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是国家“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项目，馆址位于洛阳偃师区翟镇镇，占地面积246亩，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2019年10月19日建成开放。

夏博基本陈列包括“第一王朝”“赫赫夏都”和“世纪探索”三部分，系统展示了夏代历史、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夏文化探索历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藏品类型涵盖青铜器、陶器、玉器、绿松石器、骨角牙器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形成规模和体系。

博物馆依托二里头遗址而建，汇集了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发现以来考古发掘研究成果的精华。二里头遗址地处洛阳盆地东部，背依邙山，南望嵩岳，沿古洛河北岸呈西北至东南方向分布，其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高地。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其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年代约为距今约3800—3500年，是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的最早王朝——夏朝的都城遗存，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城遗址，被誉为最早的中国。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现为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河南省社科普及示范基地、河南省文明服务示范窗口、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它以二里头遗址近4000年的文化积淀，成为展示华夏第一王都的平台，对于彰显中华文化自信、传播河洛文明、增辉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均具有重要意义，现已成为河洛大地上一处新的文化地标。

关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要从上世纪讲起。鸦片战争时期，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天朝上国的美梦被敲醒，列强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欺压我们，还企图在文化领域摧毁我们，只承认中国文明从有文字的周朝开始，质疑中国5000年文明史其实只有3000年。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揭开了中国考古的百年序幕，他发现其彩陶纹饰和土库曼斯坦的安诺等地的遗址出土的彩陶纹饰很像，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严重受挫。国内疑古风潮兴起，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东周以前的史料秉持怀疑态度，推翻了原有的古史体系，甚至提出“东周以上无一字可信”、“夏禹是条虫”等偏激论断，对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一片疑古风潮下，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主动走出书橱，来到田野间，希望通过考古调查重塑中国上古史。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晋西南考古调查时就希望探索出史前遗址与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关系，并亲自前往与夏代传说有关的山西夏县地区调查发掘。1928年，随着安阳殷墟的发现，证实了商朝的存在，给历史学界极大的信心，既然商朝是存在的，那么同样是《史记》记载的的夏朝也应该是存在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考古事业进入到蓬勃发展期，但夏代研究领域还是几乎空白，寻找夏墟、重塑民族自信的愿望日益迫切。

徐旭生先生

1959年，抱着探索夏文化的目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古史学家徐旭生教授，不顾年迈，以71岁的高龄亲自前往豫西进行“夏墟”田野考古调查。徐旭生先生在调查前，将古代遗留的文献中有关夏代的记载进行统计辨别，认为有两处最有可能是夏墟：第一是河南中部洛阳平原及其附近，特别是颖水流域的登封、禹县附近；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

1959年4月14日，徐旭生先生从北京出发，4月20日—5月11日沿南线颖水流域，先后到达登封、禹县（禹州）、许昌等地，期间发现并考察了王城岗、石羊关、谷水河、阎砦等重要遗址。5月12日——5月17日，沿西线，先后到达巩县（巩义）、偃师、洛阳等地。

因二里头村附近经常出现陶片等遗物，早在1957年，偃师县某文物干部就在当地进行过考古调查，但并未做进一步深入研究。5月15日，徐旭生先生抵达偃师后，偃师文物干部就将二里头的相关情况告诉了徐旭生先生，考古经验丰富的徐先生敏锐地察觉二里头出现的遗物现象不一般，当即决定第二天亲自去看一看。5月16日由当地文物干部高同志引导，徐旭生先生来到二里头村附近展开调查。

在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之前，这里的耕地里经常发现一些陶片，一些村民在村南一带深翻土地时接连发现许多陶片，这些陶片不是本地当时日常使用的器物，谁也不知道是从哪来、做什么用的。有的村民猜测是过去有钱人家坟墓里的“骨灰罐”残片，感觉挖到这些东西非常不吉利，就丢弃在水塘和田埂上，一些口径较大相对完整的，实在不忍心损毁，就带回去用于盛放牲口饲料。徐旭生先生来到二里头村附近，听到村民们的谈话，心想：“如果村民们所言非虚，这里必然隐藏着重大的历史秘密。”随即和助手在田间寻找地里干活的村民看见徐旭生先生在埋头找东西，就上前问他在寻找什么，徐旭生先生说我们在找一座古城。村民将徐旭生先生带到一处水塘边，看到散落一地的陶片，徐旭生先生明白了村民的用意，在村民的帮助下，徐旭生先生找到了埋藏在地下的古城，也掌握了开启夏朝秘密的钥匙。第二天徐旭生先生回到洛阳，前往山西继续调查，因恰好是麦忙时节，在山西并未长时间停留。回到北京后，随即发表《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认为二里头是商汤都城的可能性不小，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

二里头现场发掘照片

1959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由赵芝荃先生带队，长期驻扎二里头，开始了长达60余年，经历四代人的考古历程。1960年，发现1号宫殿基址。中轴对称的二里头1号宫殿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1973年，首次发现青铜礼器——青铜爵。22岁的村民郭振亚在1号宫殿基址西北方种红薯时，刚将铁锹挖下，觉得下边硬硬的，小心地将土扒开，只见一件绿锈色的物件呈现在他的面前。他隐隐觉得这是件宝贝，脱下外衣，将这物件包起来，一口气跑到二里头考古研究所。当时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芝荃，看到东西后高兴坏了，连忙问是在哪找到的，怎么找到的。原来这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第一个青铜礼器——青铜爵。当时考古队给郭振亚1.5元作为奖励，相当于年轻劳力三天挣的工分。

乳钉纹铜爵

1975年，出土了乳钉纹铜爵，是二里头遗址目前出土的最精美的青铜爵，被誉为“中华第一爵”。1982年，发现铸铜作坊，这是中国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1987年，追讨回村民发现的青铜鼎和青铜斝，这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唯一一件青铜鼎。2001年，在宫殿区东、北、南发现3条垂直相交的大道，初步探明二里头的道路网络系统。

绿松石龙形器

2002年，在3号建筑基址内发掘了3座贵族墓，并在其中的3号墓葬中发现了绿松石龙形器，为中国的龙形象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2004年，发现绿松石制造作坊，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绿松石作坊。2020年，发现“井”字形道路延伸范围更大，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围墙分隔形成多个网格。经过六十余年的考古发掘，目前二里头的发掘面积虽不足2%，但二里头遗址展露出的王都气象足以引世人惊叹，未来随着考古工作深入开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成果与大家见面。

关于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的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早期因遗址尚未完全揭露，研究材料有限，延续了二里头是商都西亳的观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二里头文化呈现出了和商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面貌。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邹衡先生石破天惊的提出二里头全为夏文化的论断，成为了此次会议最大的“搅局者”。特别是1983年，在距离二里头仅6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偃师商城，这座城址为商代早期都城西亳的可能性更大，比偃师商城年代早一些的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城的观点得到了证实。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后，对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与学术研究重新进行梳理整合，确定了二里头遗址为夏代的中晚期都城，“二里头全为或主体夏都说”逐渐成为了主流的学术观点。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

距今38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以其高度辉煌的王朝气象，高度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成为了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广域王权国家。中国历史也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体化”的王国时代，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而代表着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上承五帝，下启商周至明清王朝，连接着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