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圣”称号的由来及意义

——谁是将杜甫称为“诗圣”的第一人

王国钦

中国是一个举世公认的诗的国度。

众所周知，在数千年的中国诗歌史上，枚不胜数的诗人词家及其经典作品，如同夜空里的银河一般群星璀璨、光耀苍穹。于是，一个个最优秀的诗人就如同最大、最亮的星座一样，先后在这条艺术之河中获得了这样那样的特殊称号。这些称号，其实就是这些星座名副其实的艺术命名与艺术定位。

我们细加梳理可以发现，多数称号是专门命名给一个人，也有一个称号被用来特指一个群体，或者多人同获一个命名，或者一人获得多个称号——这样的称号是不是很牛？！

历史上有明确记载并被普遍承认的各种特殊称号如下——

诗祖：尹吉甫、屈原。

尹吉甫(公元前852～前775)，即兮伯吉父，是中国古代文字记录最早的诗人，如《诗经·大雅·韩奕》、《诗经·大雅·江汉》、《诗经·大雅·嵩高》、《诗经·大雅·烝民》，都是尹吉甫的诗歌作品。同时，尹吉甫也是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的第一位编撰者，被后人称为“诗祖”名副其实。他比后来的屈原暨楚辞，整整早了600年。

诗魂：屈原(诗祖)。

屈原(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名平，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屈原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后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前278年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他深感痛苦无望，遂自沉于汨罗江身殉楚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他创造了“香草美人”在中国诗歌中的特殊意象并形成艺术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璀璨明珠。“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那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早已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所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因此，他被后人尊称为“诗魂”。

除“诗魂”之外，屈原其实也被称为“诗祖”。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诗杰：王勃

王勃(650年～676年或684年)，中国唐代文学家、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人。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并称“王杨卢骆”，亦称“初唐四杰”。

王勃从小就被誉为神童。其诗作清新、自然，以表现自然景色和人生哲理为主要内容，表达了他对人生和自然的独特感悟。其著名的代表作《滕王阁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都体现了他的卓越才华和深厚学识。因此，他在“初唐四杰”之外又被单独称为“诗杰”。

诗骨：陈子昂。

陈子昂(659年～702年)，字伯玉，唐梓州射洪(今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市)人。初唐文学家、诗人、诗歌理论家、诗文革新人物之一。陈子昂进一步发展了“初唐四杰”充实、刚健的诗风，在唐代文学革新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他提倡以“风骨”、“兴寄”为复古主义代表性诗论，在初唐、盛唐文坛引起巨大反响。其千古名篇《登幽州台歌》及《感遇》等五言古诗，更奠定了“盛唐之音”的发展基础。所谓“兴寄”，其实质就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所谓“风骨”，其实质就是诗歌要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他的这些理论，对盛唐诗人张九龄、李白、杜甫等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陈子昂被后世称为“诗骨”。

诗狂：贺知章。

贺知章(约659年～约744年)，字季真，晚年自号 “四明狂客”“秘书外监” ，越州永兴(今浙江杭州萧山区)人，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与张若虚、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与李白、李适之等被称“饮中八仙”；其书法善写草隶，尤其草书用笔酣畅淋漓，为当世所重，与张旭、怀素称“唐草三杰”；其诗文以绝句见长，其写景、抒怀之作清新潇洒，其中《咏柳》《回乡偶书》等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但其作品大多散佚，《全唐诗》仅录其诗十九首。

贺知章与陈子昂同年诞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诗歌风格独特，性格豪放不羁，被称为“诗狂”倒是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的独特魅力。

诗佛：王维。

王维(693年或694年～761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原籍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画家，不仅参禅悟理、学庄信道，其作品具有一种空灵禅意之感，同时还精通诗、书、画、音乐等。其诗名盛于开元、天宝年间，尤长五言，诗作恬静、优美，以禅意和山水为主要特点，以表现自然景色和人生哲理为主要内容，表达了他对自然和人生的深刻理解，因而有“诗佛”之称。其代表作《送元二使安西》、《山居秋暝》等，都展现了他的非凡才华和独特魅力。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与孟浩然合称“王孟”；其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苏轼评之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诗仙：李白(诗侠)。

