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6日，天边刚泛起鱼肚白，城市还在沉睡，我们普查小分队已驱车驶向邛崃。车轮碾过寂静的街道，窗外是黎明前特有的青灰色调，带着一丝凉意和奔赴未知的兴奋。抵达图书馆时，朝阳正为古朴的建筑镶上金边。推开那扇厚重的库房门，一股混合着陈旧纸张、灰尘和浓郁防虫草药（像是艾草与樟脑交织）的独特气味扑面而来，瞬间将我们包裹。库房里光线幽暗，唯有几扇高窗透下几束光柱，清晰地映照出空气中缓缓飘浮的尘埃。指尖拂过书架上一排排泛黄、卷边甚至有些脆弱的古籍，书页上深浅不一的墨迹、虫蛀的孔洞、前人留下的批注，仿佛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流逝的时光。那一刻，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纸张，更是历史的肌理，新奇与敬畏在心间交织。

普查工作随即展开。初始，流程依循旧例：现场拍摄书影、逐项登记除审核员外的二十条信息、制作签条、最后摆架。场景是安静的，只有翻动书页的沙沙声、相机快门的咔嚓声和键盘的敲击声。然而，问题悄然浮现：我们用手机和相机拍摄的书影，后期在电脑屏幕上堆叠成一片，文件夹命名混乱，标记不清，仿佛陷入了一片信息的泥沼，耗费了大量人力分拣，最终效果却令人沮丧。书影的混乱像一团纠缠的线，让人无从下手。后来，当笨重的专业高拍仪架设起来，它的灯光稳定地照亮书页，高清图像直接编号存入指定位置，那份清晰和秩序感，才让我们如释重负。最后摆架时更是充满“拉锯战”，不同方案在库房微凉的空气中反复讨论、比划，书影和条目表格在反复打印、修改中堆满了临时工作台，直到尘埃落定那一刻，那份初次的忙乱与最终解决的成就感，深深烙印在记忆中。

第二次是在达州，那是到目前为止接手馆藏量最大的一次，也是我们对流程进行较大改动的一次，就这一次为后来所有的普查工作奠定了基础的流程。吸取第一次混乱的教训，将之前在现场完成二十项著录信息缩减为五项（索书号、书名、版式、册数、存缺卷），这五项是只有在现场可以进行修改和体现的，其他十五项如：作者、定级等我们会在现场工作结束后回到公司依靠充足的书影来判断，以此大量的节约了需要在馆的时间。并且采用了多人同时编辑表格，将共享盘中的表格开启共享模式，由于网络问题出现数据丢失或延迟同步的情况。改用腾讯文档，多人在线编辑，自动同步云端，避免了数据丢失的问题。包括设备也升级的更专业更齐全了，增加了高拍仪的数量还购置了背景底板以产出更好质量的书影。

在达州预计待半个月，为了节省开支，我们三人挤进了一个温馨却略显局促的小民宿。清晨，在狭小的卫生间里轮流洗漱，水声、笑闹声和窗外市井的吆喝声混在一起。傍晚归来，小小的厨房成了欢乐中心，锅碗瓢盆叮当作响，超市采购的战利品堆满小桌。当阶段性目标达成，我们围着小小的折叠桌大快朵颐自制的“庆功宴”，直到撑得摊在旧沙发上，共享着电视屏幕里跳动的光影和满足的叹息。民宿窗外，凤凰山顶那座醒目的红色建筑每日召唤着我们。终于在一个工作日的黄昏，带着一身书卷气走出图书馆，我们径直奔向凤凰山。沿着蜿蜒的石阶向上攀登，汗水浸湿了后背。站在山顶平台，晚风拂面，俯瞰达州城华灯初上，星星点点蔓延开去，清晰地辨认出我们日日伏案工作的图书馆一角，那一刻的辽阔与归属感，洗刷了所有的疲惫。

此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巴中的一次普查工作了，馆内书籍破损严重，摆放位置混乱总出现一套书在不同的书架中的情况并且没有基础表格，无法判断大概的册数情况只能一切从新开始，初遇见这种情况的我一时慌了神不知道如何应对，先和同事一起交流采用了比较笨的方法，就是一本一本的登记，在和领导汇报情况的时候给我们提出了建议，在前置增加了分书的环节，先尽量将书籍成套再给予索书号进行登记和拍摄，减少重复，高了效率，我们原来预计的十天干完的活，提前完成，让我意识到专业知识和灵活安排都是很需要的，我们有个古籍的大家庭。也是这三次的普查让我在后面的工作中遇见一些棘手情况也能较快的有自己的初始判断和解决办法，只是总归还不太成熟，大部分时候还是依靠领导完善想法中的缺口，再投入进工作中。这也让我继续思考如此能更有效的完成普查工作。

