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薪资争议近期再度成为舆论焦点。前国脚徐亮在直播平台公开表示,当前中超球员年薪上限500万元的限薪政策已使薪资水平降至日韩联赛的三分之一,若继续降薪将导致人才流失。这番言论引发了社会对职业体育薪酬体系的热烈讨论,暴露出中国足球产业转型过程中的多重矛盾。
据体育产业研究机构统计,2023赛季中超球员平均年薪为214.8万美元,同比2019赛季的241.5万美元下降11%,实际薪酬降幅较政策规定的降薪比例更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J联赛顶级球员年薪可达25亿日元(约合1.23亿元人民币),韩国K联赛精英球员年薪也普遍维持在30亿韩元(约合1500万元人民币)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足协在2020年推出的限薪令明确规定国内球员顶薪为税前500万元,国家队员可上浮20%,外援薪资则限制在300万欧元以内。
在竞技层面,薪酬调整尚未带来预期中的正向激励效应。2023年中超联赛场均进球数2.87个,创近十年新低;场均跑动距离105.6公里,较日韩联赛仍有10%以上的差距。值得关注的是,薪酬结构调整前后,中超俱乐部的运营成本占比发生显著变化。以2023赛季为例,薪酬支出占俱乐部总支出的比例由鼎盛时期的79%降至58%,但青训投入比例仅从3%微升至5.2%,折射出资金流向的结构性问题。
这轮薪资争议的核心,实质反映出职业体育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衔接缺失。中国足协主导的行政化降薪措施,虽然遏制了此前的薪酬泡沫,但未能同步建立符合职业体育规律的市场调节机制。日本J联赛采取的俱乐部财务公平竞赛规则,通过将球员薪资与俱乐部营收、比赛成绩、商业价值等指标动态挂钩,既保障了球员权益,又维护了联赛健康度。这种市场主导的薪资体系或可为中国足球改革提供借鉴。
要破解当前困局,需要建立多维度的解决方案。在竞技层面,应建立基于比赛数据的球员价值评估体系,使薪酬与竞技贡献度正相关;在商业层面,亟待完善联赛商业开发机制,提升整体营收能力。数据显示,2023年中超商业赞助收入同比下降28%,转播权收益缩水35%,这表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降薪难以持续。职业足球联盟的改革试点显示,实施市场化运作的俱乐部营收能力提升23%,球员薪资占比自然下降至合理区间。
中国职业足球的薪资争议,本质是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阵痛反映。未来的改革方向应当着力构建政府监管、市场调节、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既要防止过去资本无序扩张造成的泡沫重现,也要避免行政干预过度损害市场活力。只有建立起职业体育人才的价值实现通道,才能实现竞技水平提升、市场健康发展、社会效益增强的多重目标。
参考资料:
1. 《再降薪就没人踢了!前国脚暴怒发声:国足已经降到日韩的三分之一》(星岛环球网 2025-06-14)
2. 《国足年薪降到500万后,前国脚怒批》(网易体育 2025-06-07)
3. 《足球运动员年薪降到500万后》(驱动中国 2025-05-25)
4. 《捅了马蜂窝!潘粤明深夜狂怼国足》(腾讯体育 2025-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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