可能存在。”
图像的挪用与转译
作为一名肖像画家，马琳·杜马斯在作画时却从不使用真人模特。“我不想让人们进入我的工作室，”她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在画画时独处。”她还说，了解她的描绘对象对她来说是阻碍而不是帮助，他们对画布上的内容的看法会让她很敏感。
马琳·杜马斯的创作素材，也是激发她灵感的源头，都在她的工作室里。如果你有机会走进杜马斯的工作室，第一印象可能是：这里可真是一团糟啊。地板上散落着成堆的皱巴巴的纸张，和废弃的橡胶手套；许多桌子上都堆满了装满脏刷子的容器。但在这片混乱中，杜马斯已经将她需要的一切素材进行了归档。在靠墙的柜子里，成排摆放着A4大小的文件收纳册，专门用于收集杜马斯感兴趣的剪报。这些剪报中有对女性诺贝尔奖得主的报道，有西蒙娜·波伏瓦的面部照片，也有怀抱宠物狗、笑容可掬、光彩照人的女演员。
马琳·杜马斯在工作室创作
在工作室隔壁的一个小房间，是杜马斯收集的各种各样现成的图像，包括报纸的剪报，杂志内页，宝丽来照片，电视和电影影像，她的私人照片，以及列奥纳多、提香和维米尔等古典大师的画作图像。在这个有如阿拉丁洞穴般的房间里，灵感有时会“从天而降”。2008年，她正在准备即将在美国巡回展出的大型回顾展。“我只是在重新整理一些东西，这篇旧文章就从文件夹中掉了出来，”那篇文章配有一张照片，是已故的玛丽莲·梦露躺在太平间的一块板子上。“当时，我全神贯注于死者的照片，而当我要动身去美国时，我想：这就是我的美国画。”
在现代艺术界，马琳·杜马斯并不是唯一操纵图像与绘画关系的人。安迪·沃霍尔以吉恩·科恩曼的电影《尼亚加拉》为素材创作了《玛丽莲·梦露双联画》。杰夫·昆斯基于现有的照片创作了“平庸”系列雕塑。而对图像的使用最为执着的或许是比利时画家吕克·图伊曼斯，他也是杜马斯的朋友。北京UCCA在数月前举办的大型个展“吕克·图伊曼斯：过去”，就充分展现了艺术家对平面的图像在不同的实体性媒介的转译。
杜马斯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作室
图源《The Gentlewoman》杂志
艺术家以一幅图像作为素材，调整它的形式和内容，改变它的含义，这种“借用”可以说是现代艺术的核心。但这样的创作方式，有时也会为艺术家招致麻烦。吕克·图伊曼斯以他人的摄影作品为素材创作的一幅画作，就曾被安特卫普的当地法院认定为侵权。
这种争议，归根结底，是借用与“窃取”、模仿与复制的界限，尚且无法做到泾渭分明。严格说来，马琳·杜马斯的画作也卡在这条线上，但人们对这些作品的态度却普遍很“宽容”。不论是她对着照片画出的大卫·霍克尼的头像，截取希区柯克电影《惊魂记》中淋浴场景的最后一幕创作的绘画，还是以历史照片和新闻报道为素材的创作，人们在看到这些画作时，通常不会去质疑它们与原始素材的关系，而是被画中释放的心理强度所震撼，并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
「马琳·杜马斯：开放式」展览现场，2021年
它们表明，马琳·杜马斯已经充分掌握了肖像画这一媒介，同时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人物美学。私人和公共自我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她的人物肖像作品的基础。这些肖像画以油彩和墨水绘制而成，笔触流畅、色彩统一。它们促使观众思考他人是如何被目睹和感知的。同时，它们也以微妙而深刻的方式，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定位到我们自己的身体上。
杜马斯曾说，“二手图像，可以产生第一手的情感。”这位艺术家从不直接从生活中作画，但生活的所有复杂性就在画布上。她的主题来自公开的和个人的参考资料，包括收藏在卢浮宫中的古典作品，饱受战火摧残的普遍百姓，阿姆斯特丹街道上的性工作者，以及那些知名的面孔，例如艾米·怀恩豪斯、奥斯卡·王尔德、戴安娜王妃，甚至奥萨马·本·拉登。结果往往是亲密的，有时是有争议的：在她笔下，政治会变得色情，肖像会变得政治。她也通过这些作品玩弄观众的想象力、先入之见和恐惧。
站在自我之外
1953年，马琳·杜马斯出生于南非，在开普敦以东25公里处、库尔斯河畔的一个葡萄园农场长大。从小，杜马斯就喜欢收集图像，画卡通女孩。“即使是我很小的时候，我画的也总是面孔或身材。我从来没有画过一棵树。”
1972年，杜马斯进入开普敦大学，就读于米凯利斯美术学院。在对戴安·阿勃斯等摄影师的作品进行探索时，她看到了视觉艺术作为当下连接器的力量。1973年，她开始绘画，并尝试了包括文字、拼贴和水彩在内的一系列媒介。
马琳·杜马斯作品