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年12月)，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歌浪漫飘逸，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奇妙的意境。其歌行作品，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意随性而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者就是李白。据说，贺知章当年第一次读到李白《蜀道难》时，便被其才华深深折服，惊叹道：“子，谪仙人也！” 从此，“谪仙人”之称号便在文人墨客中流传开来，后人也因此将李白称为 “诗仙”。

李白的诗歌豪迈奔放，清新飘逸，语言奇妙，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诗歌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同时，其诗歌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被合称为唐代三绝。

除“诗仙”称号之外，李白还有一个“诗侠”的称号。这是因为：其一，李白游侠任性，有豪侠之气概；其二，李白曾号称“大唐第二剑客”，因为他曾跟“剑圣”裴旻学剑，一般人近不了身；其三，他还专门写有《侠客行》等咏侠诗。

杜甫与李白年龄相差十多岁，但杜甫却是李白的小迷弟。“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等，都是杜甫对李白发自内心的追捧与赞誉。

诗圣：杜甫。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他出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其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聪慧、勤奋、好学，展现出了非凡的文学天赋：“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有这样的家庭背景，自然使他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怀揣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政治抱负，他以其大量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作，真实而艺术地反映民间疾苦、表现大唐盛衰，以其深沉、深刻的史诗作品，生动地绘就了一部大唐由盛转衰的诗史画卷。

杜甫虽然自幼好学、知识渊博，但他却多次举进士不第，青年时期就开始漫游全国各地。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也曾寓居长安十年，无奈未能有所施展。贫困的生活现实，使他对当时的社会状况逐渐有了较深的个人认识。后来，他凭靠献赋得以“待制集贤院”，先后担任河西尉、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类小小的官职。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使大唐社会开始进入长达八年的战乱年代，同时也给杜甫的个人生活带来无尽的灾难。他先困长安，后逃凤翔，被唐肃宗拜为左拾遗(世称“杜拾遗”)。长安光复，他随肃宗还京却又被外放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离开朝廷并开始了许多年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的流离生活。再后来，杜甫在朋友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筑茅屋而居，是为著名的成都杜甫草堂。这一期间，杜甫曾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被表授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安史之乱之后，“即出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杜甫携家出蜀，于大历五年(770年)冬在辗转归途中逝世，享年59岁。

杜甫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尤长于律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其作品语言精练，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他继承和发展《诗经》以来反映社会现实的优良文学传统，以自己的伟大作品成就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发展的最高峰，被后人公认为诗歌史上的“集大成者”；其人格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文人品格的楷模。自晚唐两宋后，杜甫逐渐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也常被人亲切地称为“老杜”。其诗歌沉郁顿挫，真实地记录并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真实面貌。其传世作品大多集于《杜工部集》，并称其诗为“诗史”。于是，后世至今遂尊称其为“诗圣”。196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大会上，杜甫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诗雄：岑参。

岑参(717？～769)，南阳棘阳(今新野县)人，与高适并称为“高岑”。因做过嘉州刺史，故后人称“岑嘉州”。岑参是唐代边塞诗人中最卓越的代表。他多次从军边塞，先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僚佐，后在天宝末年赴北庭，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其诗歌多以边塞题材为主，风格雄奇瑰丽，充满豪迈之气，展现了盛唐边塞的壮阔景象和将士的英勇精神，其独特的艺术成就使其获得了“诗雄”称号。其代表作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

诗僧：皎然等。

皎然(730～799)，俗姓谢，字清昼，吴兴(今属浙江)人，南朝谢灵运十世孙。其诗清丽闲淡，多为赠答送别、山水游赏之作。他在文学、佛学、茶学等许多方面均有深厚造诣，堪称一代宗师。《全唐诗》编其诗为7卷，

诗僧是中国古代通晓诗文创作的僧人群体，其身份始于东晋。真正形成文化现象，是在中晚唐随佛教中国化进程发展壮大，从皎然开始首次确立“诗僧”身份定位，其诗作融合禅意与士大夫审美。宋初延续此传统，产生了以惠崇为代表的“九僧”群体。

