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揽辔录》是范成大使金时撰写的一部记述奉使行程及见闻的日记。其编撰根源于古代聘使活动中使臣撰写行记的传统，目的是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揽辔录》在成书之初为二卷，但在流传中被缩减为一卷。《揽辔录》二卷本早已失传，但《三朝北盟会编》和《黄氏日抄》所节抄的内容均来自二卷全本，对传世本有补证作用。另外，《使金绝句七十二首》也是范成大使金记行的一种方式，可与《揽辔录》相参证。这些流传的版本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联系，集中起来可基本认识《揽辔录》的全貌。
作者简介：
王皓（1983—），男，四川泸定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宋代文献与文学。
引文格式：王皓.范成大《揽辔录》单行本与节录本探原[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4，41（3）：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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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辔录》是范成大使金时所撰写的一部日记。据宋史记载，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戊子，范成大假资政殿大学士充奉使金国祈请国信使。此行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请求金国归还北宋帝王陵寝之地，二是希望与金国更定受书之礼。在这一背景下，范成大选用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记述了使金之所见所闻，撰写了一部日记体行记《揽辔录》和一组记行诗《使金绝句七十二首》，尤其是《揽辔录》对使金途中的经见、道里远近以及金国礼仪制度等记述翔实，史料价值较高。《揽辔录》今有多个单行本和节抄本，其结构和内容都差别较大。可见《揽辔录》在流传过程中，由于传抄、节录等原因，其内容受到不同程度的分割和裁剪。目前，学术界已有数种对《揽辔录》进行校勘整理的著作，其方式或将节本补入传本，或将节本附录于传本之后，都各有特色。但对《揽辔录》的写作背景、各版本之间的关联等问题都未作细究。所以，本文结合《揽辔录》的撰写源起、作品原貌、流传方式、各版本内容及其关系等问题，力求建立对《揽辔录》的整体认识。
一、《揽辔录》单行本
《揽辔录》单行本多被各类书目所著录，《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著录为一卷，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为二卷。其后《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明焦竑《国史经籍志》、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均著录为一卷。此外，明叶盛《菉竹堂书目》著录为一册；《文渊阁书目》著录为一部，一册；明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著录为一卷，一册。
今《揽辔录》传世本均未分卷，被多种丛书收录，主要有《说郛》涵芬楼本、《说郛》宛委山堂本、《石湖纪行三录》本、《宝颜堂秘笈》本、《续百川学海》本、《稗乘》本、《知不足斋丛书》本等。其中《石湖纪行三录》由明嘉靖间卢襄刊刻，早已亡佚，所幸《知不足斋丛书》本乃是据卢襄本翻刻。《宝颜堂秘笈》本据辑刻者陈继儒自述乃抄自《说郛》。这些被丛书收录的《揽辔录》传世本，应该就是众多目录书所著录的一卷或一册单行本。
