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命可是一位认真从事文化报纸的编辑，生活中却是个嗜酒易醉的性情中人，常常因为酒后直言不讳得罪人，可他从来不在乎，依旧每天俯案工作。这样看似放荡不羁的人，在他的新作《到天尽头去》中仍然喝着酒、聊着天、骂着人，有时也会“有些厌世、孤单，也不得不随俗的人物。”从他让人倍感沉重的笔力中，我无意中发现了他的梦想，“我一直梦想做一个睿智的小说家，一个诚实的劳动者，一个大地的歌者。”这可能是发自肺腑的言语，但更是小说家对社会底层生活的努力关注，因为歌者从来都是孤独的，而诚实难免会触及一些人的痛点。

这本小说集《到天尽头去》，更像是一扇徐徐开启城市底层生活百态的大门，径直引领着读者走进当下这充满危情、骚动与无奈的世界，在灰色基调中深刻触碰着人性之痛，也极力想要展现出生活的意象之美，王祥夫评价他的作品时说：“命可的小说在艺术上是质朴的，时有幽默，让人会意发笑;命可的小说也有强烈的现场感，一个作家嫩做到这一点难能可贵……小说里有一种近似于光芒的东西，但分明又不是。好的小说，魅力永远来自始终不明确” 。

城市危情故事：生活的暗涌与不安

《到天尽头去》是一幅极具现实主义色彩且发人深省的文学画卷。生动描绘了城市中的危情故事，将生活的暗涌与不安展露无遗。在这些故事里，城市不再是繁华美好的象征，而是隐藏着无数暗涌与不安的所在。在生存压力方面，人们面临经济困境，微薄收入难以应对高物价、高房价，职业竞争激烈又带来失业风险，使人心存焦虑迷茫。人际关系上，利益纠葛让友情不再纯粹，快节奏致使亲人情感疏离，复杂脆弱;在情感世界里，爱情受物质等因素左右而迷茫，诱惑多致忠诚度受考验，欲望膨胀后得不到满足更添痛苦挣扎;在社会环境层面，城市变迁令人无所适从，对旧生活的怀念与发展步伐的不可阻挡形成矛盾。同时，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凸显，让人们无力改变，对未来满是担忧。这些都深刻呈现出城市生活表象下暗涌着的不安与挣扎。《来雨》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将城市中某个角落人们面临的困境凸显出来，雨水不仅淋湿了街道，更打湿了那些在生活边缘挣扎之人的希望。而《李飞狗的爱与凄楚》则以李飞狗这个人物为主线，展现了他在城市复杂环境下的爱情与生活遭遇，那份凄楚背后是城市给予个体的无情压力，让爱情在现实的挤压下变得扭曲变形。

城市危情之下，人们内心的惶恐与无助，让生存压力带来更多的焦虑与迷茫，尤其是传统的媒体工作者身处社会转型的尴尬之中的现实，进而也能够理解作家刚去深圳时的生活心态。众所周知，小说是作家的自传，而这些底层人物在城市中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们努力工作却只能获得微薄的收入，仍有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这种职业上的不稳定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让他们在工作中小心翼翼，精神高度紧张，在高物价、高房价的城市中艰难生存。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精打细算，甚至为了节省开支而牺牲生活质量。这种经济上的窘迫让他们时刻处于焦虑之中，常常对未来感到迷茫。作家王祥夫说，“在命可的小说里，展现了小人物的各种艰难和各种无往的奋斗，但生命的顽强就在于，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我们还要艰苦地广种薄收，或广种无收!这是命可小说的最重要的一个悲剧性支点。”表现在《都是因为我们穷》中，那种中年困境下的迷茫与焦虑，经济压力下的无奈，让马林旭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改变现状，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虚无。人到中年，面临着家庭的各种开销以及生活的重担，马林旭和他的同事们或许都面临着经济上的压力，为了生计而不得不精打细算，甚至在一些消费上犹豫不决，这种经济压力如同无形的枷锁，让人在生活中倍感压抑和不安。而职业上的危机，不仅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也让他们陷入对未来的迷茫和自我价值的怀疑之中，不知该何去何从。

