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目十行俱下
“一目十行”（或“十行俱下”）一词较早的知名典故来自《北齐书·文襄六王传·河南康舒王孝瑜传》：“谦慎宽厚，兼爱文学，读书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十行俱下与覆棋不失一道并用，以十行俱下形容读者的速度，而覆棋不失一道，则是下完棋后仍然可以根据落子先后次序，从第一手覆到最后一手，以此形容其记忆力佳。由于行棋有逻辑可循，所以覆棋不失一道虽然不易，但仍非难以企及之事。此后一目十行俱下便独立流行，而专指士人读书速度甚快，直到明清仍常见这类词，如明代姚镆（1465—1538）的故事，据载：
先生一目十行，通夕可了数百卷，无论甲乙，唱名时悉能覆诵其文，士无不惊以为神。
因为一目十行，所以姚镆一晚便可看完数百卷，速度十分之快，至于对所读文章可达到什么程度的覆诵，此处未能得其详，所以不易深论，但应只是为了强调姚镆有好好读完，而非草率翻过而已。我们若翻检古籍或地方志，便可找到许多“一目十行”的例子，尽管大多数后面都没有加上能够覆诵其文一类的句子，但意思仍是一样，亦即虽然读书很快，但却不是草草读过而已。
除了十行以外，常见的还有五行、七行、八行俱下，行数的不同，除了只是个别记载的差异以外，似乎也有一些外在客观的因素可以探究。其中，隋唐以后雕版印刷术的流行及使用应是关键因素，所以此处便以隋唐以前，及两宋以后为前后两段时期分别讨论。
隋唐以前，除了北齐河南王高孝瑜（537—563）的十行俱下以外，还有五行俱下与七行俱下。五行俱下以应奉的例子最著—孔融（153—208）《孔北海集》载：“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另有七行俱下，典故源出南北朝的宋世祖（430—464，453—464在位）：“少机颖，神明爽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又如宋世祖之弟宋明帝（439—472，466—472在位），据《文苑英华》载：“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书奏即书简、奏章。应奉是东汉人，高孝瑜及宋世祖、宋明帝都是南北朝人。
雕版印刷术流行以前，许多文献会写在简帛或纸本上。应奉的时代较早，当时所读文献应是写在简帛或竹简、木简上，而高孝瑜及宋世祖、宋明帝所读则是纸本的经卷。一个人是否五行、七行或十行俱下，应该有可供人外在判断的标准，此标准应即竹简或卷轴卷动的行为。读的人先摊开五行、七行或十行的宽幅，而一旦卷动竹简或卷轴，旁人便知他已读竟。据此可知，应奉所摊开的竹简应有五行左右，而高孝瑜等人每次开的卷轴则有七行或十行的宽幅。
两宋以后，同样的词汇仍被广泛使用，直到明清亦然，如清人汪琬（1624—1690）与凌廷堪（1757—1809）：
汪琬，字苕文，少孤自奋，读书五行俱下。
先生姓凌氏，讳廷堪，……生有异禀，观书十行俱下。
尽管词汇相同，但所实指的状况有别。雕版印刷的流行，使得士人所读除了钞本以外，也有刊刻的本子。这类刊刻本一页的行数从七到十行皆有，也有一些是十二或十四行。无论七、八、十行俱下，应指读竟一页，五行俱下则指读竟半页。五、十行俱下的差别，跟阅读者持书的方式有关，若是把书的左右两页反折，一次读一页，则是十行俱下。若是把书卷成小圆筒状，一次只读半页，读竟右半页，手腕稍转一下，便可继续读左半页，旁人据其手腕的转动而知其读竟，此即五行俱下。
七行或八行俱下虽跟十行俱下都指读竟一页，但彼此间仍有细微的差别。“十行俱下”本就是一种带有矜炫意思的形容词，而当人们已习用此类词汇，却舍十行而标举七或八行俱下，便颇耐人寻味。刻本行数的多寡跟成本有关，若每行的字数差异不大的话，行数越少，成本越高，而行数越多，则成本越低。七或八行的刻本成本应较十行高，因此尽管在一般的用法上，七或八行与十行俱下之间并无明显区别，但在某些个案却可能是为凸显此人的家世或身份而选择七或八行俱下的用法。如北宋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被形容为“天纵将圣，典学时敏，百斤中程，七行俱下，详延英俊”。供清高宗（1711—1799，1736—1795在位，1796—1799太上皇）翻检的《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在排版上也是一页八行。明初刘基（1311—1375）虽非帝王之尊，却是世家子弟，他所读的书也是一页七行，据载：
