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反映高拱最新学术研究进展的《高拱论札》，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 。明朝中期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内阁首辅。作为政治明星，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是“隆庆改革”的主持者和“隆万大改革”的开创者，被赞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作为学术明星，他建构起实学思想体系，是明代哲学的贡献者和实学思潮的先驱者，有《高文襄公集》行世。

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历史舞台上，高拱与徐阶、张居正皆称名相，皆为事功卓著的首辅之臣。徐阶有推倒严嵩之功，张居正有整顿改革之劳，故后世褒扬有加，赞颂备至，如今不衰。唯有高拱，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相：论其相业功绩褒贬不一，论其见识才干毁誉参半，论其品行操守訾议颇多，论其历史地位是非无定。史家对其给予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评价，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本社政治理论编辑室副编审林子采访了本书作者河南工程学院岳天雷教授，以期揭开笼罩在高拱身上的层层迷雾。

林子：刚出版的《高拱论札》，是您研究高拱的第五本书，那您是如何与高拱“结缘”的？

岳天雷：就研究性的著作来看，《高拱论札》是我的第五本书，之前出版有三本文集和一本年谱，即《高拱研究文集》《高拱研究续编》《高拱研究三编》《高拱年谱长编》。

至于我与高拱“结缘”，主要有三个因素：

一是同乡情结。溱洧之滨，具茨山下，轩辕黄帝故里的所在地、黄帝文化的发祥地——河南新郑，是一块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的风水宝地。自古以来，人才辈出，代有英贤，如郑国名相子产、法家先驱邓析、集大成者韩非、道家学者列子、汉代谋士张良、唐代诗人白居易、宋代建筑大师李诫、元初名臣许衡、清代名将岳钟琪，等等。其中，明代内阁首辅高拱就诞生于新郑，是中原名人之一。有幸的是，我也生于新郑，长于新郑，少年读书于新郑，与高拱是名副其实的同乡。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时间跨越亦长达四百年之久，但却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同乡之谊。记得少年时代，我常听到村里的老人谈起高阁老的许多动人故事、美妙传说，如“高阁老的秤没星”“八卦垌没梁”“高阁老中牟娶妻”“高阁老贡枣”“高阁老灵柩四门出殡”等。这些美妙传奇的民间故事，在我童年心里留下了高拱的智慧形象、为民形象，也成为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后来我关注高拱，研究高拱，正是这一乡土情结、同乡之谊使然。

二是文化因缘。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文化热的背景下，中原文化研究也渐趋兴起。高拱文化作为明代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得到了我的关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全国各地更加重视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为此，高拱家乡新郑市人民政府每年举办黄帝拜祖大典、黄帝文化论坛，并成立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其中高拱文化研究会就是其分会之一。为了挖掘高拱文化资源，宣传高拱，研究高拱，提升新郑市的知名度，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如搜集高拱文物，重修高拱陵园，重刻高拱墓碑，2008年召开“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这些措施不仅扩大了高拱文化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高拱的知名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营造了研究高拱文化的良好氛围，推动了高拱文化研究的广泛深入开展。可以说，我对高拱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是中原文化蓬勃发展使然。

三是学术因素。明清时期尽管有些史学家如王世贞等因个人恩怨而对高拱持有偏见，评价较低，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是多数政治家、史学家和思想家均认定高拱是“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是与张居正事功相埒的“救时良相”。然而，现代有些学者或囿于门户之见，或存有历史偏见，或固守狭隘地域观念，把高、张对立起来，判定张是事功卓著的改革家，而高则是“老斗士”“老愤青”。特别是一些历史小说为了抬高、美化张居正，把高拱塑造成反面人物，丑诋、厚诬高拱，完全抹煞他的改革功绩和历史贡献，甚至将其改革事功和边防功绩完全戴到张居正头上，对高拱不置一词，形成“高冠张戴”的现象。显然，这对高拱是不公平的，也是同历史相悖的。还有学者由于受旧史学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类著作中也不为高拱立传，致使其学术思想隐而弗彰，鲜为世人所知。为了消解在高拱认识和研究上的偏见，恢复高拱的历史真相，并彰显其改革功绩、学术成就及历史贡献，成为我研究高拱的精神动力、力量源泉。可以说，这是我研究高拱的学术因素。

▲ 作者岳天雷近照

林子：高拱作为明代政治家，为人们所熟悉。其实，他还是载入史册的哲学家。在哲学方面，他有什么贡献？

岳天雷：是的，高拱既是事功卓著的政治家，也是博学精虑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然而，由于黄宗羲《明儒学案》没有为高拱立传，致使其哲学思想长期被埋没，鲜为世人所知，甚至在近现代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中，也没有高拱的一席之地。