与此同时，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正在加剧。在获得为期两年的奖学金后，杜马斯于1976年离开南非，进入荷兰哈勒姆的独立艺术学校Ateliers 63（现称为de Ateliers，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继续深造。她说，离开祖国的决定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行为，而不是抗议。“有些艺术家是活动家，这很棒。但我是一名艺术家。我并不是说成为一名画家比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或活动家更崇高；它更多是在陈述事实。”
在Ateliers 63学习期间，杜马斯接触到了更广泛的风格和哲学，以及约瑟夫·博伊斯等艺术家的作品，为她独特的情感绘画实践奠定了基础。1980年代中期，她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并从90年代起进一步累积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声誉。她参加过四次威尼斯双年展主展和两次卡塞尔文献展；2008 年，她成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回顾展的主题；2012年，她被授予荷兰国家艺术奖；2015年，她在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和巴塞尔的贝耶勒基金会先后举办了综合回顾展；2022年，她的作品被亿万富翁、艺术收藏家弗朗索瓦·皮诺（François Pinault）填满了他在威尼斯的一整个博物馆。
马琳·杜马斯，《海景》
布面油画，2020年
杜马斯的早期作品是概念性和实验性的。她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1984年，当时她受邀参加悉尼双年展。在那里，她的作品与来自洛杉矶的装置艺术家迈克·凯利（Mike Kelley）和德国画家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的作品一起展出。“这让我意识到我想和男孩们竞争一下。”
她开始绘制布面油画肖像，借此寻找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声音。“我一直对人类形态感兴趣，但我认为我没有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她说。“要称自己为艺术家，我认为你必须贡献一些新的东西，就像科学家必须发现一些东西一样。”
马琳·杜马斯
一年后，她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画廊举办了她的第一次个展，展示了11幅大型肖像画，肖像人物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妻子玛莎·伯奈斯（Martha Bernays），杜马斯的祖母，以及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这段经历对杜马斯来说至关重要。此次向大幅油画的转向，意味着她重新将绘画作为创作的主要媒介，标志了她职业轨迹的重大转变。此后的40年间，杜马斯描绘了从生命开始到结束的各个阶段的人物，尝试了裸体画、丧葬肖像等艺术史上的传统形式，并一直在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在图像无处不在的时代，绘画能做什么。
马琳·杜马斯，《瓶子》
布面油画，2020年
她的绘画对象也堪称不落俗套。除了婴儿、孩童、不具名的男男女女，这之中还包括恐怖分子、性工作者和庭审中的谋杀案嫌疑人。她经常画基督，但不是把他画成一个超凡脱俗的神，而是一个垂死的人，呈现出被遗弃和孤独的状态。
从她的画可以看出，杜马斯从不回避死亡。“报纸上到处都是死人，”她在谈到这个主题时说。“我希望绘画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是德加，会画漂亮的芭蕾舞演员。每次看新闻时，都会发现比我画的那些更可怕的事情——比如非洲的儿童兵。绘画是关于探索一个人的恐惧，但我也觉得它可以以某种方式变得美丽。”
图像作为负担
“通常会有某种愤怒触发杜马斯的图像。”画廊主大卫·卓纳（David Zwirner）说。自2008年起，他的画廊开始代理杜马斯的作品。“这是驱动她大部分作品意义的引擎，并最终使其如此强大和原始。直到90年代初，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才被废除。我认为这一直伴随着她，并推动着她的道德指南针。”