曾祖濠为翰林掌书，每阴雨积雪，登高邱，望其聚突无烟者赈之；……祖廷槐、父爚，有智计，通经术，为遂昌教谕。基少颖脱，读书七行俱下。
《扬州画舫录》所载的吴秘，家世富至百万，同样标榜其一目七行：
吴景和，以一文起家，富至百万；子秘，字衡山，聪明过人，一目七行，世以孝称。
苏州吴尚俭（1528—1601）家世贵显，读书则是一目八行俱下：
吴先生尚俭，字恭先，尚书文端公孙，参知子孝公子也，家世贵显。……嗜读书，一目八行俱下。
除此以外，一目二十行的说法也不少见。古籍一面约十到十四行，若将书摊开，左右两面并看，最多可达二十八行。若有双行夹注则行数更多。所以一目二十行，指其一次读竟双面，可推知此人应该是把书摊开在书桌上，而非拿在手上读。
尽管各个时代都有一目二十行的例子，但就目前所见，似以清代士人更强调行数，更喜夸大其数目，如：
张晋徵，“爰从伯氏仲铭公，手授四传，目数十行下，无少遗忘”。
汪中，“少聪敏，读书数十行下，而确然隤然，不形于词色。少长，遂通《五经正义》及群经注疏，贯串勃窣，其积穰穰，有叩者则应对不穷。”
汪廷璋，“初就外傅，读书日（按：应作目）下数十行，塾师奇之”。
祝德星，“性颖悟，读书数十行下，而发愤攻苦，至废寝馈，年才逾冠，致瘵疾卒”。
以上几例，除了张晋徵（1601—1665）身处明末以外，其余皆清人，此现象可能跟清代博学及考据的学风有关。明、清学术有别，明人讲究的博学是博而杂，清人是博而精，反映在读书方式上，清人讲究考据，所以可能更常把书摊开在桌上默读，而非拿在手上朗朗诵读，加上考据文字常有双行夹注的情形，所以两页常达数十行之多。可能是这个缘故，所以清代文献较常见一目数十行的记载，以强调其读书速度之快之多。
二、过目成诵或日诵千言万言
除了一目十行，另有关于“过目成诵”的记载。《广韵》对“诵”的解释是“读诵也”，古人读书常会朗读出声，所以应是朗诵、诵读之意，而“过目成诵”则常指其能够记忆内容。如东汉荀悦（148—209）的例子：
（荀）悦，字仲豫，……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闲，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
一览多能诵记，应指他对许多段落内容都已记忆无误。此处未指明所见篇牍长短，由于简牍多以篇计，若仅只一篇，字数不至于太多。另如北齐元文遥的例子，据说在《何逊集》初传入洛阳时，文遥一览便诵：
文遥敏慧夙成，济阴王晖业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何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河间邢卲试命文遥，诵之几遍可得？文遥一览便诵，时年十余岁。
何逊（？—518），字仲言，东海人，南北朝的梁朝诗人，卒后，同乡王僧孺（465—522）集其著作为八卷本，但大部分已亡佚，明代《永乐大典》所收的残本仅二卷，而且只有诗作。尽管不确定当时文遥所诵《何逊集》卷数，但宴会中宾客未必带足八卷本的集子，加上《何逊集》中有不少诗作，所须诵读的字数不会太多。另如唐代苏颋（670—727）之例，据载他“一览至千言，辄覆诵”，可知他单次记忆的字数在千言左右。
另有一些特殊个案，所读是卷帙颇大的史书，而且能够记诵下来。如南北朝梁朝的陆倕（470—526）昼夜读书，能够记诵共一百卷、达八十多万字的《汉书》，且以默书《汉书·五行志》证明这项能力：
陆倕，字佐公，吴郡吴人也。……倕少勤学，善属文。于宅内起两间茅屋，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载。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