比如在内江我们就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内江馆藏的书籍保存的还是很妥当，破损较少，但因为多次搬运并且将大部分书籍的第一册单独抽出导致书籍摆放混乱，当时我结合之前的经验知道得先分书再进行著录，但是只是一摞一摞书的在区分，一次就从书柜中抱出两三摞书分好后给下个人著录，虽然流程在正常进行，但是对于整体两万多册的书籍来说这样的分书量就像从大海里取了两杯水一样，有用但用处不大，还是会重复出现需要对比合书的情况。我反复思考并和领导商量，增加了能够增加的最多的桌子数量，将一次分两摞书直接升级成一次分两柜书，减少了后期需要大量合书的操作。分书的量累积起来了，我分书的能力也累积起来了，站在书架前，不用搬动，就能根据书册的厚度、书口的颜色（是否刷黄/蓝）、纸张的质感（是细腻的棉纸还是粗糙的竹纸），甚至书函（如果有）的样式，进行快速预判和归类。例如大部分都是书口朝外摆放，一眼就能出明显的不同，除了大小的区别外就是版式的区别，单双黑鱼尾和上下黑口等区别，很轻易就能将一桌书简单分为几个批次，再根据书名细化。就像四库丛刊和四部备要作为最常见的两套大型丛书，如果馆内存放混乱，为了避免重复著录我们会给留出一个专区先暂时存放最后统一著录，那过程中怎么将这一部分书快速分别出来呢，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小经验，例如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常见的版本是19.3cm×13.2cm大小，上下黑口四周單邊單黑魚尾，翻开后书角印有民國上海中華書局的字样。这些细微处的观察，汇成了效率提升的洪流。

在古籍普查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种书采用多种印刷技术混合印制的情况。比如正文是影印，而校勘记、附录或后跋等部分是铅印。面对这种混合印刷的版本，根据古籍著录的基本原则，当一部书的正文主体采用某种印刷方式时，即使其他附属部分使用不同技术印制，仍应以正文的印刷方式作为整体版本的认定依据。因此，若正文为影印，即便校勘记、附录或序跋等为铅印，该书的版本仍应著录为“影印本”，并在附注项中详细说明其他部分的印刷方式差异。

这次在内江连续加班，整整持续了十七天才歇下来，正值冬日，每天都盼望出大太阳，在中午去外面的草坪上或坐或躺吸收阳光带来的温暖和能量。某天下班后，为了犒劳自己，我们买了三个小小的蛋糕，兴冲冲跑到河边想吃烧烤。想象中的画面很美：坐在河畔长椅上，吹着微凉的夜风，蛋糕的甜蜜混合着烤串的烟火气，一扫疲惫。现实却是：河堤栈道狭窄，根本没有座椅！三个人只能略显狼狈地蹲在栈道边缘仅两米宽的空地上，膝盖几乎顶到胸口。面前摆着小蛋糕和打包的烧烤，在昏黄的路灯和往来散步路人好奇或善意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互相看看，忍不住大笑起来，然后举起可乐罐，用清脆的碰杯声和“辛苦了”的欢呼，将那份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化作了苦中作乐的独特记忆。

第一次邛崃普查的时候我的定位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一切只需要服从安排，不用太多的思考和判断，到达州时，角色悄然转变。我需要提前打电话、发邮件，与各个待普查馆的古籍负责人沟通，电话那头的方言、不同的工作习惯都需要耐心应对。抵达现场后，要协调工作场地、书籍搬运路线，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手忙脚乱的，不是照搬上一次的工作流程就是到处打电话问这怎么办那怎么办，经验也就在这一次次兵荒马乱中积累起来了。后来，对外联络的重担移交给了更擅长的同事，我又回归到类似第一次的“专注执行”角色，这让我松了口气，不用耗费我本就不多的脑子哈哈。但这次回归，绝非原地踏步。我不再是那个只能被动等待指令、需要被手把手教学的新人。经过多次历练，无论是书影拍摄、信息著录、签条制作还是关键的分书环节，我都能立刻顶上去，熟练操作。甚至，我开始成为那个站在新同事身边，清晰讲解操作要点、示范技巧、安排任务的人。看到他们眼中的困惑因我的解释而消散，那种从“被带领”到“带领他人”的成长感，分外踏实。

总的来说我很喜欢古籍普查这份工作，虽然对古籍内容的精深学问尚在门外，但无数次亲手触摸、整理、记录这些承载着文明的“故纸”，它们的气息、伤痕、装帧之美，已潜移默化地滋养了我。每一次与各地图书馆老师的沟通协调，从最初的生涩到如今的从容，无形中拓宽了我的边界。去到各地普查不仅见识了不同的古籍也看到了不少的人文风情增长了我的阅历。我已从最初只有新鲜感的小白，变成会思考，会协调，能更好更快的完成工作的小能手。虽然我们做的事情不算多也不算大，但是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地方的文化做出了一些基础的工作，我也感到深深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