在学术界，最早发现高拱并做出开创性研究的，是嵇文甫先生。1944年，他在《晚明思想史论》中对高拱学术有所提及，但没有展开。1946年，他在《河南民报》上连载《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一文。1962年和1963年，嵇先生在《哲学研究》和《光明日报》上发表《论高拱的学术思想》和《再论高拱的学术思想》两篇大作，对高拱哲学作了开创性研究。在我看来，嵇先生最重要贡献就是对高拱学术特质作了鲜明概括和历史地位的判定，嵇先生说：“他的学术，大概可用‘通’和‘实’两个字来概括，平正通达，有实用而近人情”；“新郑学术，尚通、尚实，有许多地方开清儒之先”；“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特别表现的人物，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1982年，赵纪彬先生发表《高拱“权”说辨正》一文，对高拱的经权思想文献作了详细的注解、梳理和阐释。1989年，牟钟鉴先生发表《论高拱》一文，其中有一部分专门对高拱哲学作了概要性阐述。1990年，葛荣晋先生出版《王廷相和明代气学》，就王廷相和高拱气学的继承关系作了梳理。1995年，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唯物论史》，对高拱的气学思想也作了阐述。1995年，张立文出版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就高拱的经权范畴作了纲要性阐述。1996年和2005年，台湾学者林庆彰主编的《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王俊彦的《王廷相与明代气学》，对高拱的经学和气学思想也作了概述。可以说，前辈学者对高拱哲学的研究均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了一些极具价值的观点，在高拱学术史占有重要地位。但也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并不完整和系统，没有真正构建起高拱的哲学世界。而这正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在相关论著中，将高拱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概括为五个方面：

其一，在本体论上，高拱通过批判程朱的“理本论”和陆王的“心本论”，阐发了“天地之间惟一气”的气本论，即“气具夫理，气即是理；理具于气，理即是气”的气本体论，“常久不息，化生万物”的气本原论，“人只是一个性，此言气质之性”的气质人性论。高拱的气本论为其哲学思想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在宋明气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其二，在天人观上，高拱将“实学”这一时代精神注入其中，论述了“在天有实理”的天道观，“在人有实事”的人道观和“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的天人观。他通过批判儒家的“天人感应”说，提出“天下有道，理为主；天下无道，命为主”的论断，决心根除迷信命运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高拱的无神论思想为其推行隆庆改革提供了理论先声。

其三，在认识论上，高拱从认识对象、认识目的、知行关系和知识来源的视角，分别阐述了“事必求其实”的求实论，“虚心以求其是”的求是论，“贵乎知而能行”的知行论，“见闻”与“问学”的知识论。他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知。高拱的认识论蕴涵的求实、求是、实践和批判等精神品格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其四，在方法论上，高拱通过批判汉宋儒家的经权观点，阐发了“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的辩证经权观。在权变观上，他提出由于行权主体和目的不同，其社会政治价值也不同。他又通过论证“无时无处，无非权”的权变普适性，提出“圆而通”的权变新论。这既是对儒家权说的重大创新，也是其辩证思维和辩证方法的精髓，为其推行隆庆改革提供了方法论指南。

其五，在哲学特征上，提出高拱所处的时代，正是实学思潮勃兴时期。作为政治家的高拱，将其政治实践经验融入其哲学思想的诠释中，这使得他的哲学具有鲜明的实学特征，如高拱提出的“常久不息，化生万物”的元气实体论，“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实理实事论，“事必求其实”“虚心以求其是”的求实求是论，“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实政实惠论，等等。

总之，我所进行的研究，是力图构建高拱以气本论为基础的、以实践性、辩证性和唯实性为特质的、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想体系。当然，这对丰富、充实明代中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重要意义。

林子：史家对高拱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那么，您是如何给他定位呢？

岳天雷：给历史人物定位，是要有依据的。依据不同，定位不同；依据相反，定位自然相反。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定位的依据并非单纯的、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复杂的、多面的或多样的。其原因就在于，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总是复杂多样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呈现出多种面相。

高拱作为历史人物，也是如此。高拱确实具有复杂多样性，如性格耿直问题，脾性急躁问题，同僚恩怨问题，为官操守问题，为人品行问题，为相肚量问题，为政作风问题，主政才能问题，推行改革问题，相业事功问题，后世评价问题，等等。可以说，高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统一体，给后世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面相。在不同的学者和读者的眼中，就有一个不同的高拱。这就为高拱定性定位带来了极大困难。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我们认为，必须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即矛盾分析或一分为二的方法。这就是说，在复杂的矛盾群体中，要抓住主要矛盾，把握中心和重点；在一个矛盾中，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本质和主流。而不能主次不分，更不能喧宾夺主。就高拱来说，虽然他有多种面相，具有复杂性，但也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

其一，性格问题。相对而言，高拱的果敢、直率、急躁、机浅等确实是其性格缺陷，对政治家来说也确实是弱项，但这却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不是本质和主流，不能以此定性定位。否则，必然偏离历史事实，抓住芝麻丢了西瓜。目前网上盛传的把高拱视为“老斗士”“老愤青”，就是这种定性的结果。即使就性格来说，也应该进行辩证分析。因为，性格是一把双刃剑，高拱的果敢、直率、急躁、机浅等性格特征，对于圆滑处世、不露锋芒的封建官场而言，固然是其性格缺弱；但对于有志于洗刷颓风、整顿改革的高拱来说，又恰恰是其性格优势或优点。不然，改革不可能推行，事功不可能建立。因此，不能以高拱的性格否定其品格，更不能以他的品格否定其为政。