不过，《读书附志》著录《揽辔录》为二卷，这就不能排除《揽辔录》有二卷单行本存在的可能。对此，鲍廷博《石湖纪行三录跋》说：“《揽辔录》元本二卷，晁氏《读书志》著于录，今卢氏所刻，卷帙寥寥，与《秘笈》本相同，视二录详略迥殊。眉公盖云钞自《说郛》，则元本之亡，由来旧矣，惜哉！”他认为本书在宋代有二卷本存在，只是此本亡佚已久。孔凡礼先生通过整理和分析《揽辔录》的相关佚文，也认为：“本书曾有二卷本流传过，是无可怀疑的事。”[1]5 当然，也有人否认二卷本的存在，如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读书附志》《书录解题》《通考》《宋志》俱著录。赵氏作二卷，字之误也（仅七页，断无分析之理）。”[2]他认为赵希弁所录有误，理由是众多书目均著录为一卷，唯独赵氏不同；传世本篇幅只有七页，不可能被拆分为两卷。可见，对于《揽辔录》卷数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两个观点，但都未作细究。那么，二卷本《揽辔录》是否真实存在呢？这首先要从《揽辔录》的书籍性质和内容说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说：“使金所记闻见。”[3]205 赵希弁《读书附志》说：“往返地理日记。”[4]1131 二人都用简短的文字提炼了所见《揽辔录》的内容，从陈氏的表述来看，其所见本内容主要为使金见闻，而赵氏所见本主要为使金往返地理。尽管陈、赵二人对所见本《揽辔录》内容的表述不同，但对其奉使行记的性质判定是一致的。
奉使行记，最早可见于《周礼》，《周礼·秋官·小行人》曰：“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5]3007对此，贾公彦解释说：“此总陈小行人使适四方，所采风俗善恶之事，各各条录，别为一书，以报上也。”[6]孙诒让解释说：“輶轩之使即行人，此五物之书即輶轩使者奏籍之书也。”[5]3008从中可见，“五物”的核心内容是行人对所见风俗善恶之事的记录，是用于“反命于王”的“奏籍之书”。这说明，早在周代就已制定了行人奉使需采录经见成书以回奏的礼制。此后，奉使行记的撰写在历代交聘活动中都得到延续。
从历代使臣行记的内容来看，主要以记录行程和采录见闻为主。比如，汉代的张骞《出关志》和班勇《西域风土记》，从《史记·大宛列传》[7]和《后汉书·西域传》[8]2917-2919 所保留的佚文来看，前者主要记录大宛与周边各国的行程距离和风土见闻，后者主要记录西域内属各国之间的行程距离和奇闻逸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聘问往来频繁，奉使行记有朱应《扶南异物志》、康泰《扶南土俗》、李谐《李谐行记》、李绘等《聘梁记》、江德藻《聘北道里记》、刘师知《聘游记》、姚察《西聘道里记》等，这些行记大多亡佚，但从其书名和佚文来看，内容基本都以记录使途行程和趣闻异事为主。
隋唐五代时期，奉使行记有常骏等《赤土国记》、韦节《西蕃记》、韦机《西征记》、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顾愔《新罗国记》、赵憬《北征杂记》、袁滋《云南记》、李宪《回鹘道里记》、韦齐休《云南行纪》、张建章《渤海国记》、窦滂《云南行记》及《云南别录》、徐云虔《南诏录》、章僚《海外使程广记》、平居诲《于阗国行程录》等约二十种，其内容如《郡斋读书志》伪史类著录韦齐休《云南行纪》二卷所说：“记其往来道里及其见闻。”[4]288《直斋书录解题》地理类著录徐云虔《南诏录》三卷所说：“上卷记山川风俗，后二卷纪行及使事。”又著录章僚《海外使程广记》三卷所说：“记海道及其国山川、事迹、物产甚详。”[3]266-267 通过以上表述可知，这些奉使行记大都是以使程道里与经见作为记录重点的。
