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各民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润泽中又融合出新，中华篆字系统即由多民族篆字共同铸就，其深厚渊泽的历史文化积淀、高古奇谲的形貌造型，即使放眼世界文字之林都独树一帜。其中，汉文篆字体系成熟，为各少数民族文字所师法，尤以满文与汉篆篆法嵌入结合，发展最为完备，并在有清一代被赋予崇高的礼制功能。在清代官印用满文上方大篆笔画的屈曲盘叠中，直观清晰地体现出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承与创新。
承明继汉：传续汉篆血脉
满文上方大篆为满文三十二种篆体之一，又称“尚方大篆”，笔画屈曲缭绕，属叠篆范畴。明代叠篆因遵循横笔“九叠之制”，故名曰“九叠篆”。上方大篆形貌殊异、篆法独特，却并非由满文自身文字特性自然发展而来，而是师法汉文九叠篆的结果。
在形貌篆法上，满文上方大篆遵循汉文篆字“化曲为直，参差者以为整”的基本篆化规律，从而横平竖直、外缘齐整。在此基础上，参照汉文九叠篆“实画虚叠”的盘叠之法，对笔画进行主观盘曲叠绕，即将篆字本身的笔画（实画）屈曲为横纵两个方向的往复盘笔（虚叠），叠笔状若“弓”字形，以此营造出与汉文九叠篆相类的均衡字画空间以及繁复满密的篆字风貌。不仅如此，满文上方大篆常选择字中及字尾作为叠笔主体，亦是吸收汉文九叠篆叠笔“重足轻头”的结果。笔画风格上，满文上方大篆用笔厚重平实、转折方硬刚健、笔风沉郁端凝，与汉文九叠篆如出一辙。印化后，满文上方大篆印文不论是对笔画对称样式的追求，还是为了充盈印面而对笔画增盘加叠等规制，均可见诸汉文九叠篆官印之中。
在应用上，满文上方大篆自清乾隆十三年（1748）形成后，即被清统治者赋予明朝以篆体辨等威的礼制功用，并沿用明朝九叠篆入百官印信的应用范畴，成为清代一二品文官专用篆体，“印文以品秩为序，文职一二品上方大篆”。
可见，满文上方大篆在有清一代崇高的书体地位及使用范畴是对明制的赓续与沿用，是满汉文化深入融合的新成果。
融会拓展：镌铸满篆篇章
与汉文经由甲骨文—金文—小篆的漫长发展历程不同，满文上方大篆一经问世即形貌完备、篆法成熟。这固然离不开汉文九叠篆的范本作用，满文上方大篆得以在有形貌可循、有篆法可依的条件下大大缩短自身进化完善过程，几乎是一步到位地完成了篆体的创制。同时，满文上方大篆能够突破与汉文的差异，自觉将汉篆篆法、汉文化审美追求完美熔铸于满文之中，则离不开对汉文化理解的逐渐深入、对明制认知的愈发深化。
满文上方大篆汲取汉文化儒家“中庸”美学思想，在印化过程中，主动塑造具有对称样式的篆字形貌。然不同于在“六义”范围内，字义不受结构变动影响的表意汉文，表音满文如若妄改结构会造成字法舛误。满文上方大篆对称叠笔样式的实现因而只可变体笔画，不能若汉文九叠篆般变体结构。不仅如此，满文上方大篆积极践行汉文化“充实之谓美”的审美观念，追求印面字画关系的匀齐均衡，并结合满文拼音文字特性，发展出不见于明朝九叠篆官印的叠笔主体与官印面形对应关系：清代方形官印印文数量少，故常见字尾盘叠以充盈原本疏朗的印面；条形关防印文数量多，则盘叠字中笔画舒展紧壅印面。
满文上方大篆对汉文化礼制观的强化拓展。清政权萌蘖之际，即承袭明以玉箸、九叠、柳叶三种篆体入印的规制，看重的显然是汉文化以篆体象征持印者身份等级的礼制观念。随着对汉文化的领悟日深，清统治者逐渐自觉地借助汉文化礼制观念，打造符合自身封建统治的印制。其一，将清初三种入印篆体扩至十种。比之于明朝百官印信皆镌九叠篆，清朝上方大篆行用范围缩小至文职一二品官员，其他等级印信则分文武、划品阶，使用相对应篆体。其二，创建满文上方大篆双轨印制。乾隆三十三年前后，满文上方大篆发生简化，笔画不再盘叠。清廷规定地方督抚关防专用此简化体上方大篆，其余仍行用标准体，中央与地方印系得以区分。
守正创新：赓续中华文脉
研精覃思，满文上方大篆对汉文九叠篆的传承实是一种展拓式的传承，即并未脱离汉文九叠篆自成一体，而是在汉文九叠篆体系基础上的延展、拓宽。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满文上方大篆乃传承汉文九叠篆而成。两篆体文种不同，文字结构迥异，乍看之下毫无关联，但不论是屈曲平满的篆法特征、推崇中庸的审美意涵，还是肃清尊卑的礼制功能，满文上方大篆无不承继自汉文九叠篆。可以说，没有汉文九叠篆，就没有满文上方大篆。
其次，满文上方大篆对汉文九叠篆并非单一民族、一种文化血统的代际传承，而是多民族文化之间、承继与发展并存的展拓式赓续。所承者为汉文九叠篆内核，展拓出的则是满文上方大篆形式，“外满内汉”特征鲜明。
同满文上方大篆一样，历史上曾灿然出现而又泯灭于世的女真文篆字、西夏文篆字、八思巴文篆字等少数民族文字篆体均非独立于汉篆系统的“另起炉灶”，汉篆篆法仍是滋养各少数民族篆体创制的源泉，中华篆字系统因而得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肃慎族系史研究”（19VJX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研究员；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