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acek · Wiecławski博士，是波兰奥尔斯津的瓦姆米亚（Warmia）和马祖里（Mazury）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全球事务和国际秩序的理论上。

摘要：本文提及现实主义内部关于国际关系发展理性的争论。这表明，即使是国家计算利益和选择最优政治策略的基本假设，也会引发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两位杰出的冷战现实主义者，摩根索和华尔兹，在领导人的作用、国际体系的影响以及国家对系统约束的理性反应等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看法。现实主义的霸权竞争在这场辩论中走了折中道路。然而，两极秩序崩溃后的复杂国际现实使现实主义的处境更加困难。它鼓励对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国内细微差别采取更广泛的开放态度，但减少了对各国国际行为进行更普遍、更合理计划的机会。后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者宣称，他们的分析需要有系统且理性的框架，但对于应该吸收多少国内背景来理解当代国际关系演变，他们的观点存在分歧。领导人政治决策中的误判和误解与国家外交政策的理性框架相结合，显然是现实主义的一个问题。

要词：现实主义；理性；华尔兹；摩根索；复合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

文源：Jacek Więcławski,

 "Considering Rationality of Re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5, 2020, pp.111-130.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17期，总第17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林沁，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

审校：杨朔，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再审：朱翊民，大外交智库特约研究员，现就读于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编译精选

一、导言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阐述理性的概念本身，也没有考虑理性选择理论的细微差别。本文着重讨论了现实主义范式中对理性政治行为的不同看法和不同现实主义理论对一国外交政策理性的态度。因此，这篇文章提到了一个基本的（实证主义导向的）理性行动，期望国家计算他们的利益和选择一个最优的外交政策，以实现他们的预期目标。他们“选择一种战略，通过选择最有效的可用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的”。本文探讨了在国际关系的系统理解中，外交政策转变为适应国家权力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的理性。

然而，在现实主义的情况下，即使这种对理性的普遍理解也会引起争议和缺乏共识。现实主义在过去几十年的演变表明，它对一个国家的理性外交政策和总体国际关系的理性观点从来没有统一过。两位著名的冷战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和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理论揭示了对国家国际活动理性的不同态度。它们清楚地说明了伴随现实主义理论考虑的国际关系演变的普遍和特殊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两位学者都在寻找一些普遍的国际关系规则，都希望各国理性地适应这些规则。然而，在摩根索看来，一个国家对政治“普遍法则”的理性回应，更多的是其负责任的领导的一种属性，而不是“在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体系中行为设计的行为品质”。摩根索承认一些单元级变量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形式，政治永远不会被完全预测。因此，摩根索国际关系演变的理论的理性是有限的。

华尔兹的系统（结构）态度寻求各国对其外交政策的系统约束反应的理论统一性、理性和相似性。一个国家在权力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对其对外活动的影响，比抽象的摩根索的“政治法则”要深远得多。此外，华尔兹希望为国家的国际行为制定更多可验证的方案，因为“在一个系统的动态限制其单位的自由的范围内，它们的行为和它们行为的结果是可预测的”。20世纪70年代末两极对抗的恢复鼓励了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更严格、更有系统的图景，理性地计算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和权力关系。然而，华尔兹试图将国际关系包含在一些普遍的理论主张中，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尝试显得过于简略、僵化，无法分析动态的国际关系演变。正如现实主义的霸权主义思潮所表明的那样，它没有注意到，系统中的单位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起起落落，包括国内原因。

冷战后的现实使关于国际事务理性的现实主义辩论更加复杂。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为单位层面的变量提供了更多空间，包括对领导人政治决策的误解和误判。它们也成为理解当代国际关系演变的不可避免的因素，但它们降低了之前的预期，即国家将理性地解读国际体系的冲动和约束。因此，现实主义面临一些挑战和困境。它接受动机变量所扮演的角色，但打算保留一些理性和系统性观点的一致性。然而，现实主义者的反应是模棱两可的。详细阐述的结构现实主义倾向于维护系统的统一性，不愿看到过多的单元变量。新古典现实主义触及的国内因素要深得多，但对一国的外交政策没有普遍和理性的视角。新古典现实主义宣称，这是一种综合理论，它将整合当代国际关系演变，以及一国应对其外国活动的系统性约束的某些理性模式。