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策展人，曾为杜马斯在荷兰的首次个展策展的莱昂蒂娜·科莱维（Leontine Coelewij）则指出，“她真的打算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画家，与全球政治局势和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
「马琳·杜马斯：图像作为负担」展览现场，2014年
杜马斯绘制于2005年的作品《邻居》（The Neighbor）描绘了一个年轻的北非男子，他表情平静，看上去就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邻居。然而，这幅画的原型实则是穆罕默德·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他在信仰的驱使下，于2004年谋杀了荷兰电影制作人提奥·梵高（Theo van Gogh）。这幅肖像画也是杜马斯的“人类”（Man Kind）系列的一部分，探索了媒体在欧洲煽动对阿拉伯男性的恐惧和怀疑方面的作用。
2014年，圣彼得冬宫堡国家博物馆（State Hermitage Museum）展出了杜马斯绘制的16幅水墨男子肖像，其中包括尼古拉·果戈理（Nikolai Gogol）、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和密码破译者艾伦·图灵（Alan Turing），以及美国越南战争退伍军人伦纳德·马特洛维奇（Leonard Matlovich）。这个名为“伟人”（Great Men）的系列，展现的全部是同性恋男子。在谈到创作背景时，杜马斯说，她希望她的肖像能激发恐同者重新审视他们的偏见。“如果你不喜欢同性恋者，我希望这些图画能让你想，‘我是一个多么愚蠢、可怕的人。’”
马琳·杜马斯，《他无所顾忌》
布面油画，2024年
2024年，杜马斯在伦敦的弗里斯街画廊举办了题为“哀悼马西亚斯”（Mourning Marsyas）的展览，这一主题取自她于同年新创作的一幅同名油画。这幅作品以卢浮宫收藏的一座大理石雕刻的现成照片为基础，以《变形记》中讲述的一则古老寓言为支撑，展示了复仇和统治与自由的二元对立。在同一场展览上，《乌托亚》（Utøya, 2018-23）一改杜马斯的具象画风，是其中最抽象的作品。它极有可能是以挪威蒂里湖中的小岛命名的，这里曾于2011年7月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69人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这幅画捕捉到了大屠杀的后果，以及这起事件挥之不去的影响。
杜马斯忠实于对新闻、历史照片等远离私人生活的素材的使用，但偶尔也有例外。《画家》（The Painter, 1994）是根据杜马斯的女儿海伦娜拍摄的快照创作的。当时她大概3岁或是4岁，正在花园里画手指画。在照片中，她赤身裸体，身上覆盖着她一直在使用的不同颜色。
马琳·杜马斯作品
杜马斯将这张快照转化成了一幅巨大的画作。画面中的海伦娜近2米高，她的腹部和躯干呈蓝色，让人想起死后皮肤上可能发生的变色，从而暗示了一位母亲在思考自己孩子的死亡。“自从海伦娜出生以来，我对这个孩子可能出事的恐惧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杜马斯解释说。“这种恐惧肯定在这幅画中非常明显。”同时，画中女孩的左手沾满了红色，仿佛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参与了谋杀活动。“我认为，如果你把这个新人带到这个世界上，并且你不担心他们可能会做坏事，那么你一定有什么问题。”
在杜马斯的创作中，不论是艺术家、名人、儿童、独裁者、神灵、罪犯、还是亡魂，没有人能逃脱她的目光。通过这些相互之间并无直接联系的人物，艺术家将暴力、哀悼和忧郁的图像转化为绘画，邀请我们坚定不移地注视痛苦的场景和面孔。她相信，“如果没有对生活阴暗面的反映，就没有美。”她的作品拖拽着我们，拉扯着我们的感官和情感，最终在我们的脑海中制造出根深蒂固的残留。借用艺术家绘于1993年的一幅画的标题，这些作品将“图像作为负担”呈现。
本文来源：SKPRendezv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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