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翔兄弟

小路

长翔兄弟是我们福佑村走出的一个有为才隽。他现在定居于上海了。他已在上海奠定了自己的基业。他的儿子、女儿也都在上海上学，然后上班、发展，成为新一代的上海人了……有时候啊，我头脑里就无空空地乱想：数代人以后，或者说数百年之后，大都市上海散落着一群鲍姓的族裔——当然，我所说的这群族裔，自然是指鲍长翔的后人。他们还会知道他们的根是在楠溪福佑村吗？知道他们的上海始迁祖鲍长翔，是如何从福佑乡下打拼到大都市上海去的吗？他们也许会知道一点点。但，也许一点也不知道。正如福佑村的鲍姓始迁祖绍远公，我们只能从古老的宗谱上知道其名字，至于他们的身世、更早的根脉、更详细的迁徙路线图，我们一无所知，也已无法找寻。再譬如，现如今大都市中的某些群体，数代以来他们也已寻找不到自己的根，因而成了一群无根之人……这样想来，我现在为迁居上海的长翔兄弟写上几个文字，好让数百年后他的上海后人，对自己的祖宗有一些些的了解，为他们提供一点考究自己祖宗的线索，岂不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哈哈，我以上所说的是玩笑，纯属玩笑！我又不是太史公司马迁是吧，还真能为福佑村留下一些不朽的文字？——小路在做眠梦，大家一笑了之、一笑了之！

  不过，玩笑归玩笑，长翔兄弟从福佑村的一个草根百姓，能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上海滩扎下根来，开疆拓土，拼搏出自己的一番天地，他的事迹和精神，本身就值得人们去书写。我此前之所以迟迟不敢动笔去写长翔，是觉得自己笔力不够。顾名思义嘛，小路取这样的一个笔名，还算他有点自知之明，他毕竟只能是走走“小路”，没有大的格局，成不了大的气候。写点小文章、小玩意儿，耍点花拳绣腿的，我看他勉强还可以凑合几句；至于对大时代的宏大叙事，他就傻了吧唧了，像狗死稻田里一样——没戏了。长翔兄弟是这个大时代所造就的一代商人，这么宏大的一个题材，这么典型的一个人物，就小路的那么一点雕虫小技，小路自然是觉得自己力不从心的，生怕自己把他写糟蹋了，让他得不偿失，自己也罪过不小。这不是玩笑，这是真话！

现在，我硬起头皮要试着写一写长翔，不瞒诸位，我也只能是采用那种老的套路——即，事情都得要从头说起，来一个平铺直叙。诸位看到了吧，小路写文章就这么一个汤头。人家还换汤不换药，小路是药不换，汤也不换，来点小小的变化都不会。假如拿写作与武林做个类比，照实了说，小路就是“三脚猫”一个，多年混迹于江湖，卖点狗皮膏药养家糊口，因此，还望各位好汉，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围观一下，小路给各位抱拳了！好，咱们开始言归正题：

话说长翔兄弟，1969年出生于福佑村（那个时候叫“福佑大队”）的一个农民家庭。那个年代，我们偌大的一个福佑村，除了两户公社干部家庭外，其他的都是农民家庭，家里的大人都是生产队里的社员同志们。要知道，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家庭是很苦的（其实，农民历朝历代都苦）。每家每户都要靠劳力挣生产队的工分，然后分粮吃。相比之下，长翔家虽然人口不算很多，吃阵不算很大，但他们家没有劳动力。唯一的一个劳动力——他爸又不在家，常年在外省养蜂，寄点钱来缴生产队的“积累金”，分点粮食。因此，他家的情况，基本上与福佑村其他农户家庭不相上下，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的。长翔的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姐姐分别叫雪芬、雪微，哥哥叫长林。对了，雪芬就是我早年在文章中写到过的那个有一颗巩俐式的小虎牙，一笑就能笑出山口百惠味来的、在福佑车站边上做麦饼的女同学。我之所以称长翔为兄弟，一是我与他是同一个辈份，二是我与他姐是同学，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这样称呼他都是名正言顺。长翔呢，礼貌也非常的周到，见到我，也是“福星哥、福星哥”的叫，我听着，心里也觉得格外的舒坦！特有一种“自己人”的感觉。