到宋代，在与周边不同政权和民族的交聘活动中产生的奉使行记约五十种，比如使辽的有路振《乘轺录》、王曙《戴斗奉使录》、王曾《契丹志》、薛映《薛映记》、宋绶《契丹风俗》、范镇《使北录》、宋敏求《入蕃录》、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窦卞《熙宁正旦国信录》、张舜民《使辽录》等；使金的有连南夫《宣和使金录》、许亢宗等《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洪皓《松漠纪闻》、楼钥《北行日录》、姚宪《乾道奉使录》、韩元吉《朔行日记》、周辉《北辕录》、赵睎远《使北本末》、郑汝谐《聘燕录》、倪思《北征录》、余嵘《使燕录》、程卓《使金录》等；使高丽的有吴栻《鸡林记》、王云《鸡林志》、孙穆《鸡林类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使蒙古的有赵拱《蒙鞑备录》、邹伸之《使北日录》、彭大雅等《黑鞑事略》等。在这些行记中，或侧重记录道里行程，或侧重记录奉使见闻，或兼记道里与见闻。比如沈括自序其《熙宁使契丹图抄》说：“山川之夷崄远近卑高横从之殊，道途之涉降纡屈南北之变，风俗车服名秩政刑兵民货食都邑音译觇察变故之详，集上之外……”[9]张舜民《投进使辽录长城赋札子》说：“出疆往来，经涉彼土，尝取其耳目所得，排日记录，因著为《甲戌使辽录》。……其间所载山川、井邑、道路、风俗，至于主客之语言，龙庭之礼数，亦可以备清闲之览观。”[10]《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说《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凡其国之山川、风俗、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之仪文，往来之道路，无不详载。”[11]631 其卷五二又说程卓《使金录》：“乃途中纪行所作，于山川道里及所见古迹，皆排日载之。”[11]472《万姓统谱》载俞庭椿使金还，“因纪次其道路，所经山川人物，与夫语言事迹之可备采用者，为《北辕录》”[12]。总体而言，尽管宋代奉使行记的数量和内容与此前相比要更加丰富，但是记录使程道里之远近、采录奉使往来之见闻依旧是两项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
《揽辔录》的内容也必定涵盖使程道里和见闻两项内容，这与陈、赵二人所述相符。也就是说《揽辔录》成书后可能流传有两个单行本：一是内容侧重反映使金见闻的一卷本，二是内容侧重反映往返地理的二卷本。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因为陈、赵二人的表述过于简要。不过，陆游应早于陈、赵二人见过《揽辔录》全本，他与范成大交往甚密，曾作《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诗云：“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13]423 可见陆游曾阅读过《揽辔录》，并且对其中“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的记述感触最深。但今传单行本《揽辔录》仅在过相州处记录有“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云：‘此中华佛国人也。’”[1]13 十余字，显然与陆游所见相差较大。考范成大使金诗中，在过东京时有《州桥》诗云：“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14]又《黄氏日抄》引述《揽辔录》中过宿州时“途有数父老，见使车潸然”[15]428。这两则记录都与陆游所述相符，而均不见载于传世本。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今传本《揽辔录》并非全本。此外，陆游在《筹边楼记》中提及《揽辔录》道：
其使虏而归也。尽能道其国礼仪、刑法、职官、宫室、城邑、制度，自幽蓟以出居庸、松亭关，并定襄、五原以抵灵武、朔方，古今战守离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见本末，口讲手画，委曲周悉，如言其阈内事，虽虏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详也。[13]103
