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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 奋斗史诗#
写 在 前 面
有了三门峡大坝，黄河始安澜。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新中国大型水利工程的“长子”，倾注了国家领导人的心血，创造了数不清的共和国第一，它是新中国水电建设的摇篮，也是世界多泥沙河流治理的中国方案，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水电建设的“奇迹”，记录了成千上万水电人激情燃烧的岁月。#创作挑战赛五期#
从2023年4月份开始，以三门峡著名作家董建华老师为首的一群志愿者们，克服重重困难，上门入户，甚至来到病床前，抢救性的采访了一部分第一代三门峡大坝建设者。截止目前，已经整理出了六十余篇采访记录。我也有幸作为采访团成员参与其中。#顶端秋日创作季#
三门峡大坝建设者系列采访文章首发《三门峡评论家协会》和《君笑文园》公众号。经取得董建华老师同意，从2024年6月13日起，本顶端号陆续转发分享。
“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华大学水利系在三门峡市办学及设立教学基地，是三门峡历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为此，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这一事情进行调访和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对征集到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分析和研究，力求使撰写的材料能够比较全面的反映出事情的真实面目。
本文作者先后调访的当事人有以下诸位:郭学书,1933年12月16日出生,山西省祁县人,是派驻学校的军队代表,1969年被派到水利系三门峡基地长期担任党支部书记,是当时系里的实际负责人,比较了解办学的全面情况。“文革”后期不再派军代表时,1975年他又转业留在清华大学,1980年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工作,1994年退休。李玉柱,1941 年出生,江苏仪征县(今仪征市)人,1969 年7月到三门峡基地工作,直到1978年6月为止,是最后一批撤回清华大学的少数教师之一,2001年退休后仍在搞水利实验研究工作。吕礼源,1939年5月15日出生,河南省商丘县(今商丘市城区)人,1969年9月是从三门峡工程局基建大队开挖队选去参加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试点班学习的,1999年从十一工程局大坝分局副处级岗位上退休。王秀来,1933年出生,河北省定兴县人,试点班学员,当时是工程局基建大队浇筑队工人被选送去的,1986年从十一工程局老三处退休。王万珍,1939年出生,湖北省孝感人,试点班学员,当时是工程局基建大队浇筑队工人,1997年从十一工程局六分局局长兼书记岗位上退休。孙英，1930 年出生,1952年参加工作,河北省怀安县人,试点班学员,当时是工程局大修厂预制车间的混凝土工人,1986年从十一程局预制板厂厂长岗位上退休。杨五寿,1939年1月出生,江苏省无锡市人，试点班学员,当时是工程局大修厂预制车间的混凝土实验工人，1989年从十一工程局建房处退休。郭万荣,1948年出生,三门峡市(今湖滨区)交口乡人,1970年8月从水利电力部515工程第四工程处即机电处(当时在四川乐山)被推荐到三门峡来上学的,是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是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的学生,2008年从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有限公司(即原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岗位退休。李元龙,1948年7月1日出生,河南省鹿邑县人,1970年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是工程局机电大队三中队(即混凝土浇筑队)的工人,入水工建筑专业学习,2009年从十一工程局五分局局长岗位上退休。任学文,1949年出生,河南省商丘县(今商丘市区)人,1970年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是工程局修缮队的工人,入水工建筑专业学习,2009年从十一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兼技术处处长岗位上退休。姚群法,1947年出生,河南省渑池县英豪镇西曲村人,1970年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入农田水利工程(一说为农村水利水电)专业学习,当时由西曲大队(今为西曲行政村)推荐去上的大学,毕业后在洛阳地区水利局工作,2007年从洛阳市水利局水利设计院工程师岗位上退休。赵松梅，1948年出生,河南省汝阳县人，1970年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是由大队推荐去上大学的,入水工建筑专业学习,曾在洛阳地区人事局工作,后从洛阳市国税局退休。曹根厚,1944年出生,河南省灵宝县(今灵宝市)豫灵镇人,1970年第一批工农兵学生,入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学习,当时是从三门峡水工机械厂一线工人推荐去上大学的,毕业后曾先后在三门峡水工机械厂、三门峡市二轻局、三门峡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作,2004年退休,现居郑州。下面以当事人的回忆为主参考有关档案资料详述于后。
1969 年5月,清华大学水利系(全称为水利工程系)为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教育革命”号召,从北京来到三门峡大坝工地进行教学实习,接着又建立了劳动锻炼基地,至同年9月,正式在三门峡开始办学,教职员工直到1978年6月才全部又从三门峡迁回北京，前后长达9年时间。