由于不清楚陆倕每读一遍所花时间，所以难以估算其记忆效率，倘若他是一日读半卷或一卷，则可能花费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每日所须记忆的应有数千字左右。至于邢邵（496—？）的例子则更令人惊异，据载：
（邢）邵，字子才，小字吉，少时有避，遂不行名。……十岁便能属文，雅有才思，聪明强记，日诵万余言。……少在洛阳，会天下无事，与时名胜，专以山水游宴为娱，不暇勤业。尝霖雨，乃读《汉书》，五日略能遍之。后因饮谑倦，方广寻经史，五行俱下，一览便无所遗。文章典丽，既赡且速。年未二十，名动衣冠。
邢邵日常能力是五行俱下，日诵万余言，已甚惊人，而五天读竟《汉书》，若说他能记诵，等于平均一天须记诵十六万字，可谓惊世骇俗，几非人力所能，所以关键可能在“略能遍之”，亦即邢邵只是熟读《汉书》，未必有全部背下来。类似的夸饰形容亦见于明末复社成员夏允彝（？—1645）谈其父亲读《资治通鉴》
尝读涑水氏《通鉴》，一月尽之，终身不忘。
《资治通鉴》全书共三百万字，一月尽之，等于一天须记诵十万字，这根本不可能，因此所谓的不忘，也比较像是对《资治通鉴》内容的熟悉。
对于古人谈论记诵的记载，我们有必要同时考虑两方面：首先，古人说的记诵，未必都是指一字不漏的记忆无误。其次，所谓的记忆，其实牵涉两方，一方是记忆者，一方是旁观者。旁观者不会坐在旁边，等某人把三百万字的《通鉴》背给他听，也不会拿着一本《通鉴》，像老师考学生一样，让人把《通鉴》从第一页背到最后一页。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一种可能的情境是：夏允彝读《通鉴》时，其父把书中某卷的故事说了一遍，由于所讲故事的情节、人物问答的内容都极详尽，于是便让夏允彝叹服其父能够记诵《通鉴》。
除了过目成诵，也有一种用法是为记诵能力加上时间单位—通常是以一日为单位，而有一日千言与万言之别。能够一日千言或数千言的人，已是资质极其聪颖。如沈一贯（？—1615）为江应晓作墓志铭，称其“幼而颖拔，日诵千余言，塾师屡逊席”，李流芳（1575—1629）的仲兄李名芳（1565—1593），幼时也是“日读数千言，或自默识，叩辄成诵”。至于更上一层的日诵万言，则已不只是聪颖而已，而根本不是常人所能。万言是千言的十倍字数，所以能够日诵万言的人，等于能够以十倍于聪颖之士的读书分量记诵及吸收各门各类的知识。前引邢邵日诵万余言，若是循序渐进，则八十万字的《汉书》，只须八十天便可记诵完毕。另如宋代丁宋杰（1197—1266），据称他“诵《前汉书》，日万字”，同样也是“日诵万言”。元代吴莱（1297—1340）的记忆力也很惊人，据载：
（吴）莱，字立夫，……天资绝人，七岁能属文，凡书一经目，辄成诵，尝往族父家，日易《汉书》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莱琅然而诵，不遗一字，三易他编，皆如之，众惊以为神。
此处说“一经目辄成诵”是指对《汉书》的记忆。《汉书》一卷的字数平均约八千字，一帙应有一到数卷不等，所以吴莱每日所读应达到万言以上。
由于重视记忆力，所以还衍生出很多传说故事，如清初李来泰回忆临川当地流传已久的故事，这则故事的主角是宋人蔡元导，据说他把书贩担中的书取来读，“一览成诵”，该名书贩气愤不已，于是“焚书而去”，而该地点便被取名为焚书丘。类似情节甚至也可见于今日的武侠小说，可知这类故事多么为人所津津乐道。另外也很流行记忆力比赛以互较高下，这类比赛讲究只看过一或几次，然后较量各自记得多少。如南北朝萧颖士（707—758）等三人“诵路傍碑”便是很典型的例子：
萧颖士尝与李华、陆据游洛龙门，读诵路傍碑，颖士即诵，华再阅，据三乃能尽记。闻者谓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
这类竞赛在不同时代都有，而且常成为人口传诵的故事。如沈鲤也谈到同年进士韩楫（1527—1605），“与同里张文毅公并有才名，尝共读道旁碑，一过目辄互相覆诵无遗，人传异之”。看来路旁的碑刻是很好的记忆比赛的道具。
