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市新城区北3公里的香山寺，因保存有北宋元符年间汝州知州蒋之奇撰文、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书丹的大悲菩萨传碑，成为中国名胜并收入《中国名胜词典》。1976年应英国牛津大学特邀，《大悲菩萨传碑》拓片赴英国展出。随着今年六月《“东坡行旅”——中国文物主径游》规划的出台，苏东坡与碑刻撰文、书丹者的交游，使“平顶山香山寺寻找苏东坡”之旅再次引起的关注。
苏东坡与同年蒋之奇交情深厚
北宋的汝州隶属京西路，是屏卫京师的京畿的“四辅”之一，知州由太中大夫（从四品上）担任。它既是朝中名臣退居赋闲之地、又是年轻俊髦之士人仕京城、直至高官乃至宰臣的跳板，为名臣钜公最瞩目的地区之一。苏轼的同年蒋之奇，元符二年（1099）以太中大夫翰林侍读学士徙知汝州，香山寺的住持怀昼，派人邀请蒋之奇上香山寺，请他鉴赏据传为唐代道宣律师的弟子义常写的一篇记载妙善公主如何在香山化身为大悲菩萨的文章。蒋之奇读后深为感动，于是稍作修改「润色」，并撰赞诗一首附在篇末。蒋之奇任汝州仅一个月就被调往庆州（今甘肃庆阳）。在他走后的第二年即元符三年（1100），香山寺住持便把他润色过的《大悲菩萨传》和赞诗，勒石石碑于香山寺内。
△平顶山香山寺
蒋之奇，字颖叔，宜兴人。嘉祐二年（1057)，苏轼和蒋之奇同第中进士。嘉祐二年（1057年）三月殿试后，仁宗皇帝在皇家花园“琼林苑”为新科进士举行招待宴会，称“琼林宴”。当晚的琼林宴上，苏轼与蒋之奇同桌而坐。席间，蒋之奇向苏轼介绍了其家乡山水秀美，诚邀苏轼做客常州。据宜兴市太华镇《胥井蒋氏宗谱》载：苏轼、蒋之奇“琼林坐相接，遂约卜居阳羡”苏轼当即允诺，并订下“鸡黍之约”。
27年后(元丰七年1084），苏轼由黄州“量移”汝州。当年八月，他乘舟行至真州（今江苏仪征）时与同年蒋之奇相会。蒋之奇时任江淮发运使，江淮发运使的办公地点就在真州。二人诗文唱和。蒋之奇首倡诗忆起二人当年“及第時琼林苑所言，且约同卜居阳羡”之事。此时，苏轼乘舟赴任汝州，一路上形单影只，只有秋风和江上波浪相随，遂作《次韵蒋颖叔》诗一首，收入《苏轼诗集》卷二十四：
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
江上秋风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
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
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在蒋之奇帮助下遂在宜兴黄田村买田，苏轼作《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词一首以记其事。当苏轼舟行扬州、泗州（今江苏盱眙），以“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麄给饘粥”为由连上《乞常州居住表》“朝入夕报可”，宜兴宋时隶属常州。苏轼“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改为“常州居住”。这里的“安置”“居住”是北宋官员贬谪处罚种类的专用名称，“居住”又称“谪居”，即指定在某州居住，不得随意迁往他州，无职事，发一半俸禄，其责罚轻于“安置”。并非如有的苏轼传记所言的“并未到任”之说。
蒋之奇助苏轼宜兴买田，使苏轼任职汝州团练副使的十七个月时间，为“本州安置”和“常州居住“两个阶段。苏轼任职汝州团练副使期间共留有138首诗词、112篇文，《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是他任职代表作。其中署名为汝州团练副使的作品至少有五篇:《黄州安国寺记》署名为“元丰七年四月六日，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记”；《题子由(萧丞相楼)诗赠王文玉》署名为“汝州团练副使书”，时间为元丰七年六月苏轼谨书"（孔凡礼《苏轼年谱》649页）;《乞常州居住表》署名为“元丰七年十月十九日，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骑都尉苏轼状奏"；《书韩魏公黄州诗后》:署名为“元丰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谨记”。并留下如被誉为“天下第一帖”的《乞居住帖》和《阳羡帖》《橘颂帖》等书法名帖。
“元祐更化”期间，苏轼、蒋之奇和钱写、王钦臣，因年龄相仿、政见相近、交游唱和，共同活跃在元祐诗坛，史称“元祐四友”。其中，《全宋诗》收入苏轼与蒋之奇唱和诗不下十首。苏轼所撰《蒋之奇天章阁待制知潭州制》《蒋之奇可集贤殿修撰知广州制》中对其评价甚高。后苏轼与蒋之奇遭到政敌迫害，同入“元祐党籍”。崇宁三年（1104），七十四岁的蒋之奇卒于故里后不久，朝廷才恢复了他的官职，追封魏国公，谥号“文穆”。
由于苏、蒋的交谊，蒋之奇后裔传为苏轼监修蒋氏家谱并作序。据上海图书馆馆藏的清代《双桥蒋氏家谱》中的《历代纂修纪名》载：“宋崇宁二年(1103)癸未，魏国公之奇公重修，宣徽使之武公同修，大学士东坡公苏轼监修。”苏轼作蒋氏宗谱序，序前也冠以“赐进士第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大学士苏轼奉旨为同年进士蒋之奇纂修宗史序”的字样。其实，此时苏轼距苏轼病故并葬河南郏县已近两年。江苏宜兴档案馆馆藏的清代蒋惟高等编纂贻谷堂《茗岭蒋氏宗谱》卷首，对苏轼监修族谱有着近乎神话色彩的描述，“坡仙授我耶、魏公授我耶，天授我耶！实祖宗之灵、子孙之幸也!”
