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自己从小记事起，村北边的黄河水就一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沙砾，年复一年冲刷着家乡百十里的堤岸，我们村就匍匐在这条大河的臂弯里。黄河有时像慈祥的老人，缓缓流淌，我们可以尽情享受她的清凉和畅快，有着无尽的快乐；有时却有瞬间变脸，咆哮怒吼，发狂似的把你卷进那大大的漩涡之中，任你怎样呼喊，也要一定把你带走，给不少家里带来了悲痛，让人既爱又狠。所以一到夏季，就是大人们的提心吊胆季，生怕自己的孩子出啥事。     
那时村里的土坯瓦房像从黄土地里生长出的蘑菇，敦实地排列着。这些以麦草拌泥垒成的屋舍，被岁月熏染出深浅不一的土褐色，瓦缝间偶尔钻出几茎倔强的茅草。父辈说，土墙厚实如史书，冬天将凛冽的寒风揉碎在墙泥的孔隙里，夏日又将灼热的光线筛成沁凉的细流。祖祖辈辈的呼吸沉淀在土墙的肌理中，连窗棂上剥落的红漆，都凝着几代人手掌的温度。

村中间的瘟神庙静立在斑驳的日影里。庙门两侧褪色的楹联已被风雨蚀去半边字迹，香炉里积着陈年的香灰。村民们的讲述如庙前缭绕的烟缕：百年前一场蓄意的投毒危机中，几个过路的异乡兄弟听闻井水染毒，竟轮番俯身啜饮，直至将毒水饮尽。他们倒下的身躯化作村庄永生的界碑，井沿从此被青石封存，只留这座小庙承载着代代相传的感念。这份寂静的感念，唯有到了五月庙会，才被另一种汹涌的人潮短暂打破。

五月，是大蒜涨肚、麦苗扬花的时节，瘟神庙前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拉开了帷幕。仿佛一夜之间，村道上就挤满了人，四邻八乡的，甚至操着外地口音的贩子，都涌进了这黄河滩边的村落。他们是冲着我们这儿顶有名的“灵宝瓣大如拳”的大蒜来的——新出土的蒜头，紫皮白肉，辛辣鲜香，在庙会广场上堆起一座座小小的、散发着泥土和辛辣气味的山丘。秤杆起落，讨价还价，扁担穿梭，车轮辘辘，汗味、尘土味、新蒜浓烈的气息交织翻滚，蒸腾出一股属于收获季的热烈而粗粝的生命力。


庙会自是少不了搭台唱戏。锣鼓铙钹一响，高亢的秦腔，蒲剧，豫剧便撕裂了空气，直冲云霄。瘟神庙前临时搭起的土戏台上，髯口晃动，水袖翻飞。台下，多是些上了年纪的叔伯、阿婆们，早早搬来了板凳，摇着蒲扇，听得如痴如醉，时而唏嘘，时而喝彩。然而这咿咿呀呀的唱腔，对我们这些孩子而言，却像是一道永远解不开的符咒。 听上几句，新鲜劲一过，便觉得冗长难耐，目光和脚底板，都像被油锅里炸着的油条、冰糖红亮的山楂串、吹得栩栩如生的糖人牢牢勾住了。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庙会的真正精髓，远在那戏台之外。 它是穿行在熙攘人群缝隙里的追逐嬉闹；是攥在手心里、被体温微微融化的冰棍的甜蜜；是那碗刚出锅、浇着红亮辣油的炒凉粉，吸溜得大汗淋漓的痛快；是小贩转盘上手气爆棚，终于赢得一个粗劣却心满意足的小玩意儿那瞬间的雀跃。街边支起的凉粉摊、羊杂碎锅、滋滋作响的烤烧饼炉，哪一个不比戏台上那悲欢离合的故事更有吸引力？空气里弥漫的不是戏词，而是油炸、香料、汗水和新鲜蒜头的混合交响，这浓烈的气味就是我们的狂欢序曲。小小的口袋揣着些零碎毛票，攥在手心都发烫了，只恨不能多生几个胃，吃尽这眼花缭乱的好东西。


村口那虬枝盘结的一排排的高大老桐树，此刻也成了庙会的天然驿站。树下歇着满载而归的农人，守着几筐鲜蒜，等着主顾。树荫底，玩累了的伙伴们或靠或坐，相互炫耀着今天的“战利品”——油纸包的酱牛肉、花里胡哨的糖果儿、甚至只是一把香喷喷的炒瓜子，都足以成为夸耀半天的资本。树冠筛下的光斑跳跃在挂满汗珠的额头上，树下不再仅仅是纳凉叙旧的低语，也加入了买卖的喧嚣、歇脚的谈笑和孩子分享零食时特有的心满意足的咀嚼声。

黄河水汤汤东去，带走了我泛舟捞鱼的童年、割麦挥汗的少年，最终也将我送往远方。瘟神庙的香火依旧绵延，老桐树的根系在梦中疯长，牢牢扎进心田最深的褶皱。然而每当五月熏风吹起，鼻尖似乎又能嗅到那股混杂着新鲜蒜头的辛辣、炒凉粉的焦香和小吃摊上各色气息的、独属于东古驿庙会的浓郁味道。记忆里鲜活的，不是戏台上婉转千回的唱段，而是那颗颗紫皮白瓣的大蒜堆起的壮观，是孩童在汹涌人潮里觅食的欢愉，是村口老桐树下短暂停歇时、口袋里几毛钱买来的那份沉甸甸的、纯粹的快乐。这份由喧嚣、气味和舌尖记忆共同织就的画卷，早已和土墙的厚实、河水不倦的奔涌，一同沉淀为生命底色里最鲜明的一块。它提醒我：无论漂泊多远，魂魄终将沿着黄河的脉络，回归那片用沉默的义举与辛辣的生活滋味共同浇灌的土地。
 庙会的喧嚣如潮汐般退去，村庄复归宁静。戏台拆了，油锅撤了，唯余新蒜辛辣的气息，似有若无地缠绕在瘟神庙的角铃上。老桐树下，孩童舔着嘴角残留的糖渣，兜里揣着赢来的玻璃弹珠，望着大人用粗糙的手指点着沾过唾沫的钞票，计算着生活的甜与咸。翌日清晨，村道上散落的瓜子皮被风卷起，沾着露水，打着旋儿，无声地汇入黄河万年奔涌的尘沙里。新的一天，辣椒面的热香，又在谁家的灶膛前升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