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它回顾了后来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关于国际关系演变的理性。在对冷战时期的借鉴中，本文着重探讨了摩根索和华尔兹作为不同理论方法的思考，然后讨论了霸权竞争理论。作者认为这种理论在国际事务的理性之争中处于“中间立场”。本文以后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为考量，着重论述了两极秩序崩溃后的两大现实主义视角——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最后，它指出现实主义在辩论冷战后国际关系演变的理性和现实主义问题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在当代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中政治理性的含义。

二、摩根索理论中对国际关系理性的思考

摩根索希望建立一套连贯的国际关系理论，以确定国际关系演变的基本机制和一般规则。他的目标是建立在政治的一些基本“规律”之上的一种理论态度。理解它们就意味着理解国际现实，并合理有效地奉行一国的外交政策。因此，摩根索的理论思考是建立在“权力欲望”的基本概念上的，它植根于人性和权力斗争。两者都成为政治的主要机制和任何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包括国际关系都是客观的“政治法则”，因为政治现实主义认为，政治，社会一般而言，是由客观规律在人性根部。因此，任何有欲望的外交政策都是合理的。这些法则的运作不受我们偏好的影响，人们只有冒着失败的风险才会挑战它们。

在摩根索对现实主义的诠释中寻找普遍的“政治规律”，给国家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些理性和可预测性。理解这些“法律”，遵循国家利益，使这一政策更加合理和有效。然而，在摩根索的思考中，政治行为的理性是模糊的。他强调了政治的可变性、动态性和语境导向性，强调了权力的综合性概念和政治领导人的角色，从而减少了这种关系。单位和个人层面的变量给国家的对外活动带来了进一步的不确定性，从而逃避了理性的逻辑。权力斗争的原则创造了国际事务的一般框架，但它们的确定性还不足以预先决定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最终形式。其领导人的个人特征或国内利益博弈可能会显著影响这一政策的理性。

三、华尔兹结构理论中的国际政治理性

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华尔兹现实主义结构理论，反映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行为主义革命”和对国际关系的系统态度的一些启示。因此，华尔兹对现实主义的结构诠释寻求一种更严格、可验证和系统的方法，能够识别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的一些反复出现的模式。华尔兹对领导素质不感兴趣，他专注于国家的自助政策、所处的无政府国际环境、国际体系权力分配，了解一个国家的权力层次、一些最强大的单位和可能的模型状态的交互系统。他认为，国家在体系中的地位会影响其外交政策的最终形式，因为系统力量可能会限制国家的政治野心。

在作者看来，华尔兹的系统视角比摩根索的普遍（抽象）“政治法则”更具国际关系的理性。这两种理论都为国际过程的现实主义分析引入了一些理性和普遍性，然而华尔兹的结构考虑似乎更深刻和明显。系统约束的影响可能不是完全确定的，它们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然而，华尔兹仍然期望各国能够定量地适应它们在体系中的位置，并承认其外交政策的系统框架。同样，华尔兹的系统性态度比摩根索的考虑带来了更多国家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系统性力量的影响减少了围绕领导人决策的模糊性，也减少了国内利益对一国对外活动的影响。它比摩根索“政治法则”更具决定性。单位和个人层面的变量，包括状态本身的性质，对于华尔兹来说是次要的——特别是当面临强大的结构限制时。

然而，华尔兹的系统理论的假设被夸大了。他的理论基础是一些关于国际体系结构及其对一国外交政策影响的一般性主张。它是静态的，无法识别系统变化的来源，特别是那些植根于国内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动态的国际关系演变说明了华尔兹的结构思考的刚性，即使对一些现实主义阵营的学者也是如此。在理解苏联国内的变化及其对两极体系最终崩溃的影响方面，华尔兹系统的解释力较为不足。

四、霸权竞争视角下系统变革的理性

霸权对抗理论是一种系统性的理论，它识别了国际体系中霸权变革的一般模式。它给霸权国家和正在崛起的挑战者的外交政策带来了理性和可预见性。然而，霸权视角下的兴衰逻辑比华尔兹结构考虑中的系统力量的影响更微妙，更加难以预测。要在国际体系中理性行事，一个国家不仅需要理解其在权力等级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后果，还需要一种能力来正确识别系统中潜在变化的来源和自身能力上升（或下降）的决定因素。此外，在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看来，国际体系比华尔兹的结构理论更不稳定，更多变，特别是在霸权衰落时期。权力等级的变化可能是动态的，即使是最强大的单位也应该“……认为任何国际体系都是暂时的，并寻找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些变化缓慢积累，但在罕见的集中爆发中实现”。