现实生活的压力，让人际关系变得复杂疏离，也让情感世界的困惑与挣扎越发强烈。对于爱情的迷茫，使得城市中的爱情充满着太多不确定性，在物质条件、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下，为数不少的人会在选择伴侣时忽略真正的感情，在爱情中迷失了自我，不知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同时，他们还要面对城市中的各种诱惑、感情忠诚度的考验。在《与女人对弈》中，赵命可笔下情感与现实的纠葛，无疑写出了异乡人的孤独与漂泊感。刘茂林作为在深圳奋斗的异乡人，孤独地在这座城市中打拼，渴望在情感上找到寄托，但又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他无法在新城市立足，在爱情面前也感到无力和彷徨，这种孤独感和漂泊感如影随形，让他的生活充满了不安。另一方面，如花对刘茂林在深圳拥有一套房子有着明确的期待，将房子作为嫁给他的条件，这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爱情，何尝不是对情感的迷茫和对爱情信任的缺失呢?爱情的物质化考量，让刘茂林和如花的感情充满着矛盾，也让房子成为彼此关系的重要基础。刘茂林渴望爱情，可在现实的物质条件面前依然感到了无奈和苦涩。这种将爱情与物质条件紧密挂钩的观念，使得感情不再纯粹，充满着现实的考量和不安定因素。可以说，对爱情的困惑和恐惧，在激发着人们的欲望，而一些人在欲望的驱使下，不断地追求金钱、权力和地位和所谓的爱情，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然而，当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他们又会陷入痛苦和挣扎之中。以深漂群体为例，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努力拼搏却难以在新城市立足。像《两地书》中的深漂祁阳，在繁华的城市中孤独地生活，不断给南方的男友写信，字里行间透露出孤独、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没有房子，他们在城市中就没有归属感，时刻感受到自己与城市的格格不入，这种精神上的孤独和漂泊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种潜在危机。

物质欲望对人性的侵蚀，社会阶层的差异与矛盾，导致城市中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压力，在社会环境的变化与冲击下，情感疏离下的利益纠葛，让人际关系变得愈发复杂。表现在《兔儿鼻子》中的职场利益纷争，权力关系下的无奈与妥协就非常突出。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与同事的关系，时刻保持警惕，以免陷入他人的陷阱被算计，这种紧张的人际关系让人身心疲惫。而涉及到一些权力层级的关系，底层人物可能不得不对上级的不合理要求或不公平对待妥协。他们为了保住工作或获得一些机会，不得不忍受权力的压迫，这种无奈和妥协反映了生活中的不公平和人们在权力面前的渺小与不安。

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和巨大的生存压力，使得人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经营和维护人际关系。即使是亲人之间，也可能因为长期的忙碌而变得疏远。人们在城市中孤独地生活，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和支持，让原本纯粹的友谊变得不再单纯，城市中的人际关系变得复杂而脆弱。作家曾以少年马文的的视角，展现了他对成人世界的不可理解。成人之间的矛盾、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一些不道德的行为，都让马文感到困惑和恐惧。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大人们会这样做，对未来自己将要进入的成人世界充满了不安。所以，厌倦了周围一切的马文，一心想要离开南庄、香泉镇到天尽头去。这反映了他对当前生活环境的不满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但同时也体现出他内心的迷茫和不安。他不知道天尽头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找到理想的生活，这种对未知的探索中，无疑充满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这种差异不断导致着人们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也成为城市中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底层生活的骚动：欲望与挣扎的交织

赵命可的创作跨越了三十余年，这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可能难以适应社会的变化，感到被时代抛弃。赵命可敏感地关注到了这些人的困境和挣扎，在作品中反映了时代变迁对人们生活和心理的冲击。如在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冲击的背景下，传统媒体人的职业困境和迷茫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毫无疑问，赵命可是一位始终关注底层的作家，他通过对底层人物欲望与挣扎的交织描写，深刻地反映社会转型时期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在凸显自己“底层立场”的同时，细致描绘在欲望与挣扎的交织中的底层生活困境。在小说集《到天尽头去》中，那种清晰的底层生活骚动，是经济压力下的不为人知，是情感困境的脆弱迷茫，是身份认同困境下的无奈无助。

赵命可笔下的底层人物，大多都怀有理想，可是面对残酷的现实时，无论是生存的挣扎，还是身份认同的挣扎，都让底层人物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和考验，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奔波。在《都是因为我们穷》中，标题直接点明人物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描写了传统媒体人面临行业凋敝时的困境，他们神情沮丧、双目无神，有的被裁员，有的看不到出路，却又在苦熬，展现了底层人物在时代变革下的无奈与挣扎。传统媒体人马林旭和他的同事们，“一连几个晚上，马林旭都喝得醉醺醺的，和他一起喝酒的都是过去的同事。他们不是在以前的裁员中被裁掉的没有靠山的人，就是和他一样看不到出路，灰溜溜地逃跑的人。也有几个依然留在单位苦熬的，他们不是有个一官半职，就是对未来已经不抱希望，他们和那些离开的人一样，神情沮丧，双目无神。”行业凋敝，这些人在经济压力下神情沮丧，生活质量低下，为了生计苦苦挣扎，他们或是被裁员后找不到出路，或是在单位看不到未来却又不敢轻易放弃，这种生存的挣扎是底层人物的普遍状态。托尔斯泰说：“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而小说中的他们，可能却为了一份工作、一个住所或者一顿温饱而费尽心思，展现了底层人民在物质匮乏下的艰难生活状态。