诗僧创作大约分为三个诗派：(1)以王梵志、寒山为代表的化俗诗派，其语言俚俗直白，具有社会批判性；(2)以皎然、贯休为代表的清雅诗派，作品追求意境营造，风格典雅含蓄；(3)以道世、良价为代表的偈颂创作，他们将佛理融入诗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

诗僧群体推动禅宗与诗歌深度融合，其作品突破传统诗教规范，形成以自然清寒为特征的“蔬笋气”审美取向。皎然所著《诗式》系统总结诗歌理论，成为唐代诗学重要文献。至宋代，诗僧创作虽受佛门非议，仍为士大夫阶层所推崇。尽管佛门视诗文为“余事”，但诗僧们的作品仍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诗囚：孟郊、贾岛(诗奴)

孟郊(751年～814年)，字东野，唐代著名诗人。性狷介，少时隐居嵩山，与韩愈交谊颇深。因其诗作多寒苦之音，感伤自身遭遇，且用字造句力避平庸浅率，追求瘦硬，故有“诗囚”之称。孟诗现存500多首，以短篇五古最多，代表诗作有《游子吟》《登科后》等。孟郊不仅在生活中惜守古道，而且在创作中以“补风教”、“证兴亡”为创作宗旨，与白居易“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惟歌民生病，愿得天子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论是一致的。

贾岛(779年～843年8月27日)，唐代诗人，人称“诗奴”“诗痴”。约在贞元九年(793年)，贾岛因生计无落在北岳恒山出家。他一生穷愁，苦吟作诗，其作品长于五律，重词句锤炼。贾岛的苦吟，与孟郊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他在《送无可上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下自注:“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著名的“推敲”典故，更是贾岛苦吟的佳话。

孟郊与贾岛二人，一生耽于作诗，尤其他们的作品诗境逼仄艰窘,有如被拘之囚，故而人称诗囚。后来泛指苦吟的诗人，更以“郊寒岛瘦”比喻他们的共同诗风。这一称号，既是对孟郊和贾岛两位唐代诗人创作态度的生动描绘，也是对他们诗歌成就的深刻概括。

诗豪：刘禹锡。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荥阳(今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人。其先祖为中山靖王刘胜，自言系出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其被奉为“诗豪”，既是因为其诗风雄浑壮阔、豪气冲天，也是因为性格刚毅坚强、洒脱豪迈。

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白居易并称“刘白”，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留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 刘禹锡早年加入以太子侍读王叔文为首的“二王八司马”政治集团，后来参与“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便屡遭贬谪。最后迁太子宾客，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追赠户部尚书，葬于荥阳。

诗王：白居易(诗魔)。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杜甫并称 “唐代三大诗人” ，与元稹并称 “元白”，与刘禹锡并称 “刘白”。其诗歌风格独特，题材广泛，语言通俗易懂，多有讽喻之作，对后世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所赢得的“诗魔”与“诗王”两个别称，分别源于其创作风格与文学地位。

“诗魔”之称，与白居易对诗歌创作的痴迷和勤奋密不可分。他曾在《醉吟二首》中自述道“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以比喻自己作诗时如痴如狂的状态。

白居易与刘禹锡生于同年，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现存有3000余首。其代表作《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流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王”之称，既表现了其作品数量之巨，也体现了他在中唐诗坛的领袖地位。

白居易提倡平易通俗的语言风格，主张“老妪能解”，使诗歌突破文人圈层，广泛传播于民间。更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强调诗歌的写实性与社会功能。其代表作如《长恨歌》《琵琶行》等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深度，甚至远播日本、朝鲜等地，影响力远超同代诗人。他晚年自编《白氏长庆集》，系统保存诗作，进一步巩固了其“诗坛宗主”的地位。