事实上，霸权竞争的观念是在华尔兹的纯结构和系统观与摩根索的考量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接受国家外交政策的系统性和理性框架，但与华尔兹不同的是，它触及国家权力的一些国内决定因素，并寻找引起系统性变化的各种来源。因此，霸权主义的视角会比摩根索期望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更加理性，更尊重系统约束，但也肯定不会像华尔兹的态度那样静态和僵化。

五、冷战后现实主义理论中国际发展的理性

冷战时期现实主义范式的演变揭示了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理性的不同看法，摩根索和华尔兹的理论思考的比较说明了这一点。华尔兹的系统和结构视角更适用于冷战时期，因为两极竞争的逻辑减少了国内变量对大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两极对抗需要更多可验证、理性和可预测的国际关系演变方案，而摩根索对领导人谨慎和责任的考虑，在战略分析中势必不是最重要的。华尔兹的视角，基于一些国家国际行为的一般模式，充分满足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和位置，可能会为这种分析引入更多的理性和可预测性。

因此，结构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演变理性的阐述反映了系统方法在动态而复杂的后冷战国际关系现实中所面临的模糊性。详细的结构性现实主义旨在保留一些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这是一个国家对其外交政策的结构性决定因素进行理性调整所必需的。它引入了当代国际关系演变的一个更灵活的系统视角，但仍然支持系统分析的一致性和统一体，这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外国活动置于一些合理和可预测的框架中。它引入了一个更广泛的系统变量目录，并不情愿地提及政治动机和意图，但它可以参与一场新的辩论，讨论一个国家的理性行为（足以胜任其在权力等级体系中的能力和地位）的重复模式，甚至在后冷战国际体系中。

然而，在作者看来，系统性和结构性方法的问题在于，在21世纪初的国际关系中，它可能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活动提供非常普遍的框架——太过普遍，无法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理论。它可能提供一种模糊的“系统理性”，这种理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各种单元级变量所修正。在分析国家外交政策，特别是大国外交政策的一些结构性和理性方面时，系统视角可能仍然有潜在的用处。然而，即使是美国，总统对政治概念的解释可能会影响美国对外活动的结构和系统框架。而且，矛盾的是，华尔兹在两极秩序崩溃后强调，“在缺乏平衡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内部冲动盛行，无论是由自由主义还是由其他冲动推动”。因此，一个国家对其外交政策的结构性决定因素作出理性反应的模式可能很难应用于当代国际关系。如果没有更广泛地提及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国内细微差别，那么这份报告可能过于笼统和吝啬。

六、反思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理性——现实主义的挑战和困境

如今，现实主义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是保持结构视角的狭隘而忽略当代国际关系演变的细微差别，还是支持对各种非系统变量的开放，但却有能力提供更全面的国际事务图景。现实主义在这方面仍远未达成共识，也远未就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理性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意味着什么达成共识。在作者看来，接受一些误解、误判和不可预测的因素成为不可避免的，而新古典现实主义更有可能为国际关系演变提供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解释。然而，它必须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国内变量的影响范围有多大。它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深入研究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国内细微差别，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行为者和他们的观点”。换句话说，它必须确定一个边界，超越这个边界，现实主义就失去了任何理论的统一性、理性和预测能力。

此外，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流派（以及一般的现实主义范式）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将不确定性的各个方面整合到新的理论视角中。现实主义需要保留一些关于国际体系及其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一国理性应对系统性冲动的能力的假设。需要提出一种新方法，以适应政治领导人的机构或国家本身的性质。对当代国际关系演变背后的各种决定因素作出反应是一项挑战。最后，它是一种社会科学问题，寻求客观，达到传统方法的自然科学，但是这样做的时候“自然科学”是难以适应现实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不规则性。

此外，现实主义可能无法提出一种新的、创造性的综合当代国际关系演变的系统和国内方面。它仍然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权力考虑，这对于任何关于国家外交政策理性的辩论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缺乏一个连贯的视角来整合它的权力考虑和一些要素——规范、法律和国际社会的规则——一些英国学派以一种更连贯的方式提供的东西。摩根索关于减少权力斗争机制的一些结论，以及霸权对抗理论对国家权力背后各种来源的敏感性，仍然有价值。这种敏感性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思考中回归，但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解还远未形成一个完整、成熟的视角。

