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领土发动了战役规模的突袭，与之前骚扰、打卡性质的军事行动不同，这次乌方似乎下定决心要长期据守，以作为未来谈判桌上的有力筹码。

在许多不同视角的解读中，有一缕目光投向了朝鲜。

两个月前，俄朝双方签订了惹人注目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条约中规定，当任何缔约方遭受侵略时，另一方将向其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

尽管“军事及其他援助”的表述十分宽泛，但如果硬要以军事同盟条约的标准去卡，朝鲜其实是有义务出兵的（按照俄方外交规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比“同盟”第一档的表述）。

回顾历史，条约中的文字怎样写很多时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具体行动去把条约“做实”，否则再精美庄重的文件也不过是一张废纸。

或许是觉得自己有义务展现一下姿态，8月18日，朝中社引述朝鲜外交部的声明说：

“我们强烈谴责在美国和西方控制和支持下泽连斯基傀儡政权对俄罗斯领土的武装袭击，这是不可原谅的侵略和恐怖行为。”

朝方表示，将永远与俄罗斯站在一起，捍卫其主权。

乌军入侵库尔斯克给俄朝同盟带来的挑战，无疑为中国提供了许多启示，也充分印证了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先见之明。

实际上，大国对于（准）军事条约的签署必须慎之又慎，除非抱有一战之决心，否则不宜轻易许诺。

以北约的诞生为例。

二战刚刚结束时，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英国希望由它来充当西欧盟主，联合对抗苏联。

当时英国政府试图组建一个“西欧防务联盟”，该联盟以英法为核心，美国仍定位成一战二战期间“外援”的角色。

结果大多数西欧国家并不买账，连英国的小弟比利时都表示“此类防务性安排，倘无美国的参加，将毫无实际价值”。

就这样，原本是英国坐庄推动的西欧防务联盟硬把美国给拉了进来，从1948年初开始，美国逐步介入西欧防务条约的谈判，并将其扩大为围绕“北大西洋”的防务联盟。

那杜鲁门总统签署北大西洋公约时究竟下了多大的决心呢？

简而言之，华盛顿承诺依据北约第五条保卫欧洲，在1949年苏联成功进行核试验后，基本上意味着承诺用纽约换取伦敦，或用华盛顿换取波恩（西德首都）。

即万一苏联向欧洲投掷核武器，美国将以核担保的形式攻击莫斯科、圣彼得堡，并愿意为此承担纽约、华盛顿毁灭的代价。

从本质上讲，是美国的核担保最终赋予了北约威慑力量。

此处不妨引用一个前文的小故事——

1961年第三次柏林危机期间，赫鲁晓夫曾就美国核保护伞的可信度问题直接向时任国务卿罗斯克（Rusk）提出挑战，他质问道：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美国人会为柏林打核战争？”

罗斯克一愣，作为国务卿，他没有权力决定国家核政策与核武器的使用，也不能现场给肯尼迪总统打电话，还不能让赫鲁晓夫看出美国政府的犹豫，于是其灵机一动说道：

“Mr Chairman，你必须考虑到我们美国人有可能只是Fucking idiot（傻瓜）。”

纽约天际线。北约宪章并未明确美国将对攻击盟国的对手自动宣战，因为美国宪法只赋予国会宣战权，所谓的“对缔约任何一方的攻击视为针对另一方之攻击，需作出即时反应”，仍是一种模糊表述。

伦敦天际线。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部唯一的拥核国家，马克龙主张的“欧洲战略自主”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扩大法国的战略影响力，只不过德国等其他国家并不买账，认为法国的核武器数量太少。

即便有了北约第五条的承诺，美国、欧洲仍认为不足以威慑苏联，正如赫鲁晓夫问的那样——“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美国人会为了柏林打核战争？”

对于大国来说，威慑的本质是牺牲与决心，真到了危急时刻，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经过一番交锋试探，美国渐渐发现，与其将全部核武器握在华盛顿手中，不如将部分核武器共享给欧洲的盟友。

于是美国和北约便做出一项重大策略改变，即著名的“共享核武器”政策（包含核武器共同指挥权、核武器部署权与演习挂载权）。

简单来说，核武器放到当事双方手中时可以发挥出最大威慑力。

同样一枚核弹，挂载在西德飞机的翅膀底下比挂载在美军飞机的翅膀底下更能够威慑苏联——冷战期间，这些实地部署且经常演习中挂载在西欧国家投射载具上的美国核武器，给莫斯科带来巨大威慑，部分抵消了苏联常规军力的优势。

再以2022年的俄乌冲突为例，如果乌克兰手中有核武器，其威慑力度将明显大于美国手中的核武器（即使美国对乌克兰有防卫承诺）。

俄罗斯在白俄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跟北约“核共享政策”的初衷类似。

文章最后，让我们试着思考两个问题。

问题一：现阶段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国家，可以让大多数中国人愿意承担北上广深等大城市遭受核威胁的代价，去为它提供安全担保？

或者换个表述，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国家，可以让大多数中国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子弟兵、并冒着卷入一场战争的风险，去保卫它呢？

问题二：从长远看，大多数美国人是否仍愿意承担纽约、洛杉矶、华盛顿遭受核威胁的代价，继续为其他西方盟友提供核担保？

或者换个表述，从长远看，大多数美国人是否仍愿意以保卫盟友为目的、让美军介入一场同本土安全丝毫没有关系的战争，并为此承担人员伤亡和资金消耗呢？

罗斯福总统视察费城海军造船厂，1940年。

问题一的答案此处不做探讨，下面只说问题二。

尽管当下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安全防卫协议，但其中最重要的几份，如《北大西洋公约》（1949年）、《美日安保条约》（1951年，后进行了升级）和《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都是在冷战初期签署的。

冷战初期的背景十分复杂。

首先，二战刚刚结束，战争的残酷性与盟友的重要性仍萦绕在人们脑海中。

其次，美国刚刚成为世界霸主，地缘政治领域很有“进取心”，必须展现自己作为新霸权的担当姿态。

再者，苏联也在不停地收拢小弟，你不给军事安全承诺那中间力量就有可能倒向苏联。

正是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才不惜冒同苏联一战的风险，将身家性命押给了北约，构建其跨大西洋联盟。

换言之，这些军事安全承诺对当下的美国来说属于六七十年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今天再去问一位美国人——“你愿意用纽约换伦敦，或者用华盛顿换柏林吗？”答案或许并不如欧洲盟友们想像的那样积极。

某种意义上讲，盟友们与美国签订的那些安全防卫条约有点像存在银行里的存单，它是以美国作为全球霸权的信誉做担保。

未来某一时刻，当第一张存单的兑现出现问题时，也就是美国霸权信誉崩塌的时候，此即《中国等待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