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三年某月某日，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轼，倚在长江边上一个破旧水驿的木窗旁，若有所思地看着其下滔滔江水，提笔写下一段文字：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此时的苏轼或许没有想到，这篇聊以自慰的札记竟一语成谶。此后，苏轼再也无缘归乡，直至最终归葬郏县。

郏县，北宋时称郏城县，隶属汝州。苏氏昆仲与此地颇有渊源。二十岁左右进京赶考和后来两次返乡服丧途中，两人应该多次途经此地。二十多年后，在黄州城外东坡上躬耕的苏轼，被神宗皇帝下诏量移国都附近的汝州。元祐时期，变法派卷土重来、反攻倒算，将官居参知政事的苏辙清出中枢，到汝州担任最高行政长官——知州。建中靖国元年新皇登基，已经流落荒岛的苏轼蒙恩遇赦，得以返回中土。由于年事已高且舟马劳顿，在途经江苏一带时身染疾病，最后病逝于常州。临终前，他给弟弟留下遗言：即死，葬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苏轼遗言中的归葬地，即是位于嵩山南麓的汝州郏城县小峨眉山。

除了看中此间山水外，苏轼葬郏还有其他现实的考量。首先，苏轼生活的时代，虽然距离李白写下《蜀道难》已经将近三百年，但出入川之路并不好走多少，沿途不仅要翻越无数崇山峻岭，还要横渡不少大江急流。在主要依靠步行舟载的时代，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自母亲程夫人和老父苏辙辞世后，苏家已经迁出蜀中，家乡已经成为一种寄托情感的价值符号。最后，晚年的苏轼经济状况应该较为窘困，家中并没有多少积蓄，千里扶柩还乡不仅山高路远，而且也是一笔不少的开支。恰好苏辙在此地为官期间，曾经买田置地。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苏家将坟茔选在了郏县。

世事一场大梦。苏轼首次出蜀还是宋仁宗嘉佑元年，老苏携二子离开家乡眉山，赴京都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场大考，造就了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个奇迹：苏家兄弟双双高中，一时间名动京华。翌年，两位青年才俊又参加了朝廷为选拔特别优秀人才而设置、难度系数极高的制科考试，兄弟二人又同时高中。特别是苏轼被列入第三等，成为宋朝开国百年以来的第一名。按理说，在重视文治的宋朝，有了这样高的起点，前途应该是一片光明了吧。然而，命运似乎给苏轼开了个玩笑。

曾看到网友整理的一幅东坡先生宦迹图，当真是兜兜转转、颠沛流离。北宋的疆域不大，东到山东登州，西至陕西凤翔，北抵边地定州，南达孤岛海南，还有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惠州、儋州等地，都留下了苏轼或迁或贬的宦迹。这样频繁的调动，除了朝廷关于地方官任满三年即走的规定外，很大程度上与苏轼本人的立场、个性、言行等有关。所谓性格即命运，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但是，无论身处何时何地，苏轼总能保持一种旷达超然的人生态度。在黄州做农夫时，被一场雨淋了个透身凉，他却淡定从容地写下“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被放逐惠州时，他饱览岭外美景，快活地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甚至沦落荒岛海南，他依然不失达观地给友人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这种宦海沉浮、辗转颠沛的生活，没有让苏轼变得疲惫、麻木、退缩，反而磨砺了他的性情、丰富了他的心灵、完善了他的人格。

在传统社会中，“安土重迁”“告老还乡”“少小离家老大回”等皆是人生的常态。风筝无论飞得多高多远，总有那根叫家的绳子在牵引着。我想，苏轼没有选择叶落归根，除了现实因素的考量外，也是他旷达超然人生观的流露和体现。这在他的一篇札记中可见一斑：“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之中，有生孰不在岛者？”是啊，天地九州都在大海中，谁不是生来就在岛中呢？如此这般，有何处不可安居，又有何处不能长眠？

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喜爱东坡、纪念东坡，除了对他在诗词书画方面极高造诣的倾慕外，更多的是对他人格品性的景仰与赞赏。在穷达多变的人生际遇中，他真正践行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儒家精神。而且，愈是在艰难困厄遭遇中，其身上散发出的人性光辉愈能温暖照亮周围的人。这样的人，骨子中就有一种四海为家的气质情怀；这样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赢得人们的喜爱。

郏县三苏坟侧门有一副对联：“凭胸中万卷、笔底千言，畅写诗文词赋；赏汝水春风、眉山秋月，笑谈荣辱浮沉”。从四川眉山走来的苏轼，犹如惊鸿一瞥，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后，静静地长眠于此。一代文豪埋骨此地，也为郏县、为鹰城增添了一处厚重的文化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