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离家成为普遍现象，由此必然产生各式相关的思愁，有哀叹传统不再的浪漫式乡愁，也有难以适应乡土人情的回乡之愁。这里面既涉及现代文明对传统的冲击，也涉及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无论是就古今还是就中外而言，家庭无疑是这些思愁绕不开的一个焦点。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如果说精神分析对现代文明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么其中至少包含对家庭的再发现。
为了将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需要从启蒙运动说起。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社会进程，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基本设定就如某些进步论者所相信的那般，是没有缺陷或有缺陷但能在发展中自动克服的。启蒙运动原则的缺陷在19世纪末得到进一步呈现，由此导致了社会、文化、思想等多重层面上的一系列危机。这些现代性危机引发了后续20世纪的多重转变，甚至是一些悲剧性转变。历史学家常将这个时代简称为“世纪末”，而精神分析就诞生于这个时期。
概而言之，启蒙运动的基本设定主要体现为“成年—男性—理性—个体—契约”等一系列主题，其中一些有缺陷的主题已经随着历史进程被后续诸多思潮与社会运动克服，如浪漫派对理性主题的克服，女性主义对男性主题的克服。精神分析虽继承了启蒙运动的诸多设定，但仍在临床、思想等多个层面上努力克服它的诸多缺陷。这些努力近乎涉及上述所有主题。其一，借助无意识概念，精神分析重新定义了个体概念。其二，借助幼儿性欲的发现，精神分析摆脱了昔日的儿童纯洁无瑕说，将儿童主题带入现代社会。其三，借助对女性性欲的研究，精神分析对女性主义运动贡献良多，尽管在父权制层面上也受到该运动的诸多批评。其四，借助临床治疗及观察，精神分析将表象与情感分开，并定义了二者在精神装置上的不同运作及相互间的关联。其五，借助俄狄浦斯情结，精神分析近乎重新发现了家庭。这一再发现至少包括两方面的贡献。首先，尽管家庭中存在各种如父慈子孝、母子连心等事实，但这并非家庭关系的全部，无论是夫妻还是亲子之间皆有各种复杂的动力学过程。就亲子而言，除了俄狄浦斯情结所含有的子代朝向亲代的各种复杂情感之外，精神分析的发展还进一步指出，即便是亲代也有指向子代的各种复杂情感。其次，如我们所知，启蒙运动及其后的早期进化论导致了一种体现在多个层面上的进步史观——对个人而言，成年个体或公民是最终理想，儿童期仅被当作不成熟的过渡阶段；对社会组织而言，如黑格尔所阐述的，家庭也是一个过渡性的、可被扬弃的伦理性组织；对更广尺度的社会与文化层面而言，亦如此。而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精神分析指出，个人的发展并非连续的，而是因压抑而更多呈现为一种断裂式发展，人格的基本结构在俄狄浦斯期已基本形成，后期人格的发展尽管并不排斥各种社会化影响与“事后”效应，但更多是早期人格结构的重复。同时，这一再发现也重新将家庭置于人格塑造及之后社会化过程的首要位置。相较于现代社会努力通过合作、分工等来黏合个体的契约论基调，弗洛伊德的发现将家庭置于与社会相同的重要地位上。
今天来看，弗洛伊德的发现并非那么绝对且具有一定偶然性，主要原因在于，医生的救人位置（以及教师的育人位置）天然近于父母的位置，因而治疗关系很大程度上与家庭情势相关。这其实没有那么令人意外，但这个偶然性并不影响弗洛伊德这一贡献的价值，尽管会以弱化诸多社会性影响为代价。此处，如果要进一步讨论的话，必然涉及两个复杂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家庭与社会的异同。尽管人皆常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但实际上，无论是组织模式还是起源，无论是实际功能还是发展模式，二者皆有所差异，它们之间的关联也未必就那么符合生物有机体式的隐喻。从理论上讲，社会作为人类主要群体模式之一，必会对家庭产生各种影响。但该如何定位这些影响呢？这些影响是直接的还是中介性的？如果我们站在精神分析的立场上，社会因素只能是中介性的，因为所有社会因素都要在母亲那里接受一个中介或过滤过程，恰如同样的社会环境会导致多种不同的母亲。自然，这会使不少学者将精神分析看成一种家庭中心主义并加以批评，但反过来，也会进一步推动家庭与社会二者之间的关联性研究。第二个议题是中国文化议题。如我们所知，家庭对中国文化而言，不仅具有一种经验的、伦理的至上性，甚至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重要性，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由此，中国式家文化究竟是一种待反思、待批评的传统文化，恰如五四运动期间发生的那般，还是一种可以治疗现代社会诸多难题如个体之孤独感与虚无感的良方，自然便成为国内学界讨论的焦点之一。
复旦大学孙向晨新著的《论家：个体与亲亲》便是讨论中国式家文化的代表，该书从多个角度系统讨论了家的基本现象，其主要立场偏重良方一说，同时坚持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就笔者而言，无论是基于精神分析的角度还是基于中国文化的角度，我都赞同孙向晨的立场。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上文所述各种思愁在当下没有那么迫切，真正愁人的是社会的高速发展对儿童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如内卷导致的假期培训班化现象，以及新近被高度关注的儿童、青少年抑郁频发现象。因专业所及，我先谈谈后者。就该现象而言，当下存在着多种不同解释模式，其中有两个模式比较重要。一个是精神分析的家庭模式。简而言之，抑郁主要源自家庭，父母对孩子要么太疏远要么要求太多，总体上爱不足，这就使孩子身上形成的、主要由父母所代表的超我太过严厉，而孩子的自我则相对较小，最终便形成了一种不断自责的模式。另一个是偏社会的模式，将抑郁归因于现代性带来的个体疏离、人际网络虚化、价值观多元化等。这两个模式既不同也相关，站在精神分析的视角上，社会的变化可以被看成外因，其间接扰动了家庭结构的稳定性与弹性，如当下很多母亲因为工作很早就离开了孩子，陪伴时间甚至哺乳时间皆有所不足。
对前一现象，总体上也涉及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异同，而社会学家所常称呼的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大致与这一异同有关。一般而言，家庭及其导致的组织模式以情感、等级、传递等关系为主要标志，而由生人组织成的各种社会群体则以交换、契约、合作、平等关系为主要特征。两者各有优劣。前者带有的裙带化等保守特征自然值得批评，但后者蕴含的过度竞争也未必就是好事。假期的培训班化现象就体现了后者的过度竞争导向。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某些社会连接也具有一定的情感功能，但从临床角度来看，假若儿童的人格结构早年没有被打下一个很好的情感纽带基础，后续的社会连接对其个人发展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是要打上问号的。成年人的KPI或许有其经济学与社会学上的必然性，但儿童若在人格塑形的关键期也被KPI的话，或许会有所成就，却必然以丧失各种情感连接、各种丰富生活感受为代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拉康思想发展研究”（19BZX09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