经济上的困难，重重地压迫着这些人，可是情感方面的困境，也让底层人物在艰难的生活中充满波折。赵命可着眼这些人的情感生活，在《两地书》中，“我来到了广州，自此成为了一个无根无底、远离故土的浪子。”正是因为繁华的广州给了我一种浓浓的凄凉感，才让一封封的信中充满不可思议，但这就是每个人要面对的现实，发廊女阿莲、看似一本正经的教导主任，被人包养的阿慧，都成为故事被写进信中。信是深漂女祁阳联系男友的梦想，也是在所处环境中的苦苦挣扎，不断地支撑着甜蜜的爱情梦。在距离和现实的压力下，祁阳的爱情马拉松在随着彼此之间的感情变得脆弱，成为了爱情与现实之间的挣扎。“祁阳进了门，她想最后一次给他写一封信，告诉他因为他的忽隐忽现才会使他们变成陌路。”这样悲情的故事，却体现了底层人物在追求情感幸福时所面临的阻碍。

赵命可在《到天的尽头去》中，通过对底层人物的刻画、生活困境的描绘以及生存环境的呈现，深刻地关注了底层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底层人民的艰难、挣扎与奋斗，体现了他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与理解。这和作家生活阅历相关，李飞狗从农民变为市民后，过去的生活回不去，新的生活又难以接纳他，常常在身份认同上陷入挣扎。就像他在城乡之间的身份转换中感到迷茫和痛苦，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归属。《到天尽头去》中的少年马文，厌倦了周围的一切，一心想要离开家乡去寻找自己的 “天尽头”，然而现实的种种阻碍让他的出走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底层人物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不断挣扎。同样，作家也在自己的文字中找寻着出口，或许“天尽头”是他的所期望的，这就是他笔下的各种人物，或许有着小小的梦想，却总是被现实的困境所束缚，于是这种骚动便在心中不断涌动，表现为对生活的不满、对命运的抗争，然而又常常陷入无奈的循环。这种欲望与挣扎的交织，构成了底层生活独特的节奏，也让人物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无助。

在赵命可的笔下，许多底层人物都有着对物质生活改善的强烈渴望。《与女人对弈》的故事背景是深圳，“每个初到深圳的人，都会被这个城市光洁、繁荣的外表打动。将金贴在脸上，是这里的一贯做法。”刘茂林渴望在深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不仅是居住需求，更是一种身份认同和对更好生活的追求。这种对房子的执念，反映了底层人物在城市中对物质基础的迫切向往，强烈的物质欲望， 让房子成为他们心中安稳生活的象征和奋斗的目标。而情感欲望方面，赵命可对底层人物的表现也是同样细致入微。在《李飞狗的爱与凄楚》中，李飞狗对爱情有着纯真的向往，但现实的困境使他的情感之路充满坎坷，他退伍后变为市民，在新的生活环境中感到孤独，而这种孤独感更加凸显了他对情感的渴望。作品正是通过对李飞狗内心世界的刻画，展现了底层人物在情感方面的欲望与无奈。同样，《兔儿鼻子》也是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张立勇，展现出底层人们内心深处对改变现状的渴望，以及在这种渴望驱使下的强烈挣扎。

强烈的现场感，身临其境的底层生活呈现，赵命可的作品中展现出极为强烈的现场感，似乎要将读者直接拽入那些底层生活的场景中。在《来雨》中，作家凭借着细腻入微的细节描写，通过石棉瓦噼噼啪啪作响，找不到却又漂浮在水里的内裤、胸罩等细节，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人物的沧桑，“暴雨过后的镇子千疮百孔，到处都是被大风刮倒的树木和洪水的冲积物，空气却格外清新。”从视觉、听觉等多角度全方位地营造出雨势的猛烈。在《谷文庆简史》中，作家对谷文庆生活环境的细致刻画，那狭窄逼仄的居住空间、嘈杂混乱的街道市场，还是《都是因为我们穷》中对贫困家庭日常生活的描绘，简陋的家具、为生计发愁的对话，都让读者似乎闻到了生活的烟火气，听到市井的嘈杂声，真切地感受到底层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现场感使得作品极具感染力，也让读者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与书中人物一同经历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灰色基调：现实主义的颓废底色

