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于2002年

正月里，想起了李建军。

他是当代最有勇气，且最有学问的文学批评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一批小说家，其名气弥漫，红得发紫。这些小说家受到一茬文学批评家的吹捧，庸众随之产生，读其书，若饿狼扑在病兽的身上。

当是时也，凡贾平凹、池莉、莫言、阿来、刘震云、阎真、残雪、韩少功、余华、王安忆，乃至年迈的王蒙，李建军一一批评。其思想之犀利，情感之激昂，语言之清峻，骤然形成一种摧枯拉朽之势。小说家受到批评，当然恼怒，但欲自白，却也难言。虽然也有反驳李建军的声音，且多是文学批评家，不过他们的词语往往显得很是无力。李建军崛然特立，成为一种存在。

中国作家，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其信仰瓦解冰消了。没有信仰，精神高度就只能是灌木，并非乔木，不达山巅，遑论云端。这些作家，以其东方的知识不扎实，西方的知识不系统，支离破碎，遂限制了对世界的观察。他们的知识结构，近不如鲁迅，也不如曹雪芹，远不如李白、杜甫和白居易，古不如司马迁。知识贫乏，信仰不立，其价值观不可能不混乱，审美观不可能不低俗。

虽然他们多有天才，改革开放也使他们解放了思想，可以大胆地揭露和批判，遗憾文化是杂碎的，甚至是污染的，从而价值观何以营养？审美观何以滋润？这些作家的语言也是自然状态式的，不免粗糙。作品的发表、出版和奖励，也受意识形态的牵制。思想的解放，也许会让灵魂脱离羁绊，且使欲望狂泄。

基于此，我以为一些小说家，包括贾平凹、莫言和王蒙，他们都是当代文学史的主体，然而其艺术成果，必然要受到重估。什么时候重估呢？我必须承认：不知道。

当代小说家也不乏杰出者，甚至不朽者。他们在题材的扩广上、人性的挖掘上和艺术的表现上，皆具历史性贡献。然而文学批评家是独立的，李建军是独立的，应该允许他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李建军的批评也绝非鲁莽，相反，他有自己的理论。他说：“真正的批评是充满论辩色彩的对话，是争论。”又说：“真正的批评之所以争论，是因为它有明确的目标感，相信真理是存在的；它为真理而争论，而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

李建军指出：

“从功能和作用上看，文学批评通过对作家、作品及思潮现象的分析和评价，积极地影响读者的阅读和读者的写作，维护文学肌体和社会精神环境的健康。批评会潜在而有力地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和精神气候。”

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也主张批评允许争论，他说：“争论是文学的灵魂。”又说：“没有对批评的批评就没有批评……”

蒂博代出生于1874年，从事文学研究早李建军一个世纪。若李建军的批评未受蒂博代的启示，蒂博代的批评也给了李建军以支持。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此论有理，它的效应不仅在鲁国得到了验证，它在整个世界也验证着。

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家的活动，表现为一种官方意志与形式主义混合的批评模式。这种批评模式当然也在变迁，一旦某种理想破灭，空虚的灵魂为经济利益所填充，便在固有的批评模式中添加了团伙批评和金钱批评。此乃当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它自有成为主流的理论指导、社会基础和传统之沿袭，不可轻易改善。主流两岸，也有实事求是的批评，可惜寥若晨星，弱若渔火。

在此形势下，李建军的批评就显得难能可贵。他以非凡的胆量和智慧作恃凭，抵抗了主流。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批评在文化上代表着进步，是因为他开拓了文学批评的版图。不过他也有所得罪，文学的衙门不悦，文学的权贵怨望。然而物有盛衰，人有沉浮，时间总是在真理一边的。

20世纪的最后一年，李建军以答记者问的形式，批评了贾平凹和陈忠实的写作。批评风格是直率的、严肃的和彻底的。批评贾平凹多一点，批评陈忠实少一点。他批评了陕西的作家，也批评了陕西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批评引起强烈共鸣，随之发生了连锁的批评，时间长达一月之久。批评起于秦地，溢出了秦地，造成了广泛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文学事件。物有静中声，人有豹变点，大约就指这种情况。

农历1963年5月22日，李建军出生，不过这是他自然人的出生。李建军社会人的出生，应该是公历2000年10月7日。这一天，他以批评陕西文学为发轫，进而深入批评了中国当代文学。他的认识高度和道德力量，展示了一位卓异的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学生、教师、编辑和研究员，固然也是李建军身份的展示，且这些身份标志着他作为社会人的演进。然而文学批评家这个身份，反映其本质。文学批评家使他跟世界产生了最紧密的联系，他也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赢得了最大的尊重。这个身份，也是他的自我实现需要的一种满足。还有潜在的，他的这种文学批评，是通向思想者之路的。

之所以李建军属于卓异的文学批评家，是因为他的批评视野极为开阔。他的批评，不仅置作家及其作品于中国文学史的背景下，也置诸世界文学史的背景下。他的引文甚是丰富，反映了跨学科的信息。李建军是诗性文学批评家，其观点的表达是活的，文字里有一颗跳动的心。