但小时候我与长翔接触不多，原因是我们两家住得比较远，我家住在村东头的“染布店”，他家住在村西头——我们读书的福佑小学（即老宗祠堂）的后面，叫做“上屋”。加上我们年龄也相差六七岁吧？因此，我们小时候基本上没有一起玩过。小时候的长翔给我的印象，恰如他的名字，瘦筋筋、长条条的，脸型也是“长筒面脸”，总之，那时候的长翔，总能与这个“长”字联系得上。当然，我知道他妈兰娣婶是福佑大队的妇女主任，是一个很热心、很乐于帮助别人的妇女。那个时候物资匮乏，许多东西家里买不到，我母亲就去“上屋”交托兰娣婶，让她通过什么途径带信给在外省养蜂的寿松叔，让寿松叔买好了从邮局寄过来。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妈让寿松叔买过几次“绒”。“绒”即是织毛衣的毛线。但我们福佑村的人从来不叫毛线，都叫“绒”。毛线衫就叫“绒衫”。“绒”是当时男女双方订亲时，男方应许给女方的必备财礼之一。我的几个哥哥订亲时，除了两三百元的“财礼银”之外，女方通过媒婆传话，还要“衣裳三身，绒要一磅”。我当时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绒叫“一磅”呢？一磅绒又是多少呢？当时家里根本买不到“绒”，所以都要托寿松叔在外省买起寄过来。因此，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就像当今有些文人所常说的“诗与远方”这句话一样，总觉得外省要比我们家乡好，外省就是“远方”，就是“诗”！外省随时可以买到我们这里买不到的东西。殊不知，寿松叔养蜂也都在外省的乡村，或者郊区，也都是买不到东西的地方。但他为了给乡亲们买东西邮过来，不知道要往哪个城市里跑多少的路……

据说，长翔小时候也有过一段跟他爸养蜂的经历。那应该是他读小学三年级期间吧？真是有趣，他小小的年纪，怎么会想着辍学去跟他爸跑码头的呢？其实，说起来也不奇怪，一个农家子弟嘛，还想靠读书求取功名？那时候的长翔，好像根本还没有那个愿望。说白了，那时候我们福佑小学的老师基本上属于斑鸠教咕咕的样子，老师上课是一种“还愿”，学生上学也是在“还愿”，书读与不读，没觉得有多么重要。——请大家注意了，这几句话是小路所说，并非是长翔的言论。长翔现在是我们福佑村的一个高学历知识分子，又是在商界摸爬滚打多年的成功人士，他非常的理性，为人处事都很有分寸，更不会说过头一点点的话语。不像当兵出身的小路，大大咧咧习惯了，嘴巴一天到晚没个把门，老是会得罪别人、伤害别人，真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考，差点我又说远了，咱们赶快说回来：长翔辍学的直接原因，应该还是在家里太苦了。一是吃的苦，他家与福佑村的大多数家庭一样，一日三餐主粮还是靠地瓜干充饥、活命。二是劳作苦，小小的年纪，除了上学，还要跟姐姐、哥哥一起上山砍柴，要下自留地劳动。因此，“到父亲的外省去”就成了长翔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养蜂人就像流浪的吉普赛人一样，又像是南北不断往返迁徙的候鸟，他们根据不同的季节，追赶着不同省份和不同草木的花期。南方的荔枝花、龙眼花、油菜花，河南、河北、陕西的槐树花、枣花、荆花，内蒙古和宁夏的紫花苜蓿、草木樨、蒲公英、百草花，东北的椴树花等等。‌他们都要根据不同的花期节候，把一箱箱的蜜蜂运送到不同的省份去采花蜜。养蜂人把自己的蜜蜂四处搬运，虽然说也是家常便饭，但搬运的过程也是十分辛苦的。他们或雇用地方运输公司的车队拉、或联系火车皮运，每一次装卸、转场，重新安营扎寨，都要轻去身上的几斤肉。长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跟着父亲也就湖北、安徽、河北、山西、宁夏、内蒙等，从南到北、再从北到南地走了一个来回。他作为父亲的一个帮手，认真好学，很快掌握了如何选择安放蜂箱的场地，如何挑选蜂王和管理蜂群，如何分蜂、割蜜、防疫消毒等技术。但是，这段大半个中国的游历，仿佛让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一下子变得懂事起来。他一边帮父亲干活，一边也在思考，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像父辈一样，一生过着这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涯。他想到，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是要回到学校去读书……

