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新星计划1期# 

 #2025为河南发声# 

 花城的稿费提高让谁的颜面提升？

胡济卫

       《花城》杂志宣布将稿酬提至千字两千元，号称文学期刊第一水平。消息一出，文学圈振奋，仿佛久旱逢甘霖。然而，这稿费倍增计划，究竟提升了谁的颜面？恐怕未必是文学本身。

       稿费低微，向来是中国文人的一块心病。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时，稿费不过千字三十元，贫困交加；海子的诗，生前几乎无人问津，死后却被印在各种文创产品上牟利。文人清贫，自古皆然，但今日之清贫，却显得格外讽刺——在一个流量明星日进斗金的时代，文学创作者竟要为千字两千而欢欣鼓舞，这欢欣背后，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花城》此举，表面上是提高了作家的物质待遇，实则暴露了整个文学评价体系的溃败。当文学价值需要用金钱来标榜时，文学本身已经矮化为商品。千字两千成为卖点，恰说明文学期刊的尴尬——它们不得不靠高稿费来吸引眼球，如同市集小贩靠吆喝招揽顾客。张懿社长说关注科幻、网络文学等新思潮，听来开明，细思却是一种文学标准的迷失。当纯文学期刊开始向流量低头，文学的尊严何在？

       文学期刊的困境，实则是整个严肃文化生存状况的缩影。在一个追求即时快感的时代，严肃文学的读者日渐稀少，期刊要么曲高和寡，要么随波逐流。《花城》选择用金钱来标榜自己的第一，恰恰反映了其文化自信的缺失——它已经无法用纯粹的文学品质来证明自己，只能借助货币这一最原始的符号来彰显价值。这不禁让人想起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时的情形，那几枚铜板既不能掩盖他的落魄，反而更凸显了他的窘迫。

       更值得警惕的是，千字两千可能引发的文学功利化倾向。当稿费成为主要驱动力，创作者难免会为迎合期刊口味而写作，文学将沦为计件工资的产物。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哪一部是为稿费而作？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举家食粥酒常赊；卡夫卡临终前要求焚毁所有手稿。真正的文学创作，本应超越功利计算，直抵人性深处。而今，我们却在为千字两千欢呼，这是文学的进步还是退化？

       《花城》提高稿费，本无可厚非。作家理应获得体面的报酬，文学创作也值得社会更好的物质回报。但若将此视为文学的胜利，则未免太过天真。文学的颜面，从来不靠稿费高低来提升，而取决于它能否保持独立品格，能否在浮躁时代守护思想的光芒。当一家文学期刊只能以金钱作为最大卖点时，它所提升的，或许只是商业的颜面，而非文学的尊严。

       文人向来有两种穷法：一种是物质上的，一种是精神上的。前者尚可忍受，后者才是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