一、事情的缘起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在当时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随时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样就会把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这一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又一次严重地提到了全党面前。并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并且说这个时期比几十年更要长,可能是一百年或几百年。这个论点后来被称作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被称作“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级的基本路线”。毛泽东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进而为后来我党所犯的一系列“左倾错误”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找到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基于上述观点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认为教育领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争夺青年的主要阵地,关系到“反修防修”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千秋大计。毛泽东认为现行的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群众,要求学生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才能防止修正主义。如何办好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关系到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培养这个大问题。在此情况下,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从 1964 年春节开始,发表了一系列当时对教育问题的谈话，作出了一系列对当时教育问题的批语,对当时的教育制度不间断地展开了猛烈的批评,并最终提出了“教育要革命”的号召,以期达到“反修防修"、培养好无产阶级红色接班人的宏伟目标。
1964年2月13日(农历大年初一),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今天想谈谈教育问题。我看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会上有人提到当时我国的学制太长了(当时为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有的6年,一般的5年),课程太多,作业也偏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也没有时间去思考。毛泽东提出“学制可以缩短一些,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又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对待学生,害死人,要彻底改革。现在的教育方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办法都有不少问题,这一套都要改。”毛泽东明确反对课程太多,认为读死书就会走向反面,就会使教育发展偏离正常的轨道。
当时对中国教育事业影响最大、最为著名的是毛泽东“五七指示”。1966年5月2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具体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仅仅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的更深更远。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涉及军队、工人、学生、农民、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等方面,可谓博大精深。信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较,在这所大学校里,可以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和从事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还可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转而谈到教育方面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后来影响极大、持续长久、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五七指示"。1966年5月15日,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予以批转下发全国各地,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工作办学的指导方针,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曾造成了我国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的混乱。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响亮号召,这说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在全党逐渐形成了全面否定当时的现行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的局面。