其二，操守问题。高拱的报复、操守、品行问题，也必须进行深入分析。学术界近乎一致地认定高拱“报复”徐阶，陷害老臣，但这只是表面之见，其深层原因是高徐之间存在着政治立场、治国纲领和意识形态的对峙，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这个道理。况且，徐阶占有大量土地，放纵子弟横行乡里，是江南推行丈田均粮、条鞭改革的强大阻力。高拱主政推行清丈和条鞭改革，就必然与徐阶产生对峙，不存在高拱“报复”徐阶问题。至于高拱的操守品行问题，历来就是有争议的问题。有的说高拱贪贿或放纵门生贪贿：“赇纳且麕集矣”（王世贞）“拱颇持清操，后渐以贿闻”（万斯同）“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张廷玉）。但是，大部分政治家和史学家认定高拱是清介之士，操守清廉：“中玄是个安贫守清介宰相”（海瑞）高拱“亦能远杜苞苴”（徐学谟）“赞政数年清介如一，门无苞苴之入，家无阡陌之富”（范守己）“拱精洁峭直，家如寒士”（支大纶）“自辅储至参钧轴，历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孙奇逢）。我们认为上述关于高拱操守清廉的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毋庸置疑的。高拱操守清廉的官德，与前任首辅徐阶放纵子弟横行乡里，聚敛钱财，兼并土地多达24万亩，形成鲜明对比；也与后任首辅张居正“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最后拥有良田8万余亩，死后被查抄的家产折价约金银19万余两，也形成鲜明反差。海瑞提出“存翁为富，中玄守贫”，当为确论。因此，不能以高拱的操守否定其人品，更不能以他的人品否定其事功。

其三，事功问题。在我们看来，高拱的性格和操守作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在其定性定位中虽然不可缺少，但这不是主要依据和标准。其主要依据和标准，则是他的为相功业和改革事功，这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如此，才能抓住重点，凸显本质和主流。明清至近现代的史学家对高拱的为相功业和改革事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褒扬。关于这一方面，请参考我的文章《明清至今评高拱》，不再赘述。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对高拱的定位是：在政治上，高拱在其主政的隆庆时期，针对当时积弊丛生、内外交困的局面，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挽刷颓风、修举实政的改革，成为隆万大改革的开创者。在学术上，高拱通过批判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建构起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的实学体系，成为明代哲学的贡献者和实学思潮的先驱者。因此，在明代历史上，高拱是有着卓越贡献的政治改革家，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哲学思想家。

▲ 新郑市南街古巷明朝内阁首辅高拱阁老府

林子：历史关键人物是解读历史的密钥。深入研究高拱，对研究明史乃至中国历史有什么价值呢？

岳天雷：历史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历史关键人物的研究，又是解读历史事件的核心。这就像康有为之于戊戌变法、洪秀全之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一样。高拱作为明中后期历史的重要人物，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有着多方面的价值。

一是充实明史研究的弱项。长期以来，明史研究形成“两头重，中间轻”的局面。明中后期历史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时段，其中对隆庆政局的研究更为薄弱。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是因为隆庆朝为时短促，仅有六年（1567-1572），故被史家所笔略，而且也是因为有些史家将隆庆政局定性为“混斗”“内讧”，故而不值得研究。这种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同高拱直接相关。因此，只有加强对高拱的研究，才能准确把握隆庆政局由保守到改革的走向和隆庆阁臣斗争的性质问题，才能凸显隆庆改革在明中后期改革中的首创地位，从而充实明史研究的弱项，改变“重两头，轻中间”的研究局面。 

二是丰富明代改革的内容。关于明代改革问题，学术界主要提出了三种定位：即嵇文甫提出的“高拱改革开张居正之先”、韦庆远提出的“隆万大改革”、田澍提出的“嘉隆万改革”。嵇先生研究的重点是高拱的学术思想，韦先生研究的重点是张居正改革，田先生研究的重点是嘉靖革新。可见，三先生对高拱改革的研究，均有某种程度上的忽略，缺乏全面、深入和系统的探讨。因此，加强对高拱改革的纲领、对策、举措和评价的全面系统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明代改革的内容，而且还可以为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某种历史经验和教训。

三是增加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权重。如前所述，1978年以后出版的有些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对高拱思想和哲学有所论及，但太过于简略，权重远远不够。进入21世纪，随着区域文化和区域哲学研究逐渐兴起，河南哲学和中原文化也成为热潮。由河南学者撰写的有关明代哲学、河南哲学史、中原文化史专著中，虽设有高拱研究的章节，但也只是提要性、概要性的阐述，对高拱思想和高拱哲学发掘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这与高拱博大精深的思想世界和哲学图景并不相称。因此，加强高拱思想和哲学的研究，对丰富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内涵也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岳天雷简介

河南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原文化研究，著有《高拱研究文集》《高拱研究续编》《高拱年谱长编》，合著《儒家权说论稿》。在《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等海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来源：河南青年网2024-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