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探索｜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传承协同治理研究：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传承的互动逻辑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应有之义，文化传承是赓续历史文脉的时代要求，两者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与现实呼应。一方面，生物多样性是多元文化延续绵长的基本物质基础，多元文化是生物多样性系统保护的意识形态反馈；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进程，多元文化丰富了文化产品的供给形态。
“生物多样性是多元文化源远流长的基础条件，多元文化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源头活水”。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传承在历史上双轨并行，有各自的惯常理论、体系构成、观念和效果，随着对两者的深入研究及侧重“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的细化阐释，逐渐衍生出“生物—文化多样性”理念，挖掘内在动因和普遍规则，或可助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传承由分别规制到协同共治。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传承在历史延续、理论内核与实践路径方面密切关联，需要对其互动性逻辑建构进行学理分析与辩证探讨，析解生态外在与文化内在的协同内核及治理根源，进而研判两者治理的协同路径。
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传承的互动逻辑
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作为社会存在参与物质生产环节，决定文化的“意识要素”与“观念形态”：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对生物多样性具有推进作用，两者良性交互，促进黄河流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
（一）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塑造黄河文化的地缘呈现与实践样态
黄河流域涵盖多重生态梯度，据《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不完全统计，栖息着细鳞鲑、水獭等濒危动物及底栖动物、浮游生物等种群，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流域上中下游因地理、气候、物种、活动等要素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亚文化及其子系统，生物多样性塑造了黄河文化的地缘呈现与实践样态。
在地缘呈现层面，由于地理、气候及生物多样性情况不同逐渐蕴育出河湟文化、河套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例如，青海东部与甘肃中西部湟水河的多样物种及独特生态发展出河湟文化，其中，牛、驴皮革等构成河湟“皮影”文化遗产的生物基础，“花儿”民歌中“刺玫花”“林檎”“腰子树”等取材于物种现实，蛙纹“彩陶”等记录了河湟文化的生物崇拜及神话气象。集阴山、草原与黄河一体的河套地区推进文化连接与民族交汇，生物匮乏环境下农牧生产差异引致的历史斗争促成了“阴山赵长城”的耸立，“巴彦淖尔恐龙化石”的发掘填补了河套地区的生物图谱。河洛地区承载洛阳、开封等多朝古都与“中州”之称，流域中游的洛水滋养农耕土地，其农业生态形成甚或作为都城确立的凭据。在实践样态层面，历史上涉及物种、遗传或生态系统的人类活动变革，逐渐演化出具有中国风貌的治水文化、劳动文化、宗教文化、中医药文化、民俗文化、农耕与游牧文化等。例如，从大禹治水到潘季驯“束水攻沙”，由“毋曲堤”“龙尾埽”等设施建设至“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技艺成熟，这种维系黄河流域水生态的治水文化传承至今。流域生物多样性影响原住民作物栽培、饮食结构、畜牧组成等，进而推动独特的桑织、冶铁、烧瓷等工艺的发展，以劳动谋求温饱与富足，形成了中华儿女的朴素劳动文化。民族抗争的历史进程逐渐推动“儒道释”等宗教文化的民族交融汇聚，“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承载着宗教文化的内涵与艺术。此外，依靠特定物种形成的中医药文化、民俗文化等，应保护其赖以存在与传承的生物多样性，若特定物种基础缺失，此类文化传承将空有形式、久之消失。
（二）黄河文化助推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的国别保护与历史延续
黄河文化的多元特质及属性内涵各有其价值趋向，其系统分化供多重地缘文化呈现以价值彰显，其一体特质又构成了黄河文化的整体意识。黄河文化对流域生物多样性的国别保护集中于多重地缘文化的整体意蕴贯通及历史抗战文化的精神内核彰显；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的历史延续则有赖于劳动文化、宗教文化、中医药文化等多重属性文化的系统推动。
在国别保护层面，河洛文化围绕黄河、洛水等地理要素生成发展，其历史都城设立逐渐孕化出中原人民的凝聚力及向心力，“中州”“中国”等称谓衍生并向外辐射，以自然地理及人口集聚所生成的地域划定逐渐形成国家观，助推域内生物保护观念衍生。齐鲁文化“九州”观念及“大小九州”学说集绘华夏大陆图景、生发世界地理思潮，儒、墨、法等百家学说推进“中国”及“天下”生物观等迸发。关中文化于历史“挑战—应对”中发扬，于抗战磨难中塑造华夏民族独立顽强的民族气质，抵御外族对区域生物资源的无序掠夺。这些地缘文化多元特质汇集一体，凝聚成“九州共贯，多元一体”民族情感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认同，伴随近代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的顽强精神一同保护国家领土、物种及遗传资源，并推进防范“生物剽窃”和“生物掠夺”。
在历史延续层面，流域宗教文化汇聚“儒道释”宗教观，蕴含“图腾、自然、祖先”等历史崇拜及“天人合一”等文化理念，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本土渊源。劳动文化形成于流域劳动人民“农、林、牧、渔”等自给自足的生存实践，农耕与游牧文化的“栽培、灌溉”等技艺则缓解了“取竭”“放累”，推进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中医药文化形成于“遗传资源”的广量保有和“传统中医药知识”的历史积累，其记载的“物种信息”等，以“遗传资源信息与传统知识”保护样态推进流域生物多样性的历史延续。[4]民俗文化蕴含“生态和合观”，以“敬重自然、万物共存”展开，或有“山、水、林”及“祭祀天地”等神明崇拜观，其间的正向倡导或反向禁忌，均利于“林木、药材、土地”等生物系统循环。黄河文化以独特内核发挥了教化、精神引领、文化认同、凝心聚力、民族交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