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句话形象地揭示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互动关系。“源于生活”点明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即文艺工作者从生活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素材；“高于生活”则强调了文艺作品超越现实、深化生活、服务社会的价值功能，给人以美的感受、思想的启迪。作为与土地有着密切关联的乡土文学，从诞生之日起便表现出受地域影响的强烈倾向，并凭借着对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挖掘而经久不衰。因此，当下乡土文学创作必须珍视现实性与地域性，促进艺术与现实生活的良性互动，真正地走进生活、体悟生活的本质、感受生命的底蕴，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打动人心的文艺作品。
一、以实与真书写当代中国乡村
纵观百年乡土文学发展史，不难发现，乡土文学之所以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与旺盛的活力，在于真实地面对与书写所处的时代与乡村。无论是鲁迅笔下的绍兴府，还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无论是赵树理笔下的三里湾，还是孙犁笔下的荷花淀，这些留在读者记忆中的乡村之所以能始终散发着无限的魅力，在于作家对当时乡村的真诚创作、对乡村情感的真实流露。
新时代以来，乡村振兴全面展开，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理想价值都以更丰满的方式展现在世人眼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村民们的生活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尤其在网络直播的影响下，他们与外界的交流方式变得多样与精彩。乡村的霁月清风、村民的耕种采摘被制作成短视频，成为都市“打工族”的解压神器，让他们从中寻找到内心的平静。
现实乡村的变化首先在纪实文学中得到生动体现。在纪红建《乡村国是》、李迪《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等作品中，作家真实且富有激情地记录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见证着中国人民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
当代作家面对的已经是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乡村世界，要以真与实书写当代日新月异的中国乡村。作家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仅就当下写当下，要有历史感与未来感，同时兼顾个体与整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新时代乡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给予观照与展现。此外，作家要有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敏锐的观察、细致的思考，洞察新时代乡土中国的人、事、情，真实地面对乡村变革中世道人心，以真诚的方式去理解与书写真实的乡土中国，并描绘出富有价值的建设性图景。
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突出地域性
乡土文学创作的“根”在人民。纵观百年乡土文学史，但凡经典作品都是扎根人民，从生活的泥土里“长”出来的。无论是赵树理、马烽等为代表的“山药蛋派”，还是以孙犁、刘绍棠等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无论是以路遥、陈忠实等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还是以李凖、李洱、李佩甫等为代表的中原作家群，他们都以强烈的现实感和厚重的历史感，呈现出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作品。
对于乡土作家而言，创作从来都不是困在书斋中的“想象力创作”，而是要走进生活、体验生活，去熟悉农民、了解农民，见人民之所见、想人民之所想，在情感上贴近他们、理解他们，真正实现与他们的同频共振。柳青在陕西皇甫村写出了《创业史》，周立波回到湖南清溪村写出了《山乡巨变》，老一辈作家将创作灵感投诸于对人民生活的观察和把握之上，在熟悉的地域展开文学创作。进入新时代，对文艺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作家不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更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聆听和捕捉时代声音，用艺术语言响应时代号召、反映新时代乡村发展，讲好新时代乡村故事，创作出既有地域性又有时代性的文学作品。近年来，“70后”作家的创作尤其值得关注，特别是乔叶的《宝水》。在《宝水》中，作家以中原大地上的乡村为空间叙事，巧妙地将当下文旅特色型乡村宝水与青萍童年记忆里的福田庄勾连在一起，在时空的交错中，不仅投射出乡村转型发展的实绩，而且重新审视了乡土社会的人情伦理。
对于作家而言，尤其是乡土作家，地域性对其创作个性的形成和塑造至关重要，人生的“出发地”为其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的资源。从实际情况来看，地域性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概念，它是该地独特的地理风貌、人文风情、文化传统、历史积淀集体反映的社会空间概念，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地域性赋予作家独特的创作感受力，影响着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体现在创作中则具有鲜明的地域美学风范。
三、抓住鲜明特征雕刻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是深入透析人物精神家园、了解人物思想性格、理解作家创作动机、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要素。经典人物形象往往是时代精神的产物。纵观百年乡土文学创作，那些饱含时代情绪的经典文学作品，其中不乏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三三，老舍笔下的祥子、虎妞，陈忠实笔下的田小娥、白嘉轩，赵树理笔下的“翻得高”（范登高）、“糊涂涂”（马多寿）、“铁算盘”（马有余）……这些经典的人物形象给过读者无数感动，他们身上不仅寄托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还体现了作家对当时时代艺术局限的超越。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乡村从来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空间，它是融合了经济、政治、文化为一体的社会空间。农民与乡村相互影响、相互塑造，他们身上自然有着独属于其所处时代的鲜明特征。进入新时代，农村发生了千百年未有之巨变，作家要书写新时代必然要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要写出人物本身的变化，更要写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塑造出与时代血脉相连、互为镜像的新人。
乡土文学创作中不乏经典的“新人”形象，无论是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人生》）、孙少平（《平凡的世界》），抑或是石一枫笔下的陈金芳（《世间已无陈金芳》），这些人物讲述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不同机遇与命运。进入新时代，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乡村旧貌换新颜，作家饱含深情地书写新时代乡村，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乡村干部形象跃然于纸上，如海奇和陈放（《战国红》）、吴小蒿（《经山海》）、带灯（《带灯》）……从他们身上不仅能感受到乡村发展的时代脉搏，更能看到农村富有时代特征的未来想象。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当下乡土文学对经典人物形象的塑造仍有较大的空间。对鲜明特征人物形象的发现、剖析和塑造不应仅停留在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而应向着更为精细、透彻、深刻、复杂的方向去刻画。作家应在丰盈的生活中，超越时代局限，对人物形象进行精雕细琢，创作出充满生活气息又饱含精神风貌的新时代新人形象。
中国乡土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即使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仍然不会消逝，而是在不断地转型，进而以一种新的形式融入乡村生活。在近年来乡土文学的创作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乡土文学的创作转型，这些优秀的作品印证了乡土文学创作需遵循的基本原则，即在尊重当下真实乡村的基础上，突出地域性特征，着力刻画具有典型特征的时代新人。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