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个中性词--看玛雅文明大展有感—

上周末，约了几位好友带上孩子去河南博物院看《玛雅文明大展》。孩子们看到玛雅人刺血祭祀、用木板夹头骨的情景，纷纷惊叹“好残忍！”。我猜，他们的小脑瓜里一定隐隐浮现了一个大问号：这，怎么能叫“文明”呢？

要解答这个疑问，或许得先说说“文明”这个词本身的来历。

其实，“文明”是个近现代才从西方进入中国的舶来词。英文“civilization”源自法语，原意是指“开化的过程”。在18世纪前，西方社会多用它作法律术语，意指“正义的行为”或“将刑事犯罪转为民事诉讼审判”。那时的“文明”，远非今日我们赋予它的宏大意涵。

转折点出现在1756年。法国政治家米拉波在其著作《人类之友》中，首次用“civilization”描绘了一个文雅、有教养、举止得体、崇尚美德的理想社会群体。彼时的法国正值工业革命初期，享受城市便利的人们，自觉与乡村生活拉开了巨大鸿沟。城市居民以“文明人”自居，而将农民视为“野蛮人”。

随着欧洲列强军事实力的增强，海外殖民扩张拉开序幕。手握“文明”标尺的英法列强，居高临下地将其他文化迥异的民族与国家，都归入“未开化”的“野蛮”范畴。此时的“文明”概念，已然带上了浓厚的身份区隔与优越感色彩。

时光流转，这一概念在近代传入东亚。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三次游历欧美，亲见西方先进技术与制度后，深感锁国江户时代（即幕府时代）的日本与西方列强差距悬殊。他在其著作《文明论概略》中，将“civilization”首次译为“文明”二字。

梁启超吸纳了福泽谕吉的译法，并进一步划分世界文明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等级。他振臂疾呼，国人必须革新思想，追赶西方，方能跻身“文明”国家之列。自此，“文明”一词在中国知识界广泛流传，胡适、鲁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均受其影响，开始深刻反思传统文化，批判国民性，这为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埋下了思想火种。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综合实力日渐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随之复苏。我们开始在重新审视和珍视自身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坚信中华文明同样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后，也对自身所标榜的“先进文明”进行了深度反思：为何带来空前繁荣的文明，竟也导致了如此深重的世界悲剧？这种反思促使西方开始关注和理解世界其他多元的文化传统。一个共识逐渐形成：各国历史脉络不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各异，但都孕育了各自独特的文明形态。至此，“文明”一词逐渐褪去了褒贬色彩，回归中性，成为描述人类多样性成就的词汇。

当我们凝视展览中遥远的玛雅文明，那些神秘的器物与场景，不能仅做是否“残忍”的判断。它们也提醒着我们：所谓“文明”，并不是天然与“温柔”、“进步”画等号的一个固定的标准，而是一个随时代流变、被不断重塑的概念。

与其带着单一的尺度去评判异域文明是“先进”抑或“落后”，不如以开放包容之心去认识——它们都是人类在时间长河中奋力创造出的、各放异彩的璀璨明珠。#顶端文博创作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