诗鬼：李贺。

李贺(790年～816年)，字长吉 ，唐代中期浪漫主义诗人，与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齐名，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为 “唐代三李”，后世称他为 “诗鬼”，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贺被称为“诗鬼”，主要是因为他的诗歌风格独特，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常运用象征、隐喻等手法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和情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尤其他的诗中频繁出现神仙和鬼怪意象，喜欢用“血”“泣”“鬼”“死”“枯”“幽”等阴冷的字眼来创作，编织出一幅幅令人不由自主生出冷气的画面。其次，“诗鬼” 之名也与李贺本人的身世长相有关系。李贺身材瘦弱，眉毛通长，手指很长，有着“巨鼻”和“庞眉”，长相比较古怪。再加上他自幼体弱多病，在未成年时头发就开始斑白和脱落，一生短暂，这些因素都让他给人一种 “鬼气” 的感觉 。

词帝：李煜。

李煜(937年8月15日～978年8月13日)，原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南唐末代君主，世称南唐后主、李后主。开宝七年(974年)，宋军大举征南唐，李煜虽坚持抵抗，仍在开宝八年(975年)兵败投降，被俘至汴京，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封违命侯。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七日，李煜在汴京去世，追赠太师，追封吴王葬洛阳北邙山。

李煜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其词作前期大多描写宫廷享乐生活，后期则追怀故国，感叹身世，写出另一境界。语言清新洗练，感染力强。由此，李煜被称后人为“千古词帝”。其词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后人将其词与李璟的词合刻为《南唐二主词》。

李煜在晚唐五代词人中算是造诣最深、成就最大者，词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之词，题材多变，有描写宫廷豪华生活的，有描写男女情爱的，也有描写离愁别绪伤感的，还有写其对归隐生活的向往的。在后期经历了国破为虏的重大变故后，其词作迸发出深刻的感人力量，出现了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等脍炙人口的佳作。不论是前期的生活之作还是后期的“日夕只以泪洗面”之作，其词作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点，那就是“真”。也因为如此，李煜才不同于一般词人。

诗神：苏轼(词仙)。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仙、苏东坡，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与黄庭坚并称 “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 “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的文学成就和艺术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神” 这一称号正是对他在诗歌领域卓越成就的高度赞誉。

苏轼出生于公元 1037 年，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文学家，对苏轼的文学启蒙和成长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苏轼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展现出了非凡的文学天赋。苏轼进士及第后，从此踏上了仕途 。然而，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波折，多次被贬官流放，但这些经历也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学素材。清人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说：“唐人词，风气初开，已分两派。太白一派，传为东坡，诸家以气格胜。”那么，李白既为“诗仙”，东坡自然为“词仙”。

诗痴：陆游。

陆游(1125年—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南宋时期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陆游生逢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深受家庭爱国思想的熏陶。因一生坚持抗金，陆游遭到主和派的打击与排斥。陆游长期蛰居山阴。嘉定二年(1210年)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五岁，留下绝笔诗《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一生笔耕不辍，诗词文俱有很高成就，其诗语言平易晓畅、章法整饬谨严，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与杜甫的沉郁悲凉，尤以饱含爱国热情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以痴情著称，诗作中常流露出对爱情的深沉执着与无尽思念，因此被人誉为“诗痴”。其痴情不仅体现在他的爱情诗中，更贯穿于他的一生。他与唐琬的爱情故事更是广为流传，令人动容。

以上从“诗祖”到“诗魂、诗杰、诗骨、诗狂、诗佛、诗仙(诗侠)、诗圣、诗雄、诗僧、诗囚(诗奴)、诗豪、诗王(诗魔)、诗鬼、词帝、诗神(词仙)、诗痴”等21种特殊雅称，基本囊括了中国古典诗歌历史上的主要称号，可谓是各具特色。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最为崇拜、最为向往、最为赞赏的称号，还是隔代老乡杜甫的崇高称号——诗圣。

那么，在数千年中国诗歌史上如此之多的诗词名家中，为什么是杜甫被推崇为唯一的“诗圣”而不是他人呢？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多、写得好吗？是因为他的诗诸体咸备、登峰造极吗？是因为他的诗记录了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真实历史吗？当然，这些条件都是他所固有和具备的！但是，仅仅具备这些条件还远远不够。

这是一个没有统一答案、没有准确答案的问题。但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完善的答案呢？

