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子传》一书中，在介绍诗僧灵一文末，作者辛文房这样论述有唐一代诗僧群体的盛况：
论曰：自齐、梁以来，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遒、惠休、宝月之俦，驰骤文苑，沉淫藻思，奇章伟什，绮错星陈，不为寡矣。厥后丧乱，兵革相寻，缁素亦已狼藉，罕有复入其流者。至唐累朝，雅道大振，古风再作，率皆崇衷像教，驻念津梁，龙象相望，金碧交映。虽寂寥之山河，实威仪之渊薮。宠光优渥，无逾此时。故有颠顿文场之人，憔悴江海之客，往往裂冠裳，拨矰缴，杳然高迈，云集萧斋，一食自甘，方袍便足，灵台澄皎，无事相干，三余有简牍之期，六时分吟讽之隙。青峰瞰门，绿水周舍，长廊步屟，幽径寻真，景变序迁，荡入冥思。凡此数者，皆达人雅士，夙所钦怀，虽则心侔迹殊，所趣无间。会稽传孙、许之玄谈，庐阜接谢、陶于白社，宜其日锻月炼，志弥厉而道弥精。佳句纵模，不废禅定，岩穴相迩，更唱迭酬，苦于三峡猿，清同九皋鹤，不其伟欤。与夫迷津畏途，埋玉世虑，蓄愤于心，发在篇咏者，未可同年而论矣。然道或浅深，价有轻重，未能悉采。其乔松于灌莽，野鹤于鸡群者，有灵一、灵彻、皎然、清塞、无可、虚中、齐己、贯休八人，皆东南产秀，共出一时，已为录实。其或虽以多而寡称，或著少而增价者，如惟审、护国、文益、可止、清江、法照、广宣、无本、修睦、无闷、太易、景云、法振、栖白、隐峦、处默、卿云、栖一、淡交、良乂、若虚、云表、昙域、子兰、僧鸾、怀楚、惠标、可朋、怀浦、慕幽、善生、亚齐、尚颜、栖蟾、理莹、归仁、玄宝、惠侃、法宣、文秀、僧泚、清尚、智暹、沧浩、不特第四十五人，名既隐僻，事且微冥，今不复喋喋云尔。
在此列举了唐代五十四位诗僧，皆可算得上是当时的佼佼者，当然唐代诗僧并不止这些，由此可见禅诗在当时影响是何等广泛深远。
中国诗歌史上，禅诗是一枝独特的奇葩。它既非单纯的宗教文本，亦非普通的文学创作，而是以诗为舟、以禅为桨，在佛理与诗心的碰撞中，开出的觉悟之花。从佛经偈颂的汉译算起，禅诗的发展跨越千年，既承载着佛教中国化的精神密码，又浸润着汉语诗学的审美基因，在唐宋时期达到高峰，更在当代持续释放着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禅诗的源头，可追溯至佛经偈颂的汉译。早期佛教经典中的“偈”（梵语“gāthā”），本是佛陀说法时的韵文总结，具有“义理浓缩、语言凝练”的特征。《金刚经》末尾“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四句偈，《法华经》中“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的赞颂，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诗”，却已具备诗歌的韵律感与哲理性。支谦译《法句经》、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更将佛偈从四言、五言向汉地诗歌的五言、七言转化，如“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法句经》），语言质朴而意蕴深邃，为禅诗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禅诗的真正成型，始于禅宗的兴起。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的偈子，以口语化的表达颠覆传统佛理，标志着禅宗从“教理”向“心性”的转向。此时，诗僧群体崛起，他们以诗喻禅、以诗证道，将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机锋，转化为可感可触的诗歌意象。禅诗从此脱离佛偈的附庸地位，成为独立于宗教仪轨的文学样式。
禅诗的起源可上溯至魏晋，支遁、慧远等僧人的玄言诗已露禅意，但真正意义上的禅诗始于唐代。初唐时期，王梵志以白话诗开禅诗通俗化先河，其“城外土馒头，陷草在城里”（《城外土馒头》）以“土馒头”喻坟墓，直指生死无常，语言俚俗却哲理深刻；中唐之世有寒山大士继之，以“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吾心似秋月》）构建出空明澄澈的禅境，将禅理融入山水田园的日常书写。
中唐是禅诗的黄金时代。灵澈、皎然、贯休、齐己等诗僧各领风骚。灵澈“雪岭金河独向东，吴山楚泽意无穷。如今白首乡心尽，万里归程在梦中”。《送婆罗门》）以景入情，将禅意融入山水的空寂；贯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献钱尚父》）虽写霸气，却暗含“狂心顿歇”的禅机；齐己“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早梅》）以梅喻心，在孤寂中见生机，契合禅宗“平常心是道”的机锋。