接着在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引用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1967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论教育革命》指出:“我早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逐步开展教育革命的同时,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此前于5月13日,姚文元向毛泽东呈送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报告材料。5月19日,毛泽东在该报告材料上作出了批示:“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的最好的。"姚文元在呈送的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学习北京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注意总结本地区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中的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此后,在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采取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的办法,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变节分子、“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来一次大清查。“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三大主要任务“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符合毛泽东一贯倡导的阶级斗争学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先后持续了一年多,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教育系统是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自然更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地方,对所有人员都进行了清查,包括以前认为有历史或政治问题已经作出过结论的也不放过,统统进行重要审查,该运动进行到1969年上半年,各地绝大部分教职员工都已过关,各级学校也都陆续派出了各种教育革命小分队,分别到厂矿、企业、广大农村、农场等地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在广阔天地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当时此种凌厉攻势、咄咄逼人的政治大背景下,为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落实毛泽东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便尽快把开展“教育革命”的号召真正付诸到实际行动中去,于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广大教职员工迅速行动起来,从北京搬迁到河南省三门峡市来办学,以打破旧的办学方法,尝试新的办学方法。
二、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试点班办学情况
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和举办规模最大的乌托邦式社会实践,清华大学首先成为这一乌托邦式社会实践的主要基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则把清华大学视为实践其“教育革命”思想的一所重点大学。早在1964年2月13日召开的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与会的16人中就有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毛泽东在会上对教育工作作了建国以来第一次集中而又严厉的批评。会后三天,尚在春节假期之中,蒋南翔就主持召开了清华大学党委会议,学习讨论和贯彻了座谈会精神。同年8月29日,毛泽东在接见尼伯尔教育代表团人士谈话时继续强调他的教育思想,指出:“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文革中,清华大学是毛泽东抓的“工作点"。1969年1月20日,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炮制了《清华大学关于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报告》。1月25日中共北京市委将这个报告报送给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在该报告上作出批示,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那五条(指报告中提出的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坚决相信是愿意革命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等5条)不错,可以转发。”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便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毛泽东还把这个报告作为当时的“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经验之一,树立为“斗、批、改”的一个典型。当时普遍错误地认为知识分子存在着严重的“三脱离”问题,即脱离政治、脱离工农、脱离实际,大多数教师“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或没有很好的改造”,所以必须让他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实践中去,必须进行“再教育”,才能继续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所用。在这样如此咄咄逼人的政治形势下,清华大学被树为典型,意味着各项工作都必须走在前列,于是清华大学首先在高校领域走上了实践“教育革命”的漫长历程。