长翔从外省回来，他返回老宗祠堂的教室，重拾书本。虽然他辍学了几个学期，由于认真学习，几门课程他并不感到有什么困难。而且他说，正是由于几个学期的辍学，他现在重回课堂，仿佛更加清晰了每门课程所要学习的内容……此处，我很想寻找一句古诗来形容长翔的这个发现——“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觉得还不至于有这么高的一个境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觉得不那么恰当。我书读得少，胸中一共也没几滴墨水，更别提知道多少古人的诗句了。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古诗来，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唉，小路自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小学毕业了，长翔以福佑村那一届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鲤溪初中。由于他开过眼界，见过世面，思想就比其他的同学静定，加上他求知上进的目标已经明确，学习也就比别人自觉和用心，在班级里的成绩自然也是名列前茅。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好的教育，在鲤溪中学读完初一的第一个学期，他就让家人给转学到教学质量更好的岩坦区中心中学。他在岩坦中学遇上了一个恩师——班主任戴文燕老师。戴老师不仅她本人的课堂教学吸引人，使他的成绩获得了迅猛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她能激励学生一种奋发向上的信心。这也为他后来人生观的形成，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确，一个人能遇到这样一个“师者”，何其有幸！

前些年，我经常在县城的中塘溪公园散步时遇到戴文燕老师的先生徐重华老师（据说，他们家现在住到杭州去了）。徐老师早年也在岩坦中学教书，也教到过长翔。徐老师知道我姓鲍，是与他的学生鲍长翔同一个村的人。他就告诉我长翔在岩坦中学读书时的一些轶事。他说，你们村的鲍长翔很有趣，当学生的时候表现就相当好，很有奉献精神。他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经常给食堂伙房里挑水，一担又一担地挑，常挑得满头大汗……说起岩坦中学的用水困难，我又有话要说了，不免又要在这篇文章里夹带一些私货了：我在岩坦中学读过两年的高中，学校师生蒸饭的伙房搭在教学楼后面的一个祠堂里。祠堂的一边厢房是蒸饭的伙房，另一边是学生住宿的大统铺。我就在这个祠堂的大统铺里睡过几个学期。岩坦镇虽说是在楠溪江边上，但村庄离溪水较远，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居民的生活用水主要靠挑井水。我们住宿的祠堂后面就凿有一口水井，学生洗饭盒、蒸饭，都要到这里取水。伙房里蒸饭的几口大锅，也都要一担一担地从这里挑水。但是一到秋冬枯水季节，井里的水源严重不足。蒸饭用水时，一手扯住绳头，另一手，将一只磕碰得变了形的铅桶反扣着“咣啷”一声砸下去，再将手中的绳头横着一拽，感觉到水进桶了，双手将绳子左一把右一把地从四五米深的井底拉上半桶带着泥垢的混浊水，让它淀一淀，同学们分着用……徐重华老师说长翔挑水的事，我想大概就是从这口水井里打上水，给蒸饭的几口大锅挑水吧？

1986年，长翔以高分考入了永嘉中学，成了我们福佑村第一个读上永嘉中学的人。诚实地说，读永嘉中学（那时候叫县一中）曾经也是我早年的一个梦想，但遗憾的是我没有实现，而长翔却梦想成真了。说起“县一中”的事，我有过一个辛酸的经历，我曾经在一篇叫《老鲍想居民》的文章中写到过此事，这个“辛酸之地”咱就不要再提它吧，把它忽略过去。现在，咱们直接跳到1989年，长翔又以高分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系。我的天哪，从1949年到198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40年时间里，我们福佑村仅出过两个大学生。一个是五六十年代就考去了的鲍杨木，后改名为鲍强，上世纪九十年代担任过国家环保局的一个司长。第二个就是鲍长翔，他是我们福佑村在新的时代里的又一个里程碑。据说，在他起程赴西安上学之际，福佑村的干部群众敲锣打鼓进行欢送，并赠送了他一只旅行箱作为纪念。这是我们福佑村的父老乡亲，对本村出了这么一个凤毛麟角般的人才的一种莫大期许啊！

1993年，长翔四年本科毕业。当时，大学毕业生国家是包分配的。如果回到本县，像他这样的学历，我想，应该不至于被分配得很差吧？可是那时，温州某国企集团公司全国闻名、红得发紫。公司总部一色的红房子，让人产生了走进紫禁城的幻觉。公司老总常上电视，也常有国家领导人莅临集团公司考察。满怀创业豪情，但毫无社会经验的长翔，在报纸、电视上，被这个老总的改革、创新“事迹”所吸引。在毕业之前的寒假里，他往书包里揣上自己在学校里获得的各种证书，去面见这个“风云人物”的老总。气场十足的老总看了长翔的资料，觉得非常满意，当即交待人力资源部门，预先办理录用手续，一俟毕业，即可过来上班。