李建军性格内敛，以其知之甚广，体验甚切，难免意有所郁结。若有爆发，便凌厉至极，现威猛之相。2001年，在李建军批评陕西文学数月以后，我向领导建言，并再三鼓动，终于举办了一次关于陕西文学的讨论会。止园饭店，群贤毕至，唯贾平凹不到场，然而热烈推崇贾平凹的作家和学者基本上集齐了。西北大学费秉勋教授认为，李建军对贾平凹的批评感受多，学理少。不失礼，这也罢了。

陕西师范大学畅广元教授批评李建军，有临下之身姿，有不屑之语气，以关中方言一字一字地说：“李建军，自视甚高……”这猝然激怒了李建军，他蓦地打断了畅广元教授的发言。那天的会议室，长者一排，面北而坐，少者一排，面南而坐，李建军恰恰坐在畅广元教授的对面，大体如此。不等畅广元教授造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他便盯着畅广元教授，迅速抬起右手，拳着四指，唯露一根小拇指，狠狠戳向桌面，随着咚的一声，说：“难道我要自视甚低吗？”气氛骤然紧张，不过谢天谢地，研讨会尚未崩塌。

李建军在会议中

陈忠实出席了讨论会，其脸色始终凝重，且极力想撇开自己与此事件的牵连。实际上李建军的批评与陈忠实根本没有关系，虽然在私交上，李与陈亲，李与贾疏。不过文学是公器，凡君子，不会以亲疏务之。讨论会上，陈忠实的一句话，完全是关中农民的口吻，意外地把大家逗笑了，他说：“我都毛六十的人了……”

贾平凹不出席讨论会，有其理由。他对北京一家报社的记者说：“讨论涉及我个人的很多，有的说法不真实，不是谈文学，是人身攻击。”又说：“乱着哩！现在什么话都可以说。”他似乎颇为委屈，不过李建军毫无人身攻击。

生丁季世躬自反，

半是异端半正人。

天性颇妨频俯首，

所学亦碍轻输诚。

放情曾解反手帖，

纵意尝析正面文。

雪夜独归闻犬吠，

但凭此气养精神。

此乃李建军的诗，自白，更有自反，当然也透露着他的性格特征。李建军作诗，鲜为人知。孤独，寂寞，心事难诉，当此之时，他才用诗。这样的诗不一定要发表，遂鲜为人知。

1994年夏至1996年夏，李建军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此间，我们认识了。那时候，我还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社领导给自己搞收入，为了平衡心理，以不起冲突，社领导也怂恿群众给自己搞收入。我感到环境腌臜，李建军也觉得环境压抑，遂会交流思想。我和李建军晤面，从来只是思想交流，到现在仍是如此。

有一年的冬天，阳光大明，几个朋友在小寨一带横穿长安路，准备喝茶聊天。在喧嚣且匆忙的斑马线上，李建军右手搭在我左肩上，偏头耳语说：“人有玩伴，有朋友，我们是朋友。”此言使我感动，不过我也没有过分表达这种感动。在对朋友原则的反复认识中，让我默默地做一个朋友吧！我和李建军交流的内容永远是读书、艺术、信仰和人性，罕有俗务。过去如此，到现在仍是如此。

李建军1986年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1996年离开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博士研究生，之后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做编辑，旋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他的经历大约如此。这也是我从资料中提炼出来的，并未专门问他。

今夜鄜州月，

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

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

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

双照泪痕干。

杜甫的这首诗，我和李建军都很喜欢。我们曾经讨论过此诗的空间之美，还讨论过杜甫对其妻姿色的夸赞。实际上我们不仅喜欢这首诗，杜甫的所有诗，杜甫其人，我们都喜欢。

这首诗中的鄜州，便是李建军的家乡。地以鄜州名之，源于鹿衔旗帜的神话和传说，这证明鄜州之地自有天佑。鹿衔旗帜，以选县址的故事发生于秦，不过鄜州是由唐置，其历宋、元、明、清，逾千年之久。1912年，改鄜州为鄜县。1964年，改鄜县为富县。为此，李建军一再叹息。

2018年秋天，富县文化官员黑先生让我办读书的讲座。到了富县，不禁兴奋，便打电话给李建军，他说：“我知道黑先生，他是我母亲的学生。”至此，我才知道其母亲曾经是一位教师。

富县隶陕西延安，不过它靠近关中了。这里山川并在，白云游天，沟壑纵横，草木覆地，气象真是寥廓。

在北京，李建军当然很忙，不过他爱家乡，对家乡的事十分谨重，一点也不马虎。儒家文化强调敬拜祖先，我想，李建军的祖先应该就葬在他的家乡吧！

李建军比过去平和了，他的笑声听起来也带上了慈悲的音调。

所有的人都在时间里变化，我愿意亲近那种越来越纯粹、静正且越来越趋善的人。范仲淹曰：“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先贤如此感慨，难道我不能如此感慨吗？

2025年2月10日草，窄门堡

2025年3月31日改，窄门堡 ■

（原载《延安文学》2025年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

朱鸿，长安人，作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