另一则很著名的故事，即明代归有光与友人季龙伯相约记诵寿序事，在江南一带广为人所知。季龙伯向来以记忆闻名，据载他读书不超过二遍：
有言公（按：季龙伯）一目成诵者，公曰：无之，吾于书读不过二遍，庶几不忘耳。
由于季龙伯的记忆力甚强，所以某日他与归有光共游王鏊故宅，便比赛记忆寿序，据载：
都南濠（按：都穆）尝为王文恪公（按：王鏊）作寿序，几万言，为郡人所传诵。先生（按：季龙伯）偕太仆（按：归有光）、经元（按：即经魁方元儒）往观之，读二遍，而私至寓所各书焉。太仆忘数十处，尽补之；经元忘二十余字；先生忘二字耳。盖其颖异如此。
季龙伯读书不过二遍，而此次读二遍，所以全篇寿序内容只忘了两字，就记忆力的比赛来看，季龙伯大胜。但此事还有后续：
太仆多讹脱，辄以意窜入，其文愈善。公自讼曰：吾政自苦其二遍，不如熙甫忘。学者传说公言至今。
归有光的记忆力虽不如季龙伯，但辅以己意所写下的寿序，反而较原作更佳，此例或也凸显记忆力的局限所在，即使记忆力强，也不见得能够得到更多的赞誉。
以上所述对记忆力的矜炫，多限制在某个碑刻或某篇文章，而没有广及平日所读的全部书。如前引吴莱的“凡书一经目辄成诵”，只限于他对《汉书》的精读与记忆。如季龙伯的记忆力虽佳，“于书读不过二遍”，但应会选择某些典籍认真读过两遍，以记下内容，而某些典籍则只读一遍而不记诵。而且在季龙伯与归有光的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几人应是屏气凝神，把那篇寿序好好读完一遍以后又再重复一遍，以求记忆无误，而不是如表面上给人的印象，只是迅速看过一遍而已。
三、两词结合—作为日常记忆力的指标
“一目十行”与“过目成诵”除了各有所指以外，两词也常被连用，前者讲究速度，后者要求记忆。人脑不是相机，难以快速一闪而过便即记住全部内容，所以两词连用更凸显其非凡能力。
“一目十行”与“过目”，字面上意义差不多，但细究则不同。“一目十行”指一次读十行的文字，应会很快读完，所以时间不会花费太久，毕竟是“一目”，所以若拖太久便很奇怪。“过目”跟前面所常用的“一览”“一过”很相近，指读过一遍，但花多少时间则不确定。举例来说，同样读一页十行的文章，一目十行者只须一目便即过去，而过目成诵者却可能分作数次方才结束，所以若是一览或一过而成诵者，读一页的时间，可以是一分钟也可以是十分钟。一如唐代常敬忠的例子，据载他“一过诵千言”、七过诵万言，此处的一过，便是指读过一遍之意，而所花的时间应不会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而已。
也因此，若是一目十行与过目成诵连用，则偏重强调可以在很快的速度内读过并记住。只是对一目的时间多久并没有标准，最夸张的说法，即如李治所主张的“一息读竟”，这种速度的精读应该不太可能。比较常见的例子，是在限定条件下迅速读过，且能成诵，而不是漫然说成每天每日读书皆如此，如殷云霄（1480—1516），据载他是“读书数行下，既成诵，终身不忘”，看来殷云霄的记忆力是非常强的，但须注意他的前提是“既成诵”，至于需多少时间才能既成诵则不确定，而且他未必会记下所读的每本书，而是只选择特定的一些书才成诵。又如王慎中（1509—1559）谈其友人洪朝选（1516—1582）的记诵能力，也是一目十余行下便可成诵，他说：
书一目十余行下，一经手，未尝再观。书至千百余卷，君盖无所不观，而亦未尝再观。余尝翻其架上书，书无一卷完者。读竟，即为人窃去，君亦不复顾也。
经手应即过目的意思，未尝再观，则是凸显他只读过一次便即记住。王慎中为了阻止读者多疑，还特别用“书无一卷完者”，以证明洪朝选真的把架上的千百余卷书都看过一遍，而且都记了下来。
另有一些个案会区别一目之下所读的行数多寡不同，而记忆程度也随之有别。如明旷禅师（1556—1601），他能诗作文，与后七子相关人物如王穉登（1535—1612）、屠隆等人往来，他读书从四行到十行到二十行，经历一段曲折的变化：
年甫十一时，读书不过四行，即穷日之力不能记忆，每自悔恨流涕。忽发愿礼清净三业，亡何，忽成诵十行，乃至二十行俱下，见者怪而诘之，师亦不知其故。
而且一目十行与二十行的差别也会被拿来比较，如地方志上载鲍之钟（1740—1802）：
读书目十行，中年后犹一过览；二十行，记一月不遗只字。