1969年5月,清华大学在全国率先拉开了实践“全面教育革命”的大幕,大批师生开始走出校门办学,主要是参加生产劳动、办短期培训班、开展技术革新、做社会调查等,在此情况下,水利系先派出部分师生到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三门峡大坝工地进行教学实习活动,经过一段实习锻炼之后,7月中旬便在三门峡大坝管理区建立了一个劳动锻炼基地,称为“教育革命小分队”,当时有教职工近100人,尚有未毕业的学生180 多人。
教师队伍中有张光斗、张楚汉、张任、艾知生、栾汝书、龙力球、章含之、张仁、王树人、张永良、陈宝瑜、宋根培、谢维蓟等知名教授和学者,其中张光斗当时是被作为批斗对象到三门峡来下放劳动的,不上讲台讲课,除部分教职员工从事清华大学三门峡基地自身建设的基建劳动和少数教师参加北京水利水电设计院的设计工作外,其余师生员工都参加了当时三门峡大坝改建工程的劳动。当时学校领导班子由工程局副局长段忠诚、工程局军代表刘明超、清华大学水利系负责人张永良、清华大学水利系军代表郭学书、清华大学水利系工宣队负责人王忠根(系北京绒毡厂职工)等人组成,校长由刘明超兼任,同时由郭学书、张楚汉、陈宝瑜、虞石民等人组成清华大学水利系驻三门峡办学点中国共产党支部委员会。郭学书任党支部书记,张楚汉、陈宝瑜先后任支部副书记,虞石民任支部委员。工程局也向该校派有工宣队。郭学书代表学校经常参加工程局的一些会议,学习中央和省、市的有关文件,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等,尔后再向师生传达有关精神,起到了承上启下内外联系的作用。
1969年9月15日,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试点班(虽为水利系开办,但试点班名称中没有“水利系”三个字),在三门峡大坝坝头一个叫角胡同的地方开班办学。黄河三门峡工程局(1969年12月18日更名为水利电力部第十一工程局)的36名一线工人学员入学参加学习。
试点班办学地方当时是三门峡工程局混凝土拌和厂的职工宿舍区,该厂为1957年修建三门峡大坝时所建,开始职工很多,1961年随着三门峡大坝原建工程的竣工,混凝土需要量减少,拌和厂的职工也随之减少,因此职工宿舍有一部分就空了下来,闲置无用(该厂经历三门峡大坝工程几次改建后,在完成最终使命后于1976年停办,1978年职工住宅全部房舍均被拆除,宿舍区复耕后重新种田,现在原拌和厂职工100多亩大的住宿区全部变作了角胡同村的耕地了)。房子为土坯砖瓦房,全部分布在山坡上,成阶梯状一排一排从坡底到接近坡顶,每排房子很多,连着有十四、五间长,其中有三、四间相通的大通间房,也有单间房。开始先腾出来4排房供办学使用,大通间改作教室,放上桌椅板凳、在山墙上糊个黑板、在前边垒个讲台就可以正式上课了,其他房子供教职员工和学生们住宿。教师们每2-3个人住一间小房,个别领导同志住单间;学生们每6-7个人住一大间房,都是床板靠墙搭起来的单床,没有上、下铺双人床。因为学生们年龄都比较大,所以都住单人床安全方便。当时先后给试点班授课的老师累计有近40人(包括辅导、帮助做作业的年轻助教老师)。另有北京派驻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军宣队和工学队代表近10人,也随师生一起来到三门峡参与办学管理。同时，河南省军区派驻三门峡工程局的军宣队和三门峡工程局派驻学校的有3人组成的工宣队也都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学生全部来自三门峡工程局下辖的各个基层单位,如基建大队6人,灌浆队6人，浇筑队6人,拌和厂2人等,全部都是一线工人。当时是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办法招收学生,一般只要是群众推荐出来的,单位领导们都能予以批准,被推荐出来的学员基本上都是基层单位的业务骨干和技术能手,政治思想进步、工作表现突出,领导们也都希望能给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使他们通过学习能有一个理论上的较大提高,进而使自身素质得到相应提高。基于此种情况,学员的原有文化程度极其参差不齐,全班36个人,原有学历中有高中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仅三、四个人,初中或相当于初中毕业的有十几个人，其余一半以上学生为小学毕业甚至是半文盲,有些只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上过很短时间的扫盲班,识不了多少字,这给后来的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学生年龄差别也悬殊较大,最大的40岁,最小的不到30 岁。全班只有一名女学生,叫秦秀兰,来自混凝土拌和厂。孙英当时年龄最大,40岁,是从三门峡工程局大修厂预制车间推荐出来的,当时是混凝土实验工,因其年纪最大,被选为试点班的班长,负责班务工作。
试点班进校和结束都没有进行考试,毕业时也没有发毕业证，只有一个结业证明(是用蜡版刻后油印的一张小纸),也算不上是什么学历,类似大专,但据学员们回忆在他们以后的个人简历中都没有承认这段学历,统一不算学历,只算是较长时间进修而已,因为他们当时都是带薪来学习的。当时因“六厂二校"经验中提出要对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在办学时提出了“人民培养知识分子,再把知识还给人民”、“知识来源于工农兵,再把知识还给工农兵”的口号,工人学员上大学,也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口号,这些口号不过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而提出的而已,学生们并没有真正按口号去办学处事,并未参与和管理学校,更谈不上去改造大学,而是非常珍惜这来自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还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根本无暇顾及学习之外的其他事情。
