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国际关系的 “第五次辩论”：古典现实主义中的种族正义与国家利益

作者：Haro Karkour，卡迪夫大学法律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讲师；Felix Roesch，萨塞克斯大学全球研究学院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

来源：Haro Karkour, Felix Rösch, “Toward IR’s ‘Fifth Debate’: Racial Justice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ume 26, Issue 2, June 2024, pp. 1-20.

引言

作为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理论（realism）在新时期受到了来自不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而作为现实主义理论核心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概念是受到最多理论性质疑的概念之一，如何解释和证明其在新时期的合理性成为了现实主义理论存续的关键。

学术理论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因此，针对越来越多的呼声，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以美国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为案例，就国际关系中的“种族健忘症”（“race amnesia”）展开第五次辩论，并重新思考了国家利益的概念。文章揭示了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理论在对于当下的热点问题——如种族正义（racial justice），后殖民国际关系（postcolonial IR）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解释，体现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时期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文章指出了两个重点，即“正统的”（“orthodox”）摩根索式的古典现实主义并未忽视种族正义，且种族正义是摩根索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文章的最后，为了实现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对种族问题的第五次辩论，作者呼吁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在后殖民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中，需要对种族正义这一常年被忽视的重要维度进行分析。

“第五次辩论”的起源

对后殖民国际关系学界而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以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为代表的“正统”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对于现实主义的批评者而言，“正统”现实主义理论“自带的”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alism）及其对种族问题的忽视饱受诟病。然而，对于在自己的思想中融入对种族正义的考虑的古典现实主义学者而言，这样的现状也能够促成对于包括“国家利益”在内的古典现实主义概念的再思考，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第五次辩论”落地。

为了研究种族正义在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的重要性，本文将集中分析体现摩根索对两个种族正义问题事件的看法：美国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选取这两个事件的原因是，两者都显示了摩根索在讨论国家利益的概念时并未将国内事务和外交事务分开讨论，以及两者是摩根索在美国的职业生涯中持续发生的非孤立事件。本文首先概括了后殖民主义对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的批判，接着将摩根索及其研究置于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背景下进行探讨。在此过程中，本文着重审视了他在美国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上的立场。在此之后，本文深入分析探讨摩根索的国家利益概念，挖掘种族正义的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国家利益的构想。最后，本文总结摩根索关于国家利益和种族正义的观点是如何为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提供启示的，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第五次大辩论的开端。

对现实主义“种族健忘症”的后殖民批判

二十多年来，后殖民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已经详细阐释了学术界如何（无意）忽视作为世界政治基础分析范畴的种族正义，如对在西方民主政体及其前殖民地中发生的针对少数种族群体（racial minorities）的“帝国主义暴力”（imperial violence）沉默。夏威夷大学教授桑卡兰·克里希纳（Sankaran Krishna）提出，国际关系话语（discourse）的抽象化是对窃取土地（theft of land）、暴力（violence）、以及奴役（slavery）等具体历史问题的逃避。谢菲尔德大学的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教授在其所著的《世界政治的欧洲中心论：西方国际理论，1760-2010》（The Eurocentric Conception of World Politics: Western International Theory, 1760-2010）中提到，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都属于“潜意识的欧洲中心主义”（“subliminal Eurocentrism”），试图“从世界政治的历史记录中抹去或粉饰（whitewash）西方帝国主义”。霍布森认为，这些理论话语将西方塑造成先驱者的角色，而东方则被塑造为只能被动接受西方命令的对象。欧洲中心主义就是种族主义的代名词。此外，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埃罗尔·亨德森（Errol Henderson）认为，现实主义所根植的霍布斯式（Hobbesian）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并非“人类的普遍状态”（“the general state of mankind”），而是仅针对非白人种族的状态。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在诞生时都以种族主义或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ist）观念为导向，构建了所谓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概念。

然而，本文认为这些后殖民批判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错误地将现实主义和霍布斯主义（Hobbesianism）联系在一起，而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是明确反对霍布斯主义思想的。霍布斯思想强化了“种族主义二元论”，将白人/文明与非白人/野蛮区分开来。自然状态和/或无政府状态只适用于后者，以使殖民管理合理化。但摩根索在他写给《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期刊的信中明确表达，道德原则（moral principle）具有普适性，并非由所谓的“文明社会”（“civilized society”）创造。这也说明了国际秩序的无政府形态并非古典现实主义的中心思想。因此，上文对摩根索现实主义的批判是对摩根索关于国家利益及其与美国种族正义关系的思想的严重误读。

摩根索对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种族正义的追求

作为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浪潮的犹太人，摩根索对于威胁民主和人民和平共处的事态发展持抵制态度。摩根索经常强调少数派对于民主的重要性。他认为，少数派既是不同的声音，也是对多数派的纠正，同时还是在不断发展的自我过程中获得对自我的理解所必需的他者。摩根索在美国的职业生涯中同样反对美国以反共产主义（anti-communism）的名义扶植法西斯政权，如197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智利支持的推翻任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摩根索在给《纽约时报》撰写的信中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代表法西斯镇压激进改革”，“始终如一地进行干预”，“已成为最主要的反革命的现状力量”。摩根索同时不认可国际关系“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的构想，认为人们基于不同的语言及不同经历，表达不同的愿望（aspirations）、情感反应（emotional reactions）和价值观（values）。这本质上与霍布森的理念相似，即宏大理论会“彰显文化种族主义（cultural racism）”，因为它“采用一个严重两极化的、经过西方过滤的视角”。