1993年下半年长翔完成学业回来后，他是满怀着希望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去集团公司报到的。可是报到的当天，几乎就让他的所有希望产生了破灭：他被分配到了集团旗下的一个造船厂。陈旧、简陋的厂房，尘土飞扬、锈迹斑斑的工棚，满身污迹和油垢的工人同事，电焊机吱吱发出灼眼的焊花，还有各种金属材料撞击的刺耳噪音……眼前的一切，与他所想象和追求的人生，实在是落差太大了！在这里谋一个工种，根本不需要像自己那样的十年寒窗苦读。难道自己之前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在这里像其他的工人一样，挣几块工资，混一口饭吃吗？

入职之初，长翔就像一个在舞台上跑跑龙套的角色。在造船厂里，他既不是厂里的行政人员，没有给他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但也没有给他一个抡锤子或者焊电焊、刷油漆之类的明确的生产岗位。每天上班，他不知道自己要干的是什么事，只是哪件事情没有人干了，便让长翔去做。这让他心里很不踏实，很迷茫。他是一个肯干事的人，既然已在这个厂里上班了，他希望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岗位，哪怕是最苦、最累、最脏的工种，他都觉得无所谓。一天，厂里唯一的一台吊车机又坏了，不能用了。厂里又没有专业的维修人员。于是，班组的负责人叫了几个老师傅和长翔去试着修理这台吊车。这是一台老掉牙的二手货，三天两头不是卷筒坏了，就是滑轮、或者减速器、制动器等等故障。长翔虽然大学里所学的是新材料专业，但对机械原理也有所涉及。于是，他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对这台老爷子吊车边研究，边拆装，边调试。经过近一周的摸索和修理，这台老病号吊车总算让长翔掌握了病理，勉强可以起吊使用了。但，交给吊车司机操作起来，它依然是“重病缠身”——不听使唤。厂里决定，索性让掌握了吊车性能的长翔，暂时当起了这台吊车的司机……

在往后的日子里，西安交大本科毕业生鲍长翔，每天上班就坐在造船厂码头的吊车驾驶室里，操纵着档秆，起起落落地吊卸着各种钢材、木料、电缆、油漆等造船材料和机器设备。在这日复一日的机械的劳动中，长翔一边耐心地完成每天的任务，一边思索着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想起自己读初中、高中时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想起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自己内心的激动和同学们那羡慕的眼神；想起上大学时，福佑村的父老乡亲那种深情的寄托；以及自己在大学里曾经的理想和抱负……难道，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今天这个坐在驾驶室里开吊车的“铁饭碗”吗？而且，他联系到一些外地的同班同学，他们有的在政府机关工作，有的在科研院所上班，工作环境、生活待遇远胜于他这个在厂矿企业开着吊车的职工。他知道自己开吊车只是暂时的，他也懂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个道理。但是他想，在这个造船厂里，这一辈子就算自己熬到了最顶层——厂长这个位置，那又怎么样呢？

尽管长翔忠于职守、勤勉敬业，一天不落地开吊车，为造船厂的工人师傅们提供各种施工材料，保障了全厂生产的顺利运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内心的失落感一天比一天的强烈。是“去”，还是“留”的问题，不断地煎熬着他年轻的心灵。离职不干吧，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好不容易才得了个曾经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就这样轻率地放弃这份工作，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更对不起父母这么多年对自己的培养。留在厂里继续这样耗下去吧，前途和命运，就像被算命先生算过了一样，就这样明显地摆在那里。这的确不是自己的初衷和愿望啊！难道自己的一生，就为了这样一个结果？他心犹不甘啊！内心矛盾和痛苦着的年轻长翔，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竟然生出了几许的白发……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长翔白天随着上班的铃声，按时地坐进他的吊车驾驶室里，起落装卸着各种物资。这个瓯江边上的造船码头，冬天，寒风呼啸着贯窗而入；夏天，燠热难当，腥风恶臭。这些，长翔都不觉得苦，他的苦是在心里。多少个夜晚，他独坐在瓯江边的石礅上，手托着下巴，像罗丹的《思想者》一样在那里沉思。他想起了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想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觉得自己应该闯出去，才会有长风破浪的机会。他深信，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学识，不可能闯不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下了决心：哪怕是头撞南墙，自己也要豁出去闯一闯。于是，就在1994年的11月，他在没有任何准备，也还没有任何目标的情况，毅然决定离职。他是一个追求完美人格的人，他的“告别仪式”就是要让自己站好最后一班岗。就在离职的前一天，他依然开着吊车，吊完一天应该吊的建材物资。下班时，他才把明天离职的事，告诉班组负责人和相关的工人师傅。他们面面相觑，无不为他感到吃惊。