从陆游的表述可知全本《揽辔录》在主体上应包括两项内容：其一，金国的礼仪、刑法、职官、宫室、城邑、制度等内容；其二，“自幽蓟以出居庸、松亭关，并定襄、五原以抵灵武、朔方”的历史地理与见闻。陆游称赞范成大对所记内容都能“究见本末，口讲手画，委曲周悉”，就如同在“言其阈内事”，即便是金国的耆老大人，所知也不及此。那么，倘若以陆游所见来衡量今传本《揽辔录》，且不论对使程道里及见闻的记录翔实与否，仅以第一项内容论，今传本除对入朝礼仪、宫室、城邑记述较详外，其余刑法、职官、制度等内容几乎没有。所以，不能把今传本《揽辔录》等同于全本，即全本《揽辔录》是完全有可能达到两卷篇幅的。
其实，在众多奉使行记文献中，亦不乏将所记内容分为多卷的例证。比如《郡斋读书志》中提到的韦齐休《云南行纪》二卷，内容有“往来道里及其见闻”[4]288；章僚《海外使程广记》三卷有“海道及其国山川、事迹、物产”[3]266。此二书均以记录行程为主线，兼记见闻，篇幅都在两卷以上。而徐云虔《南诏录》三卷的内容划分更加具体，“上卷记山川风俗，后二卷纪行及使事”[3]266-267，将行程和见闻作了拆分。更典型的事例是窦滂《云南别录》一卷和《云南行记》一卷，这两种作品撰于同一次奉使中，《玉海·异域图书》称《云南别录》内容为“叙南蛮族类及风土”[16]303，这就是说窦滂不仅把使程和见闻各分为一卷，而且还各分为一书，这有类于周代行人采“五物”别为一书的传统。所以，内容兼具行程和见闻的《揽辔录》全本篇幅绝不应只有一卷。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揽辔录》成书后至少流传过二卷本和一卷本两个单行本，其中二卷本是全本，一卷本是对全本的一个缩抄本。对此，以下讨论也可供佐证。
二、《三朝北盟会编》节抄本
《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是由徐梦莘编撰的关于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宋金史事的编年体史书，此书取材广泛，如其自序所说：“取诸家所说及诏、敕、制、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17]并且在书首列举了所征引的书目约二百种，其中就有《揽辔录》。《会编》在卷二四五引录《揽辔录》文字一段，主要记录范成大等进入燕京后的种种见闻，归纳起来依次主要包括以下六项内容：
1.入见金主时所见城邑和宫室布居以及金主和甲士的装束等（通常称之为“入朝礼仪”或“见宋使仪卫”）。
2.金国各级官制，包括三师、三公、尚书省、六部、枢密院、大宗正府、劝农使司、殿前都点检司、宣徽院、御史台、翰林学士院、国史院、太常寺、秘书监、谏院、大理寺、国子监、记注院、大府监、少府监、都水监、四方馆、内藏库、法物库、㩁袋务、都城所、惠民司、承发司、管当司、公使酒库、交钞库、印造引钞库、直省局、管当尚书省乐工、宫师府、詹事院、亲王府等官职，以及留守官、转运使、指挥使、都总管、文武散官、司天官、太医官、内侍官等各类官职。
3.金国各级文武官员的佩服制度、历法、年号。
4.金国各路地理，包括中都路、东京路、辽西京两路、南京路、北京路、河东路、河北路、河东西路、山东东路、河南路、河北路、京兆路、鄜延路、熙秦路、庆原路。
5.所见廷臣的姓名与职务，包括太尉、尚书令李石，左丞相纥石烈良弼，右丞相纥石烈志宁，左、右平章完颜合喜、完颜夕剌，左、右丞石琚、孟浩，参政魏子平、完颜德受，左、右宣徽使敬嗣晖、耶律后，同知宣徽院韩纲，殿前都点检完颜习列，左、右副点检乌古论忠弼、乌古论元忠，吏部尚书王宇，户部耶律道，礼部杨伯雄，兵部高寿星，刑部高德基，工部张恭愈，御史中丞李天瑀，工部侍郎张汝霖，御史完颜德温、梁肃，翰林待制郑子聃，秘书监杨邦基，太府监兼客省使梁彬，都水监耶律宝，大理卿李昌国，合门使卢珙，内藏库使兼国子祭酒王可进，左司员外郎张汝弼，右司张亨，兵部郎中田彦皋等三十六人。
6.金主的子嗣与妃嫔。
