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后，普通家庭的孩子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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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 政策自 2021 年落地实施，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教育生态良性发展。政策实施后，校内作业减量提质，校外学科类培训得到有效遏制，学生拥有了更多自主时间，家庭的教育支出也大幅降低。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 1334 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的调查显示，“双减” 以来，41.8% 的家长感到孩子作业负担减轻，37.3% 的家长表示家庭教育支出降低，83.3% 的受访家长对孩子现在的学习生活感到满意。
然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一种担忧在普通家庭中悄然滋生：双减后，普通家庭的孩子是否更难了？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复杂的阶层焦虑，值得深入探讨。
从教育资源获取角度来看，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并未因 “双减” 而改变。在 “双减” 前，普通家庭尚可通过校外培训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与高收入家庭孩子在教育资源上的差距。但 “双减” 后，学科类校外培训受限，高收入家庭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依然能为孩子提供一对一私教、国际教育交流等个性化教育服务。有媒体报道，一些城市出现了 “众筹私教” 现象，家长们联合起来聘请高资质教师为孩子授课，这种模式费用高昂，普通家庭难以企及。据估算，这类高端私教课程每小时收费可达 500-1000 元，是普通校外培训课程费用的数倍。相比之下，普通家庭的孩子失去了校外培训的助力，只能更多地依赖学校教育。而不同学校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等方面存在客观差异，普通家庭孩子就读的学校往往在资源上弱于重点学校，这使得他们在获取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可能落后。
家庭教育投入的差异也在 “双减” 后被放大。“双减” 政策将教育的部分责任从校外培训机构转移到家庭，家长需要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高收入家庭的家长往往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教育理念，能够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指导和家庭学习氛围。例如，他们可以陪伴孩子阅读、探讨学术问题，带孩子参观博物馆、科技馆等拓展视野。同时，这些家庭有能力为孩子购置丰富的学习资料、智能学习设备，像购买价格不菲的在线学习数据库会员，为孩子提供海量学习资源。普通家庭的家长则可能因自身文化水平有限，难以在学业上给予孩子有效帮助。而且，在经济压力下，他们可能无法为孩子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甚至在孩子参加一些收费的课外活动时也会有所顾虑。一项针对不同收入家庭在 “双减” 后教育投入的研究表明，高收入家庭在孩子学习资料、兴趣培养等方面的月均支出仍保持在 2000 元以上，而普通家庭这一数字仅为 500 元左右。
升学竞争压力的传导并未因 “双减” 而停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让普通家庭的焦虑加剧。虽然 “双减” 政策致力于破除唯分数论，推动教育评价多元化，但目前中高考等升学考试仍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分数在升学中依然占据关键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们担心孩子在未来升学竞争中处于劣势。高收入家庭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为孩子争取更多升学机会，如为孩子报名参加各类竞赛、特长活动，为孩子的综合素质评价加分。普通家庭的孩子则可能因缺乏资源和机会，难以在综合素质评价中脱颖而出。此外，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捧导致名校竞争激烈，普通家庭的孩子面临更大的升学压力，家长们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阶层焦虑愈发严重。这种焦虑不仅影响家长的心态，也会间接传递给孩子，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为缓解普通家庭的焦虑，让 “双减” 政策更好地惠及所有孩子，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教育部门应进一步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加大对普通学校的投入，提升师资水平，缩小校际差距。例如，通过教师轮岗制度，让优秀教师在不同学校流动，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带到更多学校。同时，完善教育评价体系，真正落实多元化评价，减少升学对分数的过度依赖，为学生提供更多展示自我的平台。学校要充分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优化课后服务内容，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社会层面应加强对职业教育的宣传和支持，改变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让家长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为孩子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拓宽孩子的成才路径。
“双减” 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教育的长远发展和学生的全面成长，但在实施过程中，普通家庭孩子面临的挑战确实需要关注和解决。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打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缓解阶层焦虑，才能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公平的教育环境中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