摩根索认为，国内政治和外交政治的人为分隔并不能公正地反映人类关系的多重性，只会导致对现实的扭曲理解。因此，他在美国现代历史中的两大危机——即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中，立场鲜明地表达了对于种族正义的主张。

种族隔离、民权运动和美国民主危机

摩根索认为，种族主义是对美国民主产生威胁的第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领导华盛顿游行，以非裔美国人争取权利平等为代表的民权运动高涨。当时，摩根索开始呼吁种族正义，指出种族隔离政策与美国的自由平等理念相违背。种族隔离不仅会导向更大的国内暴力，而且会影响美国的世界地位。

摩根索就美国的种族问题提出了和他三十年前在欧洲时的著作相似的观点：在一个社会中找到共同生活的方式，以及如何平衡社会的多样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涉及到社会的所有成员。而上述自由平等的实现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这是因为，自由“产生于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它们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相互支持......不断变化”。持续的种族隔离最终会导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从而使社会分裂，这意味着将不断发展特殊化、排他性的讨论，不再涉及所有的社会成员，而不与他人接触会降低人们自我约束的能力。在摩根索关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本质的解释中，同质性和独特性的民族叙事总是需要创造他者。如果不设法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受影响的国家不仅会因国内暴力的爆发而解体，而且还可能为法西斯主义或其他形式的极权主义政府铺平道路。

越南战争、殖民主义和道德危机

摩根索重视的第二个由于缺乏种族正义而对美国民主产生威胁的问题是越南战争。对摩根索而言，越南战争体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在推行一种家长式的（paternalistic）、甚至是种族主义的世界观。在上世纪70年代，摩根索和他的学生们批判性地运用亚里士多德的“主人”与“奴隶”区分法来探讨美国的外交政策如何延续西方帝国主义基于西方优越的种族世界观征服了其他民族。实际上，摩根索他与学生分享自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担忧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在非殖民化时代和越南战争背景下长期思考美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政策的结果。总体看来，摩根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是因为其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追求一种共同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是在涉及整个社会的讨论中形成的，但却满足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表现出了一种政治宗教式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傲慢”，“将特定国家的标准和目标与支配宇宙的原则相提并论”。对摩根索来说，要求种族公正不仅意味着机会平等，也是更广泛的 "责任伦理 "的一部分。

摩根索国家利益概念中的种族正义

摩根索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展望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新世界。然而，摩根索在《美国政治的目的》（The Purpose of American Politics）一书中认为，如果没有明确的国家目的（national purpose）意识，美国就无法界定其国家利益。在摩根索的定义中，美国的国家目的为“自由中的平等”（“equality in freedom”）。因此，种族正义是摩根索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思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家利益不能脱离美国社会所追求的超越性标准，每一代美国人都有责任重新定义国家利益，为"自由中的平等"赋予具体的时空含义。摩根索认为，美国未能明确“自由中的平等”这一国家目的，因此美国内部无法就其国家利益达成共识。

相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者，摩根索对国家利益的理解非常不同。虽然结构现实主义对均势的考虑和从国外力量平衡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利益很重要，但摩根索认为这还不够。他认为，美国国内的种族正义应代表美国成为国外种族正义的典范，而且种族正义和“自由中的平等”目的影响着“美国的生存”。这是因为，首先，这将使美国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其次，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这一失败将可能导致人类自身的终结。虽然看似与现实主义理论矛盾，但摩根索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提出，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采取自由制度主义的方式无法实现其国家目的，相反，美国需要将民主自由作为国家利益来捍卫。国家利益意味着对权力的批判，包括盲目追求军事和经济实力，而没有超越性的道德标准来解决美国和前殖民地的种族正义等问题。

当代古典现实主义思想中的国家利益与种族正义

种族正义仍然与当代古典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概念相关。在这方面，古典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仍有别于结构现实主义。正如摩根索对美国越南政策失败的分析一样，当代古典现实主义著作并未将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视为两个独立的领域。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一系列新兴的古典现实主义文献，它们采用了摩根索对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与民主的联系以及国内种族正义的理解。这些文献表明，摩根索关于种族正义及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的思想仍然与该学科相关，尤其是与当前关于以反恐战争和国内反弹（特朗普主义和最近的“黑人生命至上”抗议活动）为背景的美国军国主义（militarism）的辩论相关。如果要对国际关系中的种族问题进行第五次讨论，就必须涉及摩根索著作中这一被忽视的维度及其在当代的应用。

开启“第五次辩论”

与后殖民国际关系学中的传统观点相反，“正统”学术，尤其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忽略种族正义。相反，古典现实主义者在其整个生涯中一再批评种族正义的缺失，这不仅仅是因为欧洲以及后来美国的政治发展要求他们这样做，同样因为他们往往也是种族虐待的目标。而且，种族正义不仅是摩根索关注的问题，也是他的国家利益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摩根索的国家利益概念将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联系在一起，对当代现实主义学术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如果以霍布森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学者希望参与关于国际关系中种族问题的第五次辩论，那么这种学术研究就应该考虑摩根索著作中这一被忽视的维度。在许多情况，如在种族、社会平等和殖民主义问题上，后殖民主义学术研究可以在古典现实主义学术研究中发现彼此志同道合。概述这些推理和结论不仅会增加国际关系学在更大范围内的收获，也会为该学科发起这场亟需的辩论提供一个合适的起点。

词汇积累

种族主义

racial justice

欧洲中心主义

Euro-centralism 

无政府状态

anarchy

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译者：任淼植，国政学人编译员，早稻田大学国际文化交流研究科博士生。

校对 | 张文茜、潘天祥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吉红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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