若一目十行，所读字数较少，可记得多年不忘；若一目二十行，同样时间内所读字数较多，记忆力只可维持一个月。
还有一种方式是把“一目十行”（或数行）与“日诵千言”（或数千言）连用，这在明清两代的许多文献，尤其是地方志上颇为常见。由于确定指出所读的字数，所以让“一目十行”的“一目”变得更具体，而让我们可以估算阅读与记忆的效率。
如五千字应有二百五十行，考虑到常因抬头分段而数字便算一行的状况，则可能有三百行以上。若是一目十行俱下，则五千字三百行，须看三十目，即三十次十行俱下。假设四小时的时间，以三十次算，则每次八分钟。亦即每次十行俱下，把十行的文字（二百字以内）读过记下，约须花八分钟。
八分钟才能一目十行俱下是否太久？这个问题不易回答。若是所记诵的字数是二千五百字，同样花四小时，则十行俱下的速度便会拖慢成十六分钟。相对的，若是日诵万言者，花四小时读，则每次十行俱下的时间是四分钟。
无论是一目数行或十行，日诵千言或万言，这类在古籍或地方志中常见的记载，都属于特殊卓越的能力，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而且也不太可能真实指涉日常生活中每天的读书速度。毕竟若是日诵万言，则一年下来便可记忆三百六十五万言，即使是日诵千言，则三年下来也达百万言，若说可以全数记诵无误，委实不可思议。
参考清人徐嘉炎（1632—1704）的例子，应有助于我们对这类夸大用词的理解，据载：
徐嘉炎，字胜力，……一目十行下，诵三遍，终身不忘。……康熙壬子（1672）副榜，戊午（1678）举博学鸿词，……历侍读学士，……直南书房，召嘉炎至榻前，问：“尔《五经》《通鉴》皆能成诵否？”嘉炎奏：“《五经》或可背诵，《通鉴》恐未能悉举其词。”随问《尚书·咸有一德》，嘉炎奏明书旨，朗诵终篇，后更端问宋元祐三党诸人是非，嘉炎数对诸人姓名、始末及先儒论断优劣语。
尽管说徐嘉炎诵三遍终身不忘，但实际上是可背诵《五经》，而无法背诵史籍。经书与史籍的区别，下文谈到欧阳修的读书法将再详及。
清人陈其元（1811—1881）的话也可参考。陈其元称许金溪戴敦元（1768—1834）是他生平最佩服的博雅宏通之士，他说：
余特搜僻典数则叩之，公则曰：年老记忆不真，似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内，其前则某语，其后则某语。试翻之，则百不爽一。盖公固十行俱下，过目不忘者也。余尝问公：天下书应俱读尽矣？公曰：古今书籍浩如渊海，人生岁月几何，安能读得遍？惟天下总此义理，古人今人说来说去，不过是此等话头，当世以为独得之奇者，大率俱前世人之唾余耳。
陈其元所叩询之僻典或有可能恰好是戴敦元较熟悉的几本书，所以戴敦元能够记诵卷页行数，而陈其元便夸称其过目不忘。这跟陈寅恪的助手所述颇类似，据说陈寅恪在眼盲以后，无法亲自翻书，便指点助手查某本史书的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
这类夸饰记忆力的用词，往往会限定记诵的范围或书籍：或者是用在记诵特定的某部典籍，或者是用在某次的考验。这种在限定条件下夸饰其记忆力超凡的叙述方式，始终是人们谈论记忆力时的主线。但在这条主线以外，还发展出另一条线，这条线所注意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上的记忆力，名属欧阳修的读书法便是在此脉络下提出的，这个读书法不追求超凡的记忆力，而是针对一般人，借由每日的积累，可以达到跟记忆力超凡者同样的结果。记忆力超凡者可以在短期内记下十三经，而此读书法则让中人之资者以一日三百字的进度，日积月累，以数年的时间记诵十三经共数十万字的内容。但另一方面，因为欧阳修的读书法的流行，原本只是少数人炫耀的才能，如今让一般士人也必须承受记诵数十万言儒经的期待与压力。
本文经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 授权，文摘自 张艺曦 著《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增订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