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注册精英青少年球员仅9.3万人，不足日本60万的六分之一，更不到德国650万的1.4%。 全国基层足球教练不足1万人，仅相当于日本教练数量的六分之一，且超过60%的学校没有专业足球教师。 偏远地区和农村的足球场地极度匮乏，体教分离导致校园足球课覆盖率不足30%，家长普遍担忧踢球影响学业。

2024年亚洲杯上，中国男足三场小组赛一球未进，创下队史最差战绩。 国家队队员韦世豪坦言：“无论跟什么队踢，我们都没有任何优势。 ”全队仅有一名留洋球员吴少聪效力于土耳其次级联赛，且未获出场机会。 对比日本队26人名单中有21名留洋球员，其中11人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

中超联赛面临严重财务危机。 2023年超过60%的俱乐部因债务问题解散，包括大连人队和深圳队。 联赛商业价值仅为英超的二十分之一，赛事版权收入不足西甲的十分之一。 2011至2020年间，依赖资本购买外援导致本土球员出场时间下降30%。

中国足协管理体制存在行政化痼疾。 足协与体育总局长期“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决策常受行政干预，例如强制中乙球队按中超标准升级。 2024年再现足协官员贪腐案，监督机制失效。 2009年反赌扫黑事件后，行业风气仍未根本好转。

青训体系潜规则频发。 有潜力的球员常因非竞技因素被淘汰，选拔腐败问题突出。 训练方法落后，部分基层教练仍沿用“三从一大”体工队模式。 初中阶段成为球员流失关键期，90%的12岁以上球员因学业压力放弃足球。

国务院2025年6月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提出“三步走”战略：近期目标是理顺管理体制；中期目标是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达亚洲一流，男足跻身亚洲前列；远期目标是申办世界杯，男足进入世界强队行列。 方案要求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不设行政级别。

足协主席宋凯在西安研讨会上承认：“大家不满意是普遍态度。 ”他提出六项举措：技术为王、抓实训练、抓牢青少年、建好竞赛体系、推动体教融合、调动地方积极性。 上海申花董事长谷际庆指出俱乐部职业化面临挑战：“如何实现健康的投入产出比，是投资人回避不了的命题。 ”

江苏模式提供基层实践样本。 全省中小学将足球纳入校本课程，“省长杯”校际联赛常态化举办。 业余联赛限制每队职业球员不超过3人，保障全民参与。 职业俱乐部与地方足协合作开展“足球进校园”，一线队教练定期指导校园球队。

留洋培养存在两种国际路径。 韩国采用足协合作模式：孙兴慜16岁时通过韩国与德国足协合作项目赴汉堡俱乐部受训。 卡塔尔实行资本控股模式：阿斯拜尔青训学院在欧洲控股低级别联赛俱乐部，将年满18岁的优秀学员送至欧洲深造。

国家队暴露技术能力缺陷。 前女足主教练贾秀全指出：“基本功不好的球员很难成为尖端人才。 ”亚洲杯比赛中，国足球员出现停球失误、传球精准度不足、怕逼抢等问题。 中超俱乐部负责人观察到：“部分球员害怕带球，不敢突破，缺乏血性。 ”

职业球员生存状况严峻。 平均职业寿命仅8.2年，退役后仅12%能进入足球相关行业。 985高校毕业生终身收入比足球运动员高出约300万元，加剧家长对子女踢球的风险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