七、结论

从摩根索和华尔兹的不同视角可以看出，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理性的看法从来没有统一过。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促成了华尔兹对国家理性外交政策的总体规划，以应对系统约束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然而，对于其他现实主义者，包括霸权竞争理论，纯粹的系统态度过于静态和僵化。两极秩序的衰落使当代国际关系演变更加动态和复杂——难以包含在一些系统和合理的计划中。当代现实主义者一致认为，要理解冷战后的国际事务，现实主义需要从僵化和吝啬的结构视角出发。大多数人认为，系统约束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变得不那么确定，并同意达到一些国内层面的变量（单位和个人）。然而，在这种背离应该走多远的问题上，他们还远未达成共识。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决定因素的探究，比任何精心设计的结构性现实主义流派都要深入得多。

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并没有改变这样一幅图景：后冷战国际关系的复杂性降低了最初华尔兹对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理性的期望。当代的现实主义背离了这幅图景：国家恰当地计算风险和收益，了解它们在体系中的位置，并选择最适合结构性（系统性）条件的政策。各国仍可能计算其外交政策的不同选择，但这种计算变得更加模糊，并可能因国内外交政策制定的细微差别而有所改变。

21世纪初的国际现实使现实主义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境。一方面，它试图保留一些一般性的理论结论和一些合理的国家行为模式在国际体系中。另一方面，它需要适应误解、误判或领导人政治决策失误的影响。此外，系统本身的冲动可能是不清楚和间接的。现实主义试图保留一些系统视角的统一性、理性和凝聚力，但也明白这种视角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是有限的。它知道，进一步吸收单位和个人层面的变量会降低国家外交政策的理性，但明白这种吸收是不可避免的。

正如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复杂的结构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所说明的那样，现实主义者对这些挑战的反应是不清楚的。现实主义者同意，当代国际关系演变不会像华尔兹的结构观点中那样理性，但他们不同意这些进程实际上有多“非理性”。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关于创造性综合的观点，整合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些误解和误判，但保留了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些“系统理性”，这可能是一种超前的想法。然而，它仍然是模糊的，需要进一步的阐述。

译者评述

汉斯·摩根索作为将权力政治论走向顶峰的集大成者，在他的著作《国家间政治：争取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摩根索提出了将人性恶作为理解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的重要的理论根基。据此他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来自于人性恶的驱动，并且在他所界定的国际政治的范围内，他认定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力才能得以实现。提出了“以权力界定利益”为核心的“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把现实主义的理论的核心——权力政治论推向新的高度，这标志着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成熟，从而确立了摩根索作为现实主义理论奠基人的地位。华尔兹对摩根索极为崇拜，认为他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者”，因此传统的现实主义对华尔兹影响很大。他认同政治现实主义的某些思想理论，如摩根索权力政治六原则，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势力均衡的概念，甚至他们的假设等很多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是华尔兹最大的突破是他的方法，他用高度概括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国际政治行为，因而他得出的结论有其独到之处。肯尼思.华尔兹使用了一个具有演绎特性的方法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将结构理论植入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之中。无政府状态在国际政治中行使着结构律令，它使国家必须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自助是唯一的选择。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去安全地追求诸如安宁、福利和权力这些目标。       

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和摩根索政治现实主义的区别：华尔兹的理论是建立在对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精确界定基础上的，这也是二者的根木区别。华尔兹用推断演绎的方法，推导出国际结构的作用，他批判了还原主义的归纳方法，认为那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国际关系，更不是一种理论的建立模式。其次，在对权力解释上，华尔兹摆脱了权力根源于人性，国家把权力的追求当作目的的传统的理解：他认为权力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有用手段，国家的目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而且，政治现实主义认为权力首先是军事实力，但是华尔兹认为权力应该是国家的综合国力。这是华尔兹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再者，关于国际政治的因果关系上，华尔兹认为政治现实主义的“世界是由互动的国家组成的，国际行为是国家互动的结果”，是对国际关系的一种误解。只有正确的区分结构层次的和单位层次的因果要素才能研究互动的国家。最后，政治现实主义强调互动单元的作用，特别是政治现实主义注重国家的异质性，认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行为，而结构现实主义强调结构对单元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大庆.摩根索现实主义与华尔兹现实主义的比较[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0.

问题互动

问题1、文中提到的结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对中国外交政策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问题2、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的贡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