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英语 “绊倒” 又站起的高考岁月

陈树宁

2025 年的高考尘埃落定，儿子翻抽屉时，一张泛着岁月痕迹的高中毕业证跃入眼帘。刹那间，记忆的闸门被打开，1986 年那场改变我人生轨迹的高考，裹挟着苦与甜、酸与涩，如潮水般奔涌而来。作家柳青曾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高考，无疑就是我人生紧要处那至关重要的一步。

1984 年，我从暖泉贺兰三中，一路跌跌撞撞考入县城的贺兰一中。彼时的一中，高中部四个班级，据说依据英语成绩优劣划分。县城英语基础好的学生被分进一二班，而像我这样初中未曾接触过英语的 “门外汉”，则被归入英语成绩欠佳的三四班。能踏入一中校门，于我而言已是莫大的幸运。

高中的课程量如潮水般汹涌而来。英语课上，老师说先复习初中内容，可实际却只是匆匆一带而过。当我还在为 24 个字母晕头转向时，老师已开始讲解课文、剖析语法。每一堂英语课，对我来说都如同坠入云雾，只能机械地抄写、背诵单词，却始终难以理解其中深意。

高二那年，文理分班考试成了我学习生涯的转折点。原本引以为傲的理化成绩，却在这次考试中一塌糊涂，大失所望之下，我无奈选择文科。文科班是全校规模最大的班级，六十多名同学汇聚于此。然而，英语这块短板，却如同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横亘在我面前，任我如何努力，始终无法突破。

高三的日子里，每个人都沉浸在紧张的学习氛围中，刻苦钻研。但文科班的学生，似乎总有着别样的激情与浪漫。我们创办了班级小报《晨曦》，从版面设计到内容撰写，从刻钢板到印刷，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大家的心血。有一天，县电影院上映《街上流行的红裙子》，在全校师生都专注于学习之时，只有我们文科班的同学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结伴前去观影。这一举动，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老校长和教导主任如临大敌，专门为我们召开会议。至今仍清晰记得他们的训话：“高三这么紧张的时刻，你们竟然还有闲心看电影！老师有责任，家长有责任，只有那个穿红裙子的姑娘没错，你们必须好好反省，认清当前的形势！” 话语严厉，字字如锤，敲在我们的心坎上。

终于，高考的日子来临了。每年的 7 月 7、8、9 日，正是宁夏最为酷热难耐的时节，也是农村夏收最繁忙的时候。家中有劳力的人家，早已挥舞着镰刀，投身到金黄的麦浪之中。6 号上午，我还在田间劳作，下午便匆匆踏上开往县城的公共汽车。抵达县城后才发现，县招待所早已被来自乡下的考生挤得满满当当，学校宿舍也不允许借住。就在我焦急万分之时，路上偶遇了 “潘西鲁明” 同学。他从四十里店赶来，同样面临无处栖身的困境。幸运的是，他有个亲戚在县政府看大门，门房里有一张闲置的床，经询问后可以暂时居住。于是，在那个闷热的夜晚，我和鲁明挤在一张窄小的床上。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大玻璃窗透进炽热的暑气，政府大院的水泥地不断升腾着热浪，辗转反侧间，睡意全无。

7 月 7 日，带着昏沉的脑袋，我走进了高考考场。上午的语文考试，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进行着。只记得作文题目是《树木・森林・气候》，依据一段材料发表见解。神奇的是，尽管状态不佳，我却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写了远超 600 字的篇幅。下午的政治考试，发挥还算正常。第二天上午的数学和历史考试，过程也较为顺利。然而，到了第三天的英语和地理考试，尤其是英语，让我如临大敌。坐在考桌前，我忐忑不安，发卷铃响后，拿到试题匆匆浏览一遍，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开考铃响起，我只能故作镇定地看着卷子，从第一题开始艰难琢磨。那些毫无头绪的选择题，我竟用橡皮抓阄来决定答案，胡乱填写，满心都是无奈与绝望。

高考结束，鲁明凭借出色的发挥，考入了陕西师范大学。而我，在拿分数条的那天，心情可想而知。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在一中的巷子里，遇到了历史老师。“陈述人，（老师一直这样叫我，其实我叫陈树宁）你考了多少分？” 他的询问，让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师看过分数条后，感慨道：“数学、历史、地理成绩都不错，可总分离分数线就差十几分，怎么英语才考了 15 分？” 后来才知道，我的英语成绩在班里倒数第二，倒数第一仅考了 12 分。老师安慰我：“明年再复读一年吧。” 我无言以对，只想尽快逃离这个充满失落的地方。

回到家中，家人们得知我落榜的消息。但夏收的紧张与繁忙，很快冲淡了这份失落，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随着秋季开学临近，看到考上的同学意气风发的模样，我内心羡慕不已，不甘的火焰在心中熊熊燃烧。母亲也鼓励我复读，于是，我重新回到贺兰三中，开启了复读之路。一年的拼搏与坚持后，我考上了普通师范专科班。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教师，这一站，就是三十多年。

1986 年的高考，虽然充满了遗憾与艰辛，却也成为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记忆。它如同一块基石，奠定了我往后的人生道路，让我在岁月的长河中，始终铭记那段奋斗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