对人物命运的无奈与挣扎，展示生存环境的压抑与逼仄，反映精神世界的空虚与迷茫，让小说集《到天尽头去》的叙事始终笼罩在一种灰色基调中。作为现实主义颓废的鲜明体现，作家从《我欲乘风归去》中主人公对生活的迷茫与逃避，到《与女人对弈》里两性关系在现实压力下的紧张与无奈，抑或《都是因为我们穷》中的艰难挣扎，努力在传递出一种对生活的无力感和消极情绪。生活似乎看不到希望的曙光，人们在灰色的氛围中艰难前行，这种颓废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对底层生活真实状态的一种反映。

社会最底层由于资源匮乏、机会稀少，使得人们常常陷入困境难以自拔，而灰色基调恰如其分地渲染出这种生活的本质。在阅读中可以发现，小说集中的许多人物都处于社会底层，面临着生活的重重困难。他们为了生计奔波，却常常陷入困境无法自拔。例如物质的匮乏成为他们生活的巨大阻碍，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改变贫困的现状，这种无力感弥漫在字里行间，体现出一种颓废的气息。《到天尽头去》中的人物大多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可是现实却往往残酷地将他们的梦想击碎。如一些曾经怀揣着热情和抱负的年轻人，在经历了社会的磨砺后，逐渐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和期待，陷入了迷茫和困惑之中，也让理想在现实的冲击下变得遥不可及。在《兔儿鼻子》中的警察张立勇用棺材宽慰自己，《与女人对弈》中的刘茂林和郁子间的调侃，让人物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呈现出一种颓废的状态。

这不仅体现在底层人物的艰难生存层面、体现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上，物质环境的恶劣、社会氛围的冷漠，同样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缺乏信仰和精神支柱，对人性的失望，让人们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缺乏对他人的关心和帮助。这种冷漠的社会氛围，让人物在遭遇困难时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理解，只能独自承受生活的压力，从而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孤独和绝望。《我欲乘风归去》中的马昆，因为“大旱严重破坏了果园，加上看不到利益而疏于管理”而损失惨重，却只能在“亲戚们的死缠烂打下，给人家做担保，银行的钱只有在亲戚们还完贷款后才能用。”赵命可对人性进行着深刻剖析，展现着人性中的丑恶和弱点，也把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自私自利等行为，演绎成对人性的失望，使得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加黑暗。与此同时，书中的这些人物普遍缺乏坚定的信仰和精神支柱，他们在面对生活的挫折时，容易陷入精神的空虚和迷茫。由于没有了信仰的指引，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里，只能在生活的洪流中随波逐流。这种精神上的空虚让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使得作品呈现着颓废的精神状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赵命可从北方移居到深圳。这种地域的迁移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也让他感受到了文化和环境的差异。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南方的气候、生活节奏等与北方的差异，以及在新城市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压力，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亲身经历过生活的艰难与不易，这些孤独、迷茫和困惑的情绪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就成为他创作中颓废风格的重要来源。

当今社会，人们面临着各种压力，如经济压力、就业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这些压力使得人们在生活中感到疲惫和无助，对未来失去信心。赵命可对底层生活的深刻揭示，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现实的残酷和人生的无奈，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如离职后艰难维持生计的传统媒体人、在城市中艰难生存的退伍军人等，这些人物的困境反映了作者对底层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感受。现实主义文学强调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和反映，赵命可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的作品以扎实的生活、细致的观察和真实的叙述为特点。在对现实的描写中，他不仅展现了生活的美好和希望，也揭示了生活的丑恶和无奈，由于过度强调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注重表现人的孤独、迷茫和绝望等情绪，对现实的全面呈现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批判性和颓废感。

尽管《到天尽头去》整体呈现出灰色与颓废，可是其中也不乏意象之美。作家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深刻的寓意，赋予作品别样的艺术魅力，如在《两地书》中，那一封封往来的信件或许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交流，更象征着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维系与断裂，而在距离与现实的阻隔下，信件成为了一种寄托希望与无奈的意象。这些意象如同点点星光，在灰暗的生活底色上闪烁，为作品增添了一份诗意与深度，让读者在感受生活沉重的同时，也能领略到文学艺术的细腻与美妙。