当时，也正处于政府鼓励机关干部、企事业人员下海经商的大潮之中。这些“下海”的人，可以办理一种叫“停薪留职”的手续。也就是说，你在“商海”里混不下去了，还可以回到原单位上班。长翔没有去办理“停薪留职”手续，他不想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他是抱着“我必须成功”的决心和勇气——破釜沉舟，去迎接新的挑战。

离职之初，他一下子还抓不住一个头绪。是年的12月，他试着入职温州建设银行的期货部工作，先后被派往郑州商品交易所，苏州商品交所，上海商品交易所，担任出市代表。他知道，这只是他的一个过渡时期，他从校园出来就到了造船厂上班，他觉得自己对社会、对市场了解得太少，他要补上这一课。而这个期货商品交易所的出市代表，正是他借机考察社会和市场的一个临时性职业。在郑州、苏州、上海等城市，他在上班之余，利用休息日和节假日，拉上要好的同事，四处“闲逛”。95、96两年，长翔在上海期货商品交易所当“红马甲”（也就是出市代表），96年秋天的一日，他在上海的一个建材商城里，看到了一家韩国人开办的橱柜公司，了解了他们所生产和销售的橱柜产品之后，觉得这个新兴的产业，在我们温州应该有市场和发展前景。他去寻找到公司的老总，与他商谈合作事宜。老总也有意打开温州的市场，他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戴着眼镜，谈吐斯文、实在，即同意了合作意向。

1997年3月，长翔辞去期货商品交易所的工作，回温州创办“塔芙尔橱柜”公司。他白手起家，没有资金，他叫母亲向别人借了2万元作为资本，并动员高中两位要好同学蒋小朋、林建孝出资合股。就这样，“温州塔芙尔橱柜有限公司”的牌子挂出来了。由于他们资金实力有限，公司根本租不起市内的经营场所。只能在鹿城区的城郊结合部租了一间门面。楼下是“公司”，楼阁则是他打地铺的窝居。长翔也是集“总经理”和“员工”于一身。那时，厨房的“整体橱柜”在温州还是空白，市民房屋装修还是习惯于自叫工匠，泥水工、木工、油漆工等分段进行。长翔的“整体橱柜”一时不被装修的市民用户所能接受。因此，公司开张之初的好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接到一单业务。连合股人都开始怀疑起产品的可行性。

长翔是一个自己认准了的事情就要努力去做的人。他分析接不到产品业务的原因，一是宣传不够，人家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整体橱柜”的产品概念；二是整体采用上海公司提供的橱柜，成本较高，因此在价格上不能被市民所接受。针对这两个问题，他采取了主件采用上海的产品，辅件一律本地化，自请师傅加工生产，从而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其次是上门推销，他这个“总经理”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带上公司产品的效果图资料，到一些新交付的楼幢里张贴广告。看到哪里有装修的套房工地，便上门介绍和推销。主家被这个戴眼镜、说着一口永嘉山底腔的“吵儿佬”推销烦了，干脆把他推出门外……

但是，苍天不负有心人。那几年正是温州房地产大开发的时期，温州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新起的一幢幢楼房与日俱增，入城人口住户和市民改善性住房的装修热火朝天、轰轰烈烈。长翔的几套“整体橱柜”样板房打响以后，业务订单便接踵而来。当年，产品业务就在温州市内的各个小区广泛铺开，在套房装修中的占有率相当的高，高档一点的小区，甚至50%以上采用了“塔芙尔整体橱柜”。几年时间里，在金华、台州、福州、西安、武汉等地，开出了加盟店。产品还卖到了美国、迪拜等国家。随着业务的不断开展，员工队伍也不断扩大，“塔芙尔橱柜”开了温州整体橱柜产业的先河。