其一，从我国文字的造字法来看，繁体“聖”字为上、下结构，上部左右由“耳”、“口”组成，下部是一个单独的“王”字。其“聖”字原义是说：能够以“耳”倾听民意并由“口”传达智慧者为“王”。而杜甫，不恰恰就是一个广泛倾听民情民意并通过诗歌形式进行艺术传达的伟大诗人之王吗？

其二，从杜甫的儒家思想基础来看，他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自幼接受忠君爱民思想之熏陶。尤其在代表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不仅自称“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而且一再表达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伟大理想。这是一种儒家思想的诗意化实践——若非圣人，会有这样非同凡响的歌唱吗？

其三，从杜甫自己的诗歌作品来看，他绝对是一个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从南北朝时期的沈约发现汉字四声并运用于格律诗创作开始，经“永明体”、“初唐四杰”的发展，至杜甫的《秋兴八首》等作品，不仅在声律对仗方面臻于化境，被后世视为近体诗创作之圭臬，而且其独创的“沉郁顿挫”诗歌风格，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新境界——若非圣人，会取得这样的历史性艺术成就吗？

其四，从杜甫自己的出身来看，其家庭写诗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天宝十三载(754年)春天，杜甫的次子宗武出生。他在《宗武生日》一诗中写道：“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这既是他对儿子的殷切期望，更是自己一种自觉的责任。其祖父杜审言，就以诗文知名于世，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晚期常与沈佺期、宋之问相唱和，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怪不得杜甫又在《赠蜀僧闾丘师兄》中自豪地称“吾祖诗冠古”。四十二岁那年，杜甫还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写到：“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呼儿具纸笔，隐几临轩楹。作诗呻吟内，墨澹字欹倾。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似这样自觉、自主、自豪地写诗并寄希望于儿孙，除诗圣之外还确实是很少的。直至今日，巩义杜家的写诗传统还一直在延续中。

其五，历史上对于“诗圣”地位的充分认定，有一个漫长的认知、理解与肯定过程。最早把杜甫与“圣贤”联系在一起的，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1049年～1100年)。他在《韩愈论》一文中把杜甫与孔子相提并论，说杜甫的诗就像孔圣人的思想一样，是时代的集大成者。

诗人杨万里(1127—1206)可能是第一个称杜甫“圣于诗”的人。他认为：李白的诗，如“列子之御风，无待乎舟车也”，“无待者神于诗欤”；而杜甫的诗，如“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欤”。在杨万里心中，李白可以称为“诗神”，杜甫可以称为“诗圣”。

之后，把杜甫的诗与《论语》、《孟子》一起并列为了儒家经典著作者越来越多。这一过程，既包含对其艺术价值的认可，更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德文章合为一体”的终极追求。

宋元之际的王义山(1214—1287)则在《稼村类稿》中称：“子美夔州以前诗，大而化之，圣也；夔州以后诗，圣而不可知之，神矣。”那么在王义山看来，杜甫在夔州以前就完全可以称为“诗圣”，夔州以后甚至可以称为“诗神”。

真正一字不差地明确指出杜甫为“诗圣”者，是李氏朝鲜时期的诗人、文学评论家徐居正(1420—1488)。他在《题云山君所藏春山图》中称：“虽然我非诗圣杜子美，无才题咏吴松半江水。”又在《读岑嘉州集》中说：“盛唐人物总能诗，诗圣皆推杜拾遗。”他起码不止一次地而且明确地称杜甫为“诗圣”。尤其是“诗圣皆推杜拾遗”，特别强调杜甫是“公认”的“诗圣”。

明代的费宏(1468—1535)在《题蜀江图》中有句云：“杜从夔府称诗圣。”也就是说，他只肯定杜甫从夔府以后才称“诗圣”。因此，这说明他对将杜甫称为“诗圣”的说法还没有全面认可。