晚唐至五代，诗僧群体转向“晚唐体”，追求清苦幽微的意境。北宋九僧（剑南希昼、金华保暹等）承续此路，其诗“清绝、闲婉”（欧阳修评），如希昼“古寺无马迹，春深多鸟声”（《寄怀江西征岷二律师》），以极简笔墨勾勒出禅定的空明。与此同时，文人禅诗兴起，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苏轼“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庐山烟雨》），将禅理融入士大夫的山水情怀，完成了禅诗从“僧侣写作”到“文人共鸣”的拓展。
禅诗的分类，可从题材与风格两方面切入。按题材分，有“悟理诗”“境象诗”“生活诗”三类。悟理诗直接阐释禅理，如王梵志“他打你还笑，你打他还笑”（《他打你还笑》）以生活场景喻“无嗔无痴”；境象诗通过意象营造禅境，如无本（贾岛）“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题李凝幽居》）以“野色”“云根”的流动写禅的空寂；生活诗则将禅融入日常，如赵州禅师“吃茶去”（《五灯会元》），以最普通的动作传递“当下即道场”的机锋。
按风格分，有“通俗派”“奇崛派”“清苦派”“闲婉派”。通俗派以王梵志、寒山为代表，语言如“白话”，直指人心；奇崛派以贯休为代表，诗风“险怪”，如“赤旃檀塔六七级，白菡萏花三四枝”（《献钱尚父》），用浓丽意象反衬禅的空性；清苦派以齐己、无可、无本（贾岛）为代表，诗境“寒俭”，如“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雪》），以清冷之景写禅修的孤寂；闲婉派以灵澈、北宋九僧诗派为代表，诗风“冲淡”，如“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送灵澈上人》），在闲适中见禅趣。
禅诗的千年演变，始终遵循着慈悲与觉悟的情怀，唐初王梵志是禅诗的“平民代言人”。其诗多写生死、因果、贫富，如“我有一方便，价值百匹练。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我有一方便》），以市井俚语道破“忍辱”的禅机；“他家笑吾贫，吾贫极快乐”（《他家笑吾贫》），则直指“安贫乐道”的禅悦。这种“以俗为雅”的表达，让禅诗走出寺庙，走进市井。
寒山则是禅诗的“精神隐士”。其诗融合儒释道，既有“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欲得安身处》）的隐逸情怀，又有“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吾心似秋月》）的禅理境界。他的“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有人笑我诗》），更以自信打破“禅诗必晦涩”的偏见，展现禅的“平常心”。
北宋九僧延续晚唐清苦之风，其诗被欧阳修称为“清绝、闲婉”。如惠崇“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访杨云卿淮上别墅》），以“烧痕青”写春回大地，在细微处见禅意；宇昭“万木已清瑟，风静天未霜”（《秋夜怀友》），以“风静”喻心定，在静谧中显禅机。
当代禅诗的传承中，八指头陀（敬安）与净慧法师是两座高峰。八指头陀以“爱国诗僧”著称，其《哭日本国内藤大藏》“泪落已无声，悲风卷地起”（《哭日本国内藤大藏》），将禅的慈悲融入民族大义；《咏梅》“莫嫌一点苦，便拟弃莲心”（《咏梅》），以梅喻志，在苦难中见禅的坚韧。当代高僧净慧法师的诗集《经窗禅韵》，则将禅融入日常生活，以通俗语言传递“道在日常”的禅理；“但尽凡心，别无圣解”（《示众》），更打破“禅高不可攀”的误区，让禅回归人间。山僧厕身禅门，早年在净慧禅师座下问道就学，禅事之余喜弄笔墨，后离师云游，兴来吊古怀今，吟咏风物，亦一乐尔。遂将历年篇什多方检索，编撰成册，以结法缘。
在当代诗坛，禅诗的影响并未消弭，反而以新的形式延续。朦胧诗派中，郑愁予“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错误》）的“错误”之境，暗合禅的“无住”；海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明天”之约，隐含禅的“当下”智慧。口语诗中，“我吃完了饭/碗里还剩半粒米”（某网络诗人）的日常书写，与王梵志的“城外土馒头”异曲同工，以最朴素的语言叩问生命的本质。
更值得关注的是，禅诗的“诗心”正在跨越文体边界。当代诗人周梦蝶“我选择凝视/凝视一朵花的开放/直到它在我眼中/成为整个宇宙”（《我选择》），将禅的“一即一切”融入现代诗的意象；台湾诗人痖弦“月亮出来了/月亮出来了/月亮出来了”（《深渊》）的重复咏叹，暗合禅的“机锋”与“棒喝”。这些创作虽未标榜“禅诗”，却处处流淌着禅的精神血脉。
站在千年后的今天回望，禅诗从未远离。它既是佛理的诗性载体，也是汉语的美学结晶；既是古人的精神镜鉴，也是今人的心灵灯盏。当我们在钢筋森林中焦虑时，不妨读一读王梵志的“他打你还笑”；当我们被欲望裹挟时，不妨品一品寒山的“吾心似秋月”；当我们在快节奏中迷失时，不妨听一听净慧法师的“春有百花秋有月”——禅诗从未说教，它只是轻轻摊开手掌，让我们看见：觉悟，原在日常的烟火里，在每一个“当下”的凝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