试点班为水工建筑专业试点班,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水文学、数学、工程力学、结构力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计算力学、土力学、水利学、工程地质学、测量学、物理、制图等专业课,另外还有紧跟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课程。专业课是学习的重点,有专业老师任课,那些知名的教授大部分都走上讲台授课,学员们反映老师们专业课讲的都很好,能够深入浅出,结合实践,讲授生动,便于理解,很受学生们欢迎。当时根据来自一线工人学员们的反映,结合老师们的长期教学经验,师生们一致认为:结构力学、工程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等在各种类型的大坝建筑中用处最大,所以各种力学成为最主要的课程,讲授的最多也最为系统。政治课主要讲授当前的政治形势，宣传毛泽东思想,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学习马列主义,高谈人定胜天理论等。最经常讲的是不断学习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因为当时不断有毛主席做出的最高指示、重要讲话、各种批语、按语等重要精神,所以一有新的精神,便马上向教职员工和学生们传达宣讲。政治课主要由军宣队员负责组织讲授,工宣队配合。其中军宣队负责人郭学书讲政治课最多,他是山西省祁县人,1955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后先到海军基地进行了近半年的基层实习训练,至1956年初正式被分配到北京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工作,“文革”开始后被派到清华大学作军代表。1969年9月后随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到三门峡办学点担任党支部书记,是军宣队负责人,既懂理论又有知识,还曾教过书,因此讲起政治课讲得很好,很受学生们欢迎。另外来自北京针织总厂的工宣队2名女队员也讲过政治课,其他军宣队、工宣队队员因文化水平低,讲不了课,只能做些辅助、服务工作,个别时候政治课由学校老师课授。当时提出干什么都要突出政治,实行“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用“抓革命”的办法来促进一切工作,所以这种办法也贯彻到教学中去,每天上、下午讲课前,无论是什么课,授课老师都要和同学们一起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或者是老师自己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学生们静心听着,这叫做学习“最高指示”,以“最高提示”做为开场白,学完或背完后才能讲专业课程。其中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特别是其中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是当时背诵学习最多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很多都是耳熟能详,至今记忆犹新,那段经历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学习成了那一代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永远留在了记忆的深处,根据需要随时都可以娓娓道来,这就是时势造成的一段趣事。当时还不时组织师生参加军事锻炼即进行拉练,有长途的、也有短途的,短途的从三门峡大坝坝头学校步行到三门峡市区约60千米;长途的从学校步行到灵宝、孟津、陕县的张茅、李村等地,有时候还搞夜间突然集合进行军事训练,最频繁的一周夜间突训3-4次,搞得师生们都很紧张,这种军训多是由军宣队组织、工宣队协助。办学中还存在学政治与学文化的矛盾,专业课连续讲的时间长了、多了、集中了,军宣队、工宣队就会出来干预,认为师生们不讲政治了,没有做到“政治挂帅”,因此，就必须再抽出一段时间来集中学习政治,搞军训,到一线搞实习、实践,解决工、学之间矛盾,以便达到平衡发展。
学习的课本没有正式印刷的教材,都是老师自己写的讲义,刻在蜡版上油印后装订成册发给学生使用。学生因原有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差别较大,试点班实行先集中上课而后再有针对性分别辅导的办法教学,学生专门配有辅导老师,任课老师讲授后,在做作业或自习时间由辅导老师进行辅导,一个学生或几个学生一起都可以让老师进行个别辅导,帮助分析理解集中上课时讲的课程内容,并帮助做好各科作业。辅导员基本上都是在1966年“文革”爆发后未能正常毕业、延期后毕业安排的年轻老师,如刘万珍(女)、王如南等老师即是这类情况;还有些年轻老师是专门辅导帮助做各类实验的等。因为当时多数人数学基础较差,为此,学校还专门抽出了一段时间集中讲授基础数学课程,从小学四则混合运算讲起,主要讲与各种工程计算有关的数学知识,经过集中补课,大部分学生的数学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基本上能适应讲课中的各种比较简单的计算课学习。因为当时各种工程计算基本不涉及高等数学,所以未开高等数学课,讲的都是普通数学(也有人回忆说可能也讲过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等内容,但讲的很少,后来这部分内容从大学课程中下放到高中课程了)。学生中多数文化基础较差,学习起来比较吃力，老师们都是竭尽全力,使出浑身解数去讲授,以争取使学生都能听懂接受。因为“文革”爆发后,当时学校实行“停课闹革命”,学生们各行其是地进行大批判、大辩论、贴大字报等,学校基本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突如其来的“文革”所打乱,许多教职员工被打成“黑帮"分子,受到批斗。