人性之痛：生活磨砺下的灵魂创伤

最能打动读者的，莫过于赵命可中对人性之痛的深刻刻画。

《到天尽头去》中呈现出了一系列的不同人物，无论是《来雨》中在困境中仍坚守一丝善良的小人物王来雨、郝枚，还是《李飞狗的爱与凄楚》里因生活挫折而逐渐扭曲内心的李飞狗，或者是警察张立勇等，他们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人性在生活磨砺下的脆弱与无奈。与其说生活的重压，生存困境，使得人性不断被扭曲，倒不说人性中的美好会被掩盖，丑恶可能趁机滋生。这种人性的挣扎与变形，无疑带来的是疼痛，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不禁会为人物命运感到揪心，也会反思生活对人性的塑造与影响。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人物们常常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无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焦虑和恐惧，灵魂也在这种迷茫中逐渐受到创伤。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梦想破灭带来的精神痛苦，最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这也是自我怀疑和痛苦产生的原因。而物质的匮乏，让马林旭等人在生活的压力下，逐渐失去了原本的纯真和善良，人性中的弱点被放大，以至为了生计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尊严。李飞狗处于较低的地位，他的声音往往被忽视，权利也得不到保障，这种长期的被忽视和压迫使得他们的心理产生了变化，有的人变得自卑、敏感，有的人则变得愤世嫉俗。

对于情感困境的表现，赵命可人性挣扎的描写更是入木三分。十二岁的少年马文对成人世界充满不解与厌倦，一心想要离开家乡去寻找所谓的 “天尽头”。他渴望摆脱现有的生活环境，和父母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经历了与父母的矛盾、周围环境的压抑等现实问题后，父母的打骂和不理解，让逐渐变得世故的马文对家庭感到厌倦，开始学会用成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相信美好。一个孩子在现实世界中力量渺小，又看到了成人世界中的尔虞我诈、投机取巧等现象后，理想与现实间开始有了巨大的鸿沟。这种亲情的破裂，让马文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让少年的成长之痛，变为人性在亲情面前的挣扎。亲情的矛盾与冲突，给人物的心灵不断地带来着创伤，如果说马文的出走成为他对现实痛苦的一种反抗，而对于爱情的迷茫与失落，也成为赵命可笔下人物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这是成年人的妥协与改变。在《与女人对弈》中，刘茂林和如花之间的感情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但是如花把物质条件作为了婚姻的重要考量，在现实的压力下爱情变得脆弱不堪，让刘茂林渴望在深圳获得爱情和归属感就愈发强烈，不但要学会迎合社会的规则和他人的期望，也要变得世故圆滑，甚至为获得一份工作或一个机会，说一些违心话、做一些违心事，这些都反映出人性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下的扭曲和改变，以及人性在面对情感选择时的困惑和痛苦。

孤独与隔阂的精神困境，不断地烘托着人性之痛。在《到天的尽头去》中，许多人物都感受到了孤独。无论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异乡人，还是在农村的留守者，他们都在内心深处渴望着被理解和关爱，但往往由于各种原因无法与他人建立起真正的沟通和联系。这种普遍存在的孤独感，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要独自面对生活的困难和内心的痛苦，尤其是一些深漂的人在深圳努力拼搏，却时常感到孤独和无助，无法在新城市立足，也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这种无法跨越的隔阂，让人物在精神上缺乏共鸣和支持，进一步加深了精神上的痛苦。一些人物由于内心的创伤或性格的原因，选择将自己封闭起来，与外界隔绝。他们独自承受着生活的痛苦和压力，不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李飞狗没有一技之长，在城市中艰难生存，无法融入新的生活，内心充满了孤独和痛苦。他的自我封闭使他的人性之痛更加难以排解，也让他的心灵逐渐变得扭曲和麻木。

总之，赵命可的《到天尽头去》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忠实记录，更是对人性在困境中如何生存与挣扎的深度探讨，它以其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成功地描绘了城市底层生活的种种面貌，传递了理想与现实差距的思考。现在看来，无论是对生活困境与无奈的呈现，还是关于人性的复杂刻画，都巧妙地通过不同人物在经济压力、职业困境、情感纠葛等方面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反映出生活的暗涌与不安，尤其是底层生活骚动、灰色基调、意象之美以及人性之痛等方面都表现出色，对理想与现实等诸多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值得读者细细品味，从中去感受生活的真实与文学的力量。

作者简介:

常晓军，大学教授，入选陕西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陕西文学艺术创作百优扶持计划，著有《一个人的行走》《我是兵》《绝世芳华 张爱玲传》等作品15部，获冰心散文奖，林非散文奖等30余次，有作品以中文繁体版，英文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