我们知道，长翔小时候有过一段跟着父亲养蜂的经历。也许，正是蜜蜂善于博采百花之蜜的品性，影响和启发了他的商业思维。正当“塔芙尓橱柜公司”如日中天，盈利可观、业务稳定之际。他的一个同村哥哥鲍光华向他提议，一起合作经营皮革鞋材化工产品。他经过深入了解，温州皮鞋业规模大，工厂多，瞿溪的皮革厂也很多，皮革鞋材化工需求量很大，是个好商机。于是，他与“塔芙尔”的合作伙伴商议，两人进行了分工负责，把“塔芙尔橱柜”交给创业伙伴全权打理。1998年的夏天，公司抽资入注“温州芬妮斯皮革化工有限公司”，长翔与同村的哥哥鲍光华一起合资经营皮革鞋材化工。随着皮革鞋材化工这个蛋糕的不断做大，家大业大难于管理，三年后的2001年，鞋材化工从“芬妮斯公司”分出，重新注册了一家“塔芙尔鞋材化工公司”，长翔专门负责鞋材化工这一块的业务发展，年产值达到了几千万元。

事业的成功，激励着长翔的勃勃雄心。在上海期货商品交易所做出市代表的两年时间里，长翔就认识到大都市上海，才是成就大事业的地方。当时，由于没有资金实力，他只能移师温州，采取“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但是，他的心里一直有着“总有一天会杀回上海滩”的想法。现在，觉得资本也有了，时机也已成熟。2001年，他与合作伙伴蒋小朋商议，到上海买地，把“塔芙尔橱柜”的总部迁到上海。准备建厂房，在全国各地发展橱柜连锁。几年后，合作伙伴因投资更大的房地产项目，退出原“塔芙尔公司”名下化工和橱柜股份，全部转让给了长翔。

2004年底，长翔又在江苏吴江汾湖买地建厂房，准备生产鞋用化工。后因发现工业涂料的市场前景更有潜力，就转为生产工业涂料的系列产品。直到2018年，因工业园区性质的调整，化工企业要关停并转，他停止了工业涂料的生产，把厂房资产出租给他人经营。

长翔是一个思维极其活跃，创业灵感不断，而且勇于实践的行动者。他完成了一个项目的落地，理顺了各种关系，使生产经营走上正常的轨道之后，他的脑子里总会产生新的项目和发展思路。就在他管理经营工业涂料生产的同时，一个创办支持年轻人创业园区的创意，在他的头脑里形成。2012年，他说动了他人，与他一起联合创办“吴江思源创业园”。经过多年发展，这个园区成为吴江区首家民营投资运营的专业型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园区运营公司自设天使投资基金，对有创业有激情的年轻人进行投资和陪伴创业。思源科创园经过13年精耕细作，现在已逐步构建起了“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的阶梯式孵化体系。创业园帮扶了许多年轻人的创业实践，圆了他们的创业、致富的梦想。我问长翔，为什么把创业园取名为“思源”？他说：饮水思源是几所同根同源交大的校训。我作为一个西安交通大学出来的学生，牢记校训是一个本分。另外，自己作为一个在创业路上取得了一点成就的人，也应该要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要尽可能地扶持他人、回馈社会……我的长翔兄弟，说得多好啊！

  就在刚才，我有事情微信了长翔，过了好久他才回复过来：福星哥，刚才我开车在路上。最近事情有点多。在安徽萧县收购了一个化工厂，里面有很多事要处理……厂房占地100多亩，原来的股东整个投入差不多1个亿，我现在正想用我的专业能力，化腐朽为神奇，盘活这个业已停业、困难重重的企业。——哦，又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长翔兄弟一家人现在虽然居住在上海，创业于他乡，但他时刻心系桑梓之地。这些年，他非常关心福佑村的发展，为村里的建设献计献策，同时为村里造路、筑亭、装路灯等等公共设施项目，捐资乐助了不少经费。就连他的妻子莲莲，也热心于公益事业，对福佑村的支持也绝不含糊。逢年过节，长翔也都要回到村里来。并经常打电话约我喝茶、聊天。我见到他，也自然少不了习惯性的问一句：长翔兄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不肯开玩笑的长翔兄弟，偶尔也开一句深藏禅机的玩笑，他说：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福佑！

是啊，一个心里时刻存着故乡的人，永远就没有离开过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