许多有良知的教师们为不能进行正常教学而感到气愤、困惑、悲哀和无奈,如今有机会开办教育革命试点班,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又有机会能登台讲课了,所以许多老师都很高兴,争相任课,踊跃教书,教起课来很是努力和钻研,尽可能跟上当时的时代步伐,以适应试点班的教学要求,努力办好试点班。教职工与学生实行“三同”,即同吃(同在三门峡工程局混凝土拌和厂职工食堂用餐)、同住(同住在混凝土拌和厂土坯房内)、同劳动(一起参加体能锻炼、实践、军训,到工地劳动等),师生如此密切,老师耐心备课教学,学生认真刻苦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辛苦耕耘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收获,绝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成绩到毕业时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从1969年9月15日开学到1971年7月毕业,虽不足2年时间,但因中间没有寒暑假,也基本上没有节假日、礼拜天,只有过春节时候才放三天假,如此算来实际学习时间加起来已超过2年,达到了将近2年半的时间。1971年7月中旬,十一工程局的许多岗位因急需用人,试点班的学习遂提前结束(原计划是学制3年,教学大纲是按大专水平安排设计的,但基本上没有讲授各种基础理论课,多是讲授实用的专业课程)。原计划开的一些课程都没有讲完便匆匆结束,这给学生们留下了有点虎头蛇尾之感,意犹未尽。结束后学生从哪来还回哪去,分别很快又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效力于水利工作,并不断为我国的水利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关于试点班提前结业之事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要让部分学生留校使用”说。说的是当时清华大学水利系负责人与军宣队、工宣队等组成的系领导班子曾在一起交换过意见,他们有一种想法,计划从试点班中挑选一批优秀学员,学成后留校任教,因为这些学员都是直接来自生产一线岗位,又是生产骨干和能手,实践经验非常丰富,再经过理论知识学习,如虎添翼,一旦留校任教,讲起课来是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一定能讲好课,且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学习,老师们发现学生中确实有少数人因有实践经验,理解能力特别强,一讲就能理解,且能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系里负责人和老师们经常交换意见都非常喜欢这一少部分学生,这些人还都是工人阶级出身,根红苗正,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水利系很想从中物色一批学员留校任教,以充实水利系的师资队伍力量。但是当这个情况透露出去后,很快为工程局领导所获悉,特别是局领导段忠诚反对最为坚决,并说:“这些学生都是我工程局的生产业务骨干,一个都不能留校。”当时他们生怕学校办的时间长了,自己管不了,所以做出决定,让学生们提前结业,都回原单位继续工作。另一种说法是“小浪底工程马上要开工急需用人”说。当时水利电力部在 1970年就提出要在黄河上孟津县小浪底河段修建水库,到了1971年上半年要修小浪底工程的风声更紧,并且说这个工程要让三门峡的水利电力部第十一工程局承建。1971年的上半年学校还曾组织试点班的学生及部分老师到孟津小浪底河段进行实习,进行过现场实地测量,学生们住在当地群众家里,向群众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要修小浪底水库了,让群众们予以支持。学生们了解民情、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受群众欢迎,这给人的感觉是小浪底工程马上就要开工上马了。当时河南省军区派驻到三门峡十一工程局的军代表刘明超也在学生的结业典礼上讲话:说是小浪底工程要马上开工,急需用人,所以要让试点班早点结束学习,让学生奔赴最需要的地方。无论是哪种说法,学生们最终确实是提前结束了试点班的学习。但很快小浪底工程在论证时，因为泥沙等问题无法真正解决,所以又被搁置下来,迟迟没有开工修建。因此,学生提前结业后又都回到了各自原来的岗位上继续工作。因十一工程局领导的干预,也没有一个试点班学生被留校任教。归根结底应该说当时还是为了要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精神,搞教育革命试点，才把原计划三年的学制改为二年了,才使试点班学生提前结束学习,提前结业了。试点班到1971年7月毕业时由入学时的36人减为33人,因为中间有3人因故退学,最后的毕业照上署名为“水电部十一工程局、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试点班留影”(19)71.7三门峡”。说明这时已是局、校联合办校了。
当时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的张光斗教授,是江苏常熟人，1912年5月出生,1934年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生,1936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3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工程力学硕士学位。1949年到清华大学任教。1958年成立水利电力部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由张光斗担任。他先后参与了密云水库等国内很多大中型水库的工程设计工作,是我国著名的高等水利教育和水利水电建设设计专家,著名教授。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停办。张光斗因曾反对过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因此,当清华大学水利系到三门峡试点办学时,张光斗也随师生一起下放到三门峡来,不过他是做为批斗对象来的,目的是让他到三门峡实地接受教育和改造。