传世本《揽辔录》除第1 项与《会编》抄录内容基本相同外，其余仅简要述及第3、6 项中历法、年号和妃嫔之事，而缺少第2、4、5 项。可见传世本的记录主要保留了开始的第1 项，中间概述历法、年号二事，结尾处对妃嫔的记述又与之相同。如此首尾相同的记录只说明一点：传世本中的这段记录明显是对全本的中间内容进行大幅度裁剪后的一个节录本。所以《会编》所抄录的内容很有可能来自《揽辔录》全本，因为它与陆游的表述基本一致。
另外，在岳珂《愧郯录》中也引录了《揽辔录》对于金国年号的记述：“金本无年号，自阿骨打始有天辅之称，今四十八年矣。小本历通具百二十岁，相属某年生。而四十八岁以前，金无号，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宁、咸雍、太康、太安各十年，寿昌六年，乾统十年，大庆四年，收国二年，以接天辅。”[18]这与《会编》所抄《揽辔录》中年号的记录基本一致。而《揽辔录》传世本对于年号的记述，仅是“虏本无号，自阿骨打，始有天辅之称”数语。足见传世本所录金国年号只是截取了全本的开头，并未保留后面的大段详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奉使行记对见闻的记录，除记录使程沿途的见闻，通常还会记录在目的地的诸多见闻及相关制度。比如宋绶《契丹风俗》中有关于衣服制度、行宫名称的记录；许亢宗等《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中有关于建筑、国主装束、戏乐、入朝礼仪的记录。特别是到了南宋中后期，在楼钥《北行日录》、周辉《北辕录》、程卓《使金录》等奉使行记中通常都有一段关于“入朝礼仪”的记录，相当于是《揽辔录》传世本和《会编》节抄本中的第1 项内容。对于此项内容多有典籍引述，称其为“见宋使仪卫”[19]。这种在南宋时期所形成的奉使行记的著述方式，或许就是《揽辔录》传世本完整保留“入朝礼仪”部分的根源所在。可能正是在将《揽辔录》全本与同时代奉使行记的比照下，抄录者对其仪制内容作了技术性的缩抄。因此，《会编》节抄本对《揽辔录》是意义重大的，可以直接填补传世本所缺失的内容。
三、《黄氏日抄》节抄本
《黄氏日抄》是黄震研究经义和文史的一部随笔札记，在其卷六七“读文集”中引录有《揽辔录》一段，称是范成大“北使时所见”，其内容主要是使团进入金国境内后自泗州至燕京的行程道里及见闻。对于这一节本，孔凡礼先生认为是从足本中节出，不过黄震在节录时有自己的思路，且各个地方是以己意叙述，但是从全局看，仍可将其视为《揽辔录》佚文[1]6。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揽辔录》原本的形式是排日记录，而黄震所抄则是以行程距离为主，并且在文末总结说：“自泗州至东京七百七十里，自东京至黄河百十五里，自泗州至燕山总二千五十八里。燕山以南，石晋以来失之，安肃军以南我朝南渡失之。河朔之水皆出太行，公所渡者二十五河，睢、漳与滹沱最大，滹沱阔不减黄河，俗名小黄河。”[15]430也就是说，黄震所抄意在着重表现范成大等人的奉使行程，并不是照录《揽辔录》原文。其次，黄震虽然是按己所需节抄《揽辔录》，内容缩减较多，但其佚文有补证之用是显而易见的。《黄氏日抄》节抄本与《揽辔录》传世本中对行程距离的记述比照见表1。
表1 《揽辔录》传世本与《黄氏日抄》节抄本中行程距离记述的比照
由表1 可见，黄震抄本对范成大使程的摘录比较完整，历数路经各地之行程距离，首尾相续，几乎没有遗漏。而反观《揽辔录》传世本则遗漏甚多。所以，若将黄震抄本作为参照，传世本《揽辔录》内容的缺失是一目了然的。
在宋代诸多使臣行记中，记录奉使道里行程是一项基本内容，使臣往往都需对奉使行经的州县馆舍、行程距离、行进方向等作详细介绍。如苏颂《华夷鲁卫信录总序》所说：“异国之情，非行人莫达，故次之以奉使。奉使之别，则有接送馆伴，所经城邑、邮亭、次舍，山川有险易，道途有回远，若非形于缋事，则方向莫得而辨也，故能驿程地图。”[20]1004 向朝廷反馈所经道途等信息也是使臣的职责所在。具体来看，宋代奉使行记几乎都有对使程的记录，诸如《宋史·高昌国传》记载王延德等使高昌还，即“叙其行程来献”[21]14110。《玉海·异域图书》说王曾《契丹志》乃是“载经历山川、城郭”[16]304。《福建通志》载谢皓使辽还，“条具北地山川、地理、名物以闻”[22]。