蔡京初仕跟随世交东坡学书法
蒋之奇任汝州仅一个月，就被调往庆州（今甘肃庆阳）。在他走后的第二年，即元符三年（1100），香山寺主持请时任翰林学士承旨的蔡京书丹，将其经蒋之奇润色的《大悲菩萨传》，勒石石碑于香山寺内。翰林学士承旨是翰林学士院主官，别称“翰长”、“学士院长”，掌制、诰、诏、令撰述主事。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到杭州任通判，蔡京父亲蔡准，仁宗景祐元年（一○三四）进士，时任都官郎中，与苏轼交游甚欢。熙宁五年(1072)四月，蔡准邀请苏轼同游西湖，两人诗文唱和。苏轼有《和蔡凖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收入《苏轼诗集》卷三。
熙宁六年八月，苏轼与蔡准同游杭州名胜大涤山洞霄宫，诗文唱和。苏轼作《洞霄宫》诗云:
上帝高居愍世顾,故留琼馆在凡间。
青山九锁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对闲。
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飞鼠白鸦翻。
长松怪石宜霜鬓,不用金丹苦驻颜。
苏轼诗中的“作者七人相对闲”中的“七人”其中就有都官郎中蔡准。南宋王思明在蔡准《游大涤山》诗后云:“东坡诗称‘作者七人相对闲’，盖同游者都官郎中蔡准、管勾少卿吴天常、大监乐富国、管勾郎中闻人安道、管勾郎中俞康、直管勾张日华暨坡凡七人也。坡既首唱，余亦和之，冰火之后，独蔡诗得附坡不泯。”蔡凖一生中留下唯一的一首诗，就是这次与苏轼在洞霄宫的唱和诗：
大滌洞沈沈，天柱风嶪嶪。
人世悲落花，岩松无易叶。
朝夕樵风生，云鹤闲情惬。
何当采玉芝，仙踪从此躡。
苏轼与蔡京父亲蔡准在洞霄宫诗文唱和处是洞霄宫口的一块岩石，后人称之“来贤岩”，成为大涤山的一处名胜，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据《浙江通志》卷十“来贤岩”条載：“在洞霄宫东南，青檀山前，嵌空数丈，盘石丛竹可以游息。熙宁间东坡为杭通守，同蔡凖、吴天常、乐富国、闻人安道、俞康直、张日华，幅巾藜杖，盘桓于此，后人号曰‘来贤’。”
蔡京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进士及第后，第一个岗位是去杭州钱塘县当县尉，蔡京比苏轼小十一岁，当时蔡京二十六岁，苏轼三十七岁。由于苏轼与蔡京的父亲蔡准的交往在先，蔡京与苏轼就可谓世交，所谓“世交”，《汉语大词典》“世交”条下载：上代或数代彼此有交情者称“世交”。在苏轼的指导下，蔡京跟苏轼一起研习徐季海的书法。徐季海即唐代书法家徐浩，字季海。精于楷书。曾任会稽郡公，人称“徐会稽”。
最受蔡京钟爱的季子蔡條在它说著的《铁围山丛谈》卷四有如下记载:
时东坡公适倅钱塘，因相与学徐季海。当是时，神庙喜浩书，故熙丰士大夫多尚徐会稽也。
因用楷体书写神庙用大字最受欢迎，在熙宁、元丰年间，掀起了学徐浩大字的书学浪潮，而此次流行书风的引导者应该就是苏轼与蔡京。吉林大学的江雪在她的《蔡京书法研究》中指出：虽然无史料依据，因苏东坡学颜书而影响了蔡京，蔡京书法学习中应少不了对颜书的临习，蔡京书丹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碑》就是吸取了颜书的风格。
蔡、苏二人后来在仕途上分道扬镳，分别成为新、旧党的中坚人物，苏轼屡受当权者蔡京的排挤和打压。与苏轼“坚守初心”相反，蔡京信奉“既作好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岂可得兼耶？”的仕宦信条，使其有治世之才和奸佞权臣双重形象入列《宋史》的“姦臣”传中。
苏轼引领古印度佛教的“中国化”