张光斗和其他教职员工一样,住在三门峡坝头混凝土拌和厂的职工宿舍里,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在学校内扫地,搞卫生,给学生上、下课打钟,给学校打煤球等,不让他给学生上课,剥夺了他的教课权。在坝头开过几次有师生和三门峡工程局工人参加的批斗张光斗的大会。特别是在三门峡大坝的改建过程中，1970年6月下旬,在工程局基建大队大队长蔡保宁的负责带领下，采用一提、二顶、三挂钩的方法,把三门峡大坝的1-3号导流底孔进口斜闸门相继提起打开,从而解决了改建工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开始通过导流底孔泄流排沙。张光斗此前曾反对打开导流底孔闸门,认为已被泥沙深埋长达10年不可能再打开。所以当导流底孔闸门提起打开后,便把张光斗拉到现场开群众批斗大会,以此来充分显示当时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多么巨大,用事实来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用事实来教育工人群众、教育广大师生,这件事情在当时曾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试点班由于是执行教育革命的路线,一切都想打破过去旧的传统的办学方法,在很多方面都做出新的尝试,重要的是每周都有劳动课,多数是到三门峡大坝的改造建设现场参加劳动。如搞大坝的导流底孔开挖、坝前清淤等工作,还进行过各种实验如应变实验(测试导流底孔开挖后,泄流排沙产生的气流对大坝是否有影响,大坝是否变形等情况)、泥沙实验(测试泥沙对水工建筑物和水工机械设施的影响、磨损等情况)、混凝土实验(测试混凝土在各种情况下的使用寿命、抗压、强度、抗冻能力等情况)等实验,师生们同劳动、同实验,大家一齐动手,共同搞实验。师生们都是干中学、学中干,学生们都是来自一线的富有实践经验的基层工人,动手能力很强,但是理论水平偏低,老师们理论水平很高,动手能力较弱,师生优势互补,老师们及时解答学生们的疑惑,使学生做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实践中学习,增长知识和才干很快。师生们各有所获,各得其乐,达到了教学相长,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
学生的实习课比较多,有时不参加劳动就组织军训和实习,有时把军训和实习结合起来。学生们先后到过陕县李村乡的龙脖水库、菜园乡的石门水库、张村镇的涧里水库、灵宝县(今灵宝市)五亩乡的窄口水库、湖北省十堰市的丹江口水库和堵河上的黄龙滩水库等水库现场进行实习,特别是在黄龙滩水库实习时间较长,有1个多月。在实习中将所学的知识用到实际中去,学用结合,也适当参加一些劳动。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紧跟形势的,就连教学也一样,师生们还专门到灵宝县五亩公社盘龙大队(今灵宝市五亩乡盘龙村)向贫下中学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盘龙大队支部书记李德义是农业学大赛运动中树立起来的典型。李德义带领全大队社员们艰苦奋斗,大修大寨田、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他本人也能吃苦耐劳,穿着朴素,到公社和县上开会办事都是步行来步行去,干什么都能严格要求自己,率先垂范。当时《河南日报》曾开辟有专版报道过他及其大队的先进事迹。他还先后担任过灵宝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和灵宝县委常委。当时虽是任县委常委,但仍在村里工作,只拿工分,不拿工资,李德义及其所在的大队当时是农业战线上树立的一面旗帜和学习的榜样。因此,试点班的师生们前往该大队学习,听李德义作先进事迹和忆苦思甜报告,讲农村阶级斗争形势,进行革命传统思想教育。另外还步行到三门峡市区十一工程局技校听赵素恒的报告。赵素恒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人,他是大队会计,是来自陈永贵身边的人。当时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大寨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名字,知名度非常高。赵素恒入学前只有小学学历,1970年9月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时,他便被清华大学水利系招收,入水动专业学习。因大寨很有名,赵也成了名人。为此,系里为他单独派出两名专业教师专门对他进行课程教授和辅导,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他当时有 30 多岁,经常给师生们做报告,讲述大寨的艰苦创业事迹，讲兴修大寨田(即梯田)、兴修水利等方面的情况。他的报告是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来布置的,所以,都必须得参加听讲,是当时的必修课和阶级教育课。
试点班学生们的毕业设计是在山口水库工地完成的。山口水库工地位于三门峡青龙涧河的一条支流上,在陕县张茅乡的西南不远处。当时陕县计划修建山口水库,1971年5月份,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步行来到山口村,开始了毕业设计工作。学生们分成若干个小组,分别承担不同的设计任务,如设计坝体、溢洪隧道、泥沙疏浚、坝基开挖等小组,进行实地勘探测量,结合所学的知识进行专业设计,每个小组都由老师及时当进行指导,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学生们的毕业设计基本上都顺利完成了。同时也算是完成了二年的学业,可以毕业了。当时叫毕业设计,实际上后来也没有发毕业证,只算是进修结业,直到今天仍未承认他们的学历。山口水库后因资金短缺加之水库来水量太小(只有2-3m/秒),最终又放弃了修建。试点班的学员结业后又全部回到了工程局的原工作岗位,多数人仍在基层一线工作,少数人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几十年来他们走南闯北,甚至到国外承担水利建设项目,直到今天仍有人还在为我国的水利建设事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