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进步，许多城市建立了智慧城市系统，通过智能化、数字化手段，为市民提供更高效的服务。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一些智能设施建好后缺乏维护成了摆设，还有的存在数据共享不足、安全性隐私性保护亟待加强等问题。记者就此走访多个城市，采访读者网友、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士，为促进智慧城市建设行稳致远建言献策。
在城市更新中，以数字化赋能城市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对于智慧城市建设，许多市民充满期待。一名宁夏银川市网友近日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希望设立智能化站牌，“不但可以显示公交车能到哪些地方，还能显示最近一辆车到哪儿了、车上大致人数”等。
有的构想在一些城市已经付诸行动。比如，在山东东营市乘坐公交车，通过电子屏或手机APP，就可实时查到公交车的准确位置和预计到达的时间——2016年12月，东营推出智慧公交手机APP，此后多次升级，目前已成为东营市民公共出行的必选工具。
“昨晚，我的车就停在市政府的停车场了。”在湖北黄石市，一位市民告诉记者。为了缓解停车难，黄石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城市更新科负责人刘小成介绍，今年6月，包括市政府停车场在内的首批15家共享停车场正式上线“黄石停车”APP，市民可以通过“共享预约”功能线上申请错时停车。与此同时，黄石对全市各类停车场统一改造，接入“一个停车场”的智慧停车平台，推动包括医院、景区、文体场馆及部分物业小区共92家政府定价停车场先行先试，共接入停车泊位11.9万个，其中动态泊位10.2万个。通过停车资源的科学整合，黄石中心城区停车难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智能化手段在提升城市韧性方面也展现出优势。今年夏季的一天，河南郑州市突降大雨，当地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迅速进入应急状态，通过遍布市区的传感器，大屏幕上各种数据实时更新。经过测算与分析，运行中心对暴雨可能影响到的区域提前发出警告，并将关键信息发送给相关市民。同时，“郑好办”APP上的“积水点地图”，以红、黄、绿三色标记出实时积水情况、潜在积水风险以及最近的应急避险点，供市民随时了解最新动态。
不仅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治理正在深入社区。近年来，山东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智慧化手段融入社区治理。作为试点社区之一，兴盛社区的智慧管理平台链接了包括烟感报警器、智慧灯杆等在内的上万个智能感知设备。通过管理平台监控，及时查处了飞线充电、违章建筑搭建、高空抛物等安全隐患事件。
在湖北武汉市江汉区，当地将人、车、设施设备及城市部件通过互联网联通，实现了智慧化管理。“巡逻车摄像头即时传来视频，系统可自动识别如垃圾桶满溢、户外小广告乱贴、共享单车乱停放等问题，并直接转化成相应工单。”负责江汉区物业服务的江汉城资公司负责人介绍，工单直接被派发到作业员的手机上，作业员处理完成后，拍照反馈，AI自动验收形成闭环。
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数据壁垒、安全性不足、停摆浪费等问题
虽然智慧城市为市民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但也带来一些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有读者来信反映，一些城市在居民小区推出通过人脸识别进出小区等智慧服务，尽管带来了一些便利，也有居民并不认同。有居民认为亲友到访时进出麻烦，还有的认为刷脸进出小区，存在泄露居民个人隐私的风险。
对此，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谢潇提出，伴随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城市数据亦呈现爆发性增长的态势。但由于理论研究不足、制度设计不完善，城市各系统之间的数据尚未完全实现共享，增加了数据存储与治理成本的同时，也引发了数据安全以及算法歧视等诸多问题。“如若对数据滥用，可能侵犯自然人的个人隐私权、企业的商业利益，乃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谢潇说。
数据壁垒导致的资源浪费问题也值得重视。比如，在一些城市的十字路口，有时可以看到多个摄像头并立。专家表示，之所以会出现重复建设现象，与尚未建立起数据共享机制不无关系。
“建设智慧城市需建好和用好物联网、互联网和算力网三张网。物联网是基础，有传感器才能传送数据。”江汉城资公司负责人说，“不同的管理需求对算法的要求不同。比如同一段道路的视频，城管部门关注的是周边有没有占道经营、垃圾堆积，交通部门关注的是有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交通堵塞，公安部门关注的是有没有暴力事件等。同一摄像头、同一视频，结合管理需要可以在背后植入不同的算法进行更高效的实践应用。”
该负责人认为，无论是法律法规层面，还是相应的制度政策，目前对于政企数据的共享与使用都还缺乏系统性的引导。“早期各地智慧城市比较重视大脑建设，但城市是有机体。企业目前建的是‘小脑’，联结了具体做事的‘手’和‘脚’。还需要更新城市服务流程，进行系统融入，也就是要有‘血管和神经系统’，同时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协同、公众参与、源头治理的生态，城市这一有机体才能更智慧地运营起来。”
此外，资金问题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难点。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系统开发和运营维护，资金紧张或建设动力不足，都可能导致后续难以为继。作为企业界人士，李先生透露，有些地方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工程验收结束，便处于停滞状态。不仅如此，“有的项目停摆两三个月甚至一年后，遇到领导换届、上级压力或外界影响，可能又重新启动。停摆时间越长重启成本越高，如果停摆时间过长，机房、电脑、软硬件等可能都需要更新甚至重建。
建立数据共享和协调机制，用数字化提升城市幸福指数
今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发布《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城市数字化共性基础，培育壮大城市数字经济，促进新型产城融合发展，丰富普惠数字公共服务……全领域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需求不同。”广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信息网络中心张桦表示，政府应注重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和诉求，保障个人权益和社会公平，建立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和公平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实现城市各相关主体的共享和共赢。
专家认为，是否高效、安全地利用公共数据资源并及时与有关企业共享，应当成为智慧城市背景下政府政务公开水平的重要指标。“合理的数据公开有利于促进数据流通交易，盘活数据市场；合理的共享也有利于充分释放数据价值，进一步促进数据市场繁荣。”谢潇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提出统筹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强化已有数据共享平台的支撑作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推进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政务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同时，有序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健全公共数据开放政策体系，明确公共数据开放的权责和范围，在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前提下，依法依规有序开放公共数据。
针对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浙大城市学院教授陈观林建议，首先要加强法治保障，确保数据采集、处理和利用的合法合规。其次，加强制度保障，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制定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办法，严格对数据采集、存储、共享等各个环节的监督管理。最后，还应加强技术保障，充分利用病毒防护、访问控制、加密认证等信息安全技术，构建一体化的系统安全平台。
陈观林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应鼓励政府机构、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市民公众共同参与，特别是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有效发挥企业在信息采集、数据利用、系统开发等方面的作用。例如采用“政府掌舵、企业划桨”的信息采集模式，政府将发现城市管理问题的职责交由社会化企业，采取“花钱买服务”的方式提高信息采集绩效，引导企业以“市民眼光、专业标准”参与城市管理。
由于智慧城市建设是投资巨大的长期工程，陈观林提出，智慧城市建设不能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还要建立投融资机制，通过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推动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的建设运营。谢潇则建议，通过赋予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治理主体较大的数据自主权，以促进数据的流通与使用，实现数据的财产价值，释放数据红利，实现社会共赢。（记者 孙立极 赵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