元祐八年（1093 年）9月，苏轼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市）。绍圣元年（公元 1094 年），党祸再起，苏轼因“凡作文字，讥斥先朝”，四月十一日，落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兼侍读，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十三日，复降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闰四月三日，告命下，遂罢定州任（今河北定县）八月再贬惠州。年已59岁的苏轼贬谪途中路经金陵（今江苏南京）城南十二里崇因寺。“金陵崇因禅院长老宗袭，自以衣钵造观世音像，极相好之妙。”苏轼远谪到岭南与海南儋州。岭南向为瘴疠之地，儋州更被视为必死之地。此时，年已59岁的苏轼深感人生未卜，虔诚地在观音像祈告：“吾北归当复过此，而为之颂”（《苏轼文集》卷十九）。
苏轼后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北还，五月一日舟至金陵，复至崇因院，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遂作《观世音菩萨颂》。苏轼贬谪黄州自号“东坡居士”，标志着他加入北宋居士佛教行列。苏轼初识千手千眼观音时，认为“千手异执而千目异视”是不可思议的，依据俗情常理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一个人手足耳目全部派上用场时，即使再聪明，也必然顾首而不能顾尾、“有所不暇矣”，何况观音像还是千手千目，那就更应接不暇。由此而诞生出成语“牵一发而动全身”，收入《成语大辞典》。苏轼虽仕途坎坷，饱尝人生的不幸和苦难，在经历对观音文化的好奇和疑惑、体验与实践中，他不忘初心，最终站在维护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立场上“援儒入佛”，引导观音信仰和崇拜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适应。苏轼在《观世音菩萨颂》中把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义、勇、智”和观音菩萨的“慈、悲、忍，忧”相比附，提出了认知观音经典的“无冤故仁，无亲故义。无人故勇，无我故智。”的“四无”观，为观音文化这一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苏轼的《观世音菩萨颂》和蒋之奇所撰《观音大悲菩萨传》使古印度佛教改造成为汉传佛教的里程碑。《观世音菩萨颂》收入《苏轼文集》卷二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潘桂明研究员《中国居士佛教发展史》中对苏轼设专节介绍。苏轼的《观世音菩萨颂》也成为我们借古以鉴今、管窥他坚守初心“窗口”。
崇宁五年（公元 1106 年），苏轼的生前好友李之仪移居金陵，为崇宁四年病故的的妻子踏勘墓地，来到崇因寺。从与之有二十年交谊的禅院钦长老口中获悉东坡碑事，连忙追问石碑的下落。钦长老说差不多成碎块了。李之仪不甘心，执意要钦长老带他去寻碑。钦长老被他的真情打动，领他来到寺库的米廪后面，从几寸厚的尘土中将碑拽出来。用水洗涤后，只见碑面灿然如新，碑的上部为马祖及庞居士的雕像，但已断裂，而苏轼写的观音颂却完好无损。钦长老对他说：毁碑的人还在寺里。李之仪就请长老将毁碑人找来，毁碑人说：毁碑时怕碑不碎，特意找了一把巨斧来劈，劈了数十下，碑身全断裂了。李之仪指着完好的碑文叫他看，毁碑人顿时作瞠目结舌，说：观音颂如此完好，这怎么可能呢？因当时苏轼的文字并未解禁，他们只好又将石碑放回原来的地方。李之仪亲闻躲过崇宁二年朝廷有旨“天下碑碣牓额，系东坡书撰者一例除毁”的神奇经历，应好友崇因寺长老之邀作《跋东坡观音赞》以记其事，跋文收入他的《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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