与费宏同一时期的孙承恩(1481—1561)，在《古像赞》中称“诗圣惟甫”，则明确地指出了将杜甫称为“诗圣”的唯一性。

当代学者葛景春先生认为，费宏是第一个称杜甫为“诗圣”的，但他只承认杜甫从夔府之后才称“诗圣”，所以孙承恩才是第一个正式称杜甫为“诗圣”的人。

笔者以为：孙承恩与徐居正相比，不仅整整晚出生了 60 年，而且也没有徐居正更为肯定、更为强调。因此，是否徐居正才是称杜甫为“诗圣”之第一人呢？

到了明代，有三人明确支持杜甫为“诗圣”。他们分别是：汪道昆(1525—1593)、王穉(zhì)登(1535—1612)、王嗣奭(sì shì)(1566—1648)。如王穉登在《合刻李杜诗集序》中就说：“诗者有云，供奉之诗仙，拾遗之诗圣。圣可学，仙不可学。”而王嗣奭更在《梦杜少陵作》中说：“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他称李白为“青莲”，却称杜甫却用“我翁”，明显更为推崇杜甫。另外，他还在《杜臆》中对杜甫明确给予了“圣于诗者”的评价。由于王嗣奭是专门研究杜甫的学者，一般学界认为是他最终确立了杜甫为“诗圣”尊称。

其六，1994年10月，中国杜甫研究会在诗圣故里巩义正式成立。笔者在所提交论文《中国诗圣的襟怀》中，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例，并在对其许多脍炙人口诗篇的论述得出结论：杜甫之所以成为一代诗圣的关键，正是他无比宽厚、无比伟大的“诗圣的襟怀”！文章还从从其生命的四个阶段，分别论述了诗圣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襟怀——

青年时期的“诗圣襟怀”，表现为对祖国美好河山的无比热爱和敢于藐视一切艰难困苦的凛然气概！如他在早期作品《望岳》中写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壮年时期的“诗圣襟怀”，表现为踌躇满志、一展鸿图的政治抱负。尽管由于时代局限使其抱负中难免存在“忠君”的成份，但他并非一味盲目地“愚忠”，而是决心要实现辅佐朝廷、重整纲纪、“再使风俗淳”。而他的这些伟大理想，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中年时期的“诗圣襟怀”，表现为忧时忧国、厌战爱民的复杂情感。如“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等，正是怀着这样强烈的忧患意识，诗人写下了大量控诉内战苦难和反映爱国精神的不朽史诗，如《兵车行》、“三吏”、“三别”等。

老年时期的“诗圣襟怀”，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在那样一个屋破雨漏的不眠秋夜，尽管自己的茅屋内正是“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那样的惨苦景象，而长夜难眠的诗人在想些什么呢？“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诗人的思绪，丝毫没有局限在自己个人的恩怨得失，也没有拘泥于一座茅屋的残破漏雨，而是推己及人，由自己的不幸遭遇联想到了处于同样境况中的“天下寒士”。从个人切身痛苦中体验出来的这种思想感情，伟大而宝贵，真诚而热切，长久而感人：“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正是将儒家的济世精神具象化为诗歌创作，才尤其凸显出作者超越个人苦难而展现的普世关怀。正因为作者这样期望改变现状和希望济世救人的崇高理想，这样牺牲个人和幸福他人的思想境界，才使得这首诗具有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才使得晚年诗圣更为由衷地显示出他感人至深的博大襟怀！

当然，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学、文化历史上，像屈原、白居易、范仲淹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之士并非少数。但是，能像杜甫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或无论“处江湖之远”都能始终如一地忧国忧民之人却不很多。尤其在个人命运多舛、朝不保夕的困苦境况之下，尚能设身处地地为国为民而忧乐，使人尤感敬佩之至！

多年以前，本人在自己的另一篇论文《诗言志之言在当下》中，曾将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两句名言，修改了两个字：“文章合为国而著，歌诗合为民而作”。得到不少朋友的肯定。作为一个当代诗人，笔者愿以此与各位共勉。

2025年6月6日 于中州知时斋

本文作者：王国钦，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科创诗词工委副主任，中华诗词学会函授中心高级指导老师。河南诗词学会副会长，黄河诗社副社长，羽帆诗社、嵩岳诗社创始社长。杜甫文化推广大使，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