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千里做官只为财的职场思维，亦正因此，国人在做官以后，对收钱送钱等利益方面并没有多少负罪感，更不会有多少道德压力，这恰恰是国人向往的生存模式，从历朝历代的农民革命这个事上就能窥探其意。

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都为的不是推翻原有的社会制度，而只是将既得利益者推翻，由自己享受过去既得利益者，如皇帝般的待遇，待其做上皇帝宝座之后，便再也不会感同身受、不会怜悯劳苦大众的被压迫生存状态，反而成了反动的一方，由原本的先进革命的一方，成为反动压迫的一方。

有基于此，这种刻在基因里的偏好或对社会的认知，导致职场领导，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或惩处机制，基本上可以毫无任何顾虑存在。

所以，有学员咨询到，要不要给领导送礼，其马上要毕业分配了，对此多少有些担忧，如送的话，该怎么操作比较稳妥，如不送，又可能分不到好地方。

对此，比较好的方式是，你搞定你的老师为先，老师对内部的信息或各种情况掌握的更真实有效，通过老师去操作，老师指点你做什么，你照做即可，通常，如果你越过老师而直接去找单位领导，一般领导是不会接受的，一是因为彼此不熟悉、且级差问题；二是牵涉重大利益方面的分配问题，各方势力都会提前布局，也就是说，在你找领导之时，很可能就已经有人敲定了位置，运气好，若有好的位置，可能会落到你头上，如果没有，就只能分配到差的地方，看关系、看背景、看是否有提前打点布局。

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领导敢于这么做，一是其大权在握，通常很难被暴露或查处；二是因为现行律法或监督体系对职场领导的处理相对是比较宽松的，尤其是一些省部级领导，东窗事发之后，其待遇也是一般人无法可比的，衣食住行其实都比普通大众的自由之身过得还舒坦，京都的秦城监狱据说就是收拢省部级领导的地方，待遇还不错，没到这个级别你还进不去。

对于现行体制来讲，只要不是死刑，不是立即执行都是有得谈，比方说，某某同志获得死缓，在死刑严控的原则之下，死缓约等于不死，也就是两年之后，变为无期，如果在此期间表现良好，以及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话，可以继续获得减刑，无期变有期，有期可以再缩短，据了解为十二年欺瞒即可出来。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职场领导，不少都是老同志，身体还可能不太好，这可能不是操劳弄，很可能是生活没有节制弄的，但原因不重要的，关键是老同志身体不少，体弱多病，得有所照顾，所以，保外就医就成了逃脱律法制裁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反正不管怎么验证、不管怎么检查，老同志就是身体不适，医护人员也只能有意或无意的表示可能存在某某问题。

医护人员也不是神，通常某某医生能看的病，会给你看好，如果一直都说有某某问题，但超出医护人员的认知，接下来，很多医生人员采取的方式就是拖延、模糊对策、以及态度上的不耐烦，但一般情况下，医护人员是不会直接告知你去找某某医生再看看，或要你转院，除非危重，毕竟即便在医术很差的医生都不会承认自己看不了病、更不会承认自己医术不行。

所以，当你对医生讲，存在某某问题时，医生就会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给你治，但好不好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即便到了这一步，你以为的职场人脉关系就结束了？恰恰相反，即便在监狱之中，关系背景、乃至于利益输送依据存在，有关系、背景、且有利益打点的同志，可以更快速获得减刑或其他优待。

用满清残余的敲骨吸髓案例而讲，在明清的胥吏为获得权力范围内的利益，即便对待死刑犯，给钱可以让其死的痛快一些，不给钱，会让其死得很痛苦，权在刀具与力道上下功夫、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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