除此之外，还有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中说其使金行记内容为：“本朝界内一千一百五十里，二十二程，更不详叙。今起自白沟契丹旧界，止于虏廷冒离纳钵，三千一百二十里，计三十九程。”[23]这些例证说明：记述奉使行程是使臣撰写行记时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并且重视记录自边境至使地的路程。其目的如苏颂所说是为达异国之情，尤其是对使程的记述则等同于一份“驿程地图”，有助于朝廷掌握外域的地理分布。所以，同为奉使行记的《揽辔录》，在其全本中也必定含有详述行程距离及其闻见的内容。
那么，与传世本相比黄震所抄录的内容则更符合“驿程地图”的要求。也就是说，单从记述使程来看，黄震所抄是详于传世本的，其来源当是《揽辔录》全本。但从《揽辔录》传世本来看，其内容不但记录每一段行程距离，同时还会述及其间所见之名物古迹、风俗人情等内容。这便是黄震抄本的问题所在，只集中抄录了前者，而对后者作了大量省略。因此，《黄氏日抄》本对于今传本《揽辔录》的意义是对使程记录具有重要的补证作用。
四、《揽辔录》与《使金绝句七十二首》的关系
范成大在此次使金行程中还写有一组绝句，名为《使金绝句七十二首》。这组诗与《揽辔录》关系密切，二者在内容上可互为参证。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这些写在奉使行程中的组诗也同样有记行的作用。比如《宋史·李度传》载其曾于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出使交州，“每至州府，即借图经观其胜迹，皆形篇诗”，但最终李度未至交州，而卒于太平军传舍，其《奉使南游集》也“未成编而亡”。[21]13021 又如苏耆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出使契丹，“出疆，每舍必作诗，山漠之险易，水荐之美恶，备然尽在，归而集上之，人争布诵”[24]。可见李、苏二人在奉使中都是以诗咏的形式记述使程。除此之外，宋代还有一些奉使诗集和组诗（见表2）。
表2 宋代奉使诗一览
从以上所举事例可见，宋代不乏像范成大一样在使途中写有诗集和组诗的使臣。他们选用诗歌的方式记行。一方面，从撰写方式看，李度使交州“每至州府……皆形篇诗”和苏耆使契丹“每舍必作诗”的方式，与前文所提及奉使行记中刘涣使西羌“往返系日以书”[25]、张舜民使辽“取其耳目所得，排日记录” [10]49、程卓使金“于山川、道里及所见古迹，皆排日载之”[11]472 的撰写形式相似。另一方面，从文本内容看，朱弁《聘游集》是“一于诗发之”[26]、“且述北方所见闻”[27]，苏颂《后使辽诗》是“道中率尔成诗，以纪经见之事”[20]168，丘崈《使北诗》是“诗中哀怨诉阿谁，河水呜咽山风悲。中原万象听驱使，总随诗句归行李”[28]。这些同样也与奉使行记中洪皓《松漠纪闻》二卷“录所闻杂事”“耳目所接，随笔纂录”[3]140-141、范成大《揽辔录》“记闻见”[3]20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采录“耳目所及”[29]的内容相呼应。所以奉使诗集和组诗必然是与奉使行记存在血缘关系的。
由此，比较《使金绝句七十二首》与《揽辔录》及其佚文，便可发现范成大使金诸诗明显是对奉使道途经见的记咏。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
其一，从结构与内容来看，使金绝句以行程为序，其标题也多涉路经之州县、山川、古迹等，比如关于河流山川有《渡淮》《汴河》《睢水》《护龙河》《金水河》《渐水》《大宁河》《呼沱河》《白沟》《琉璃河》《庐沟》等；关于名胜古迹有《虞姬墓》《雷万春墓》《双庙》《伊尹墓》《留侯庙》《福胜阁》《相国寺》《州桥》《宣德楼》《壶春堂》《天成桥》《扁鹊墓》《羑里城》《文王庙》《讲武城》《七十二冢》《赵故城》《蔺相如墓》《丛台》《光武庙》《赵州石桥》《东坡祠堂》《安肃军》等；关于州县驿站有《宿州》《京城》《旧滑州》《相州》《邯郸驿》《临洺镇》《邢台驿》《柏乡》《栾城》《望都》《固城》《范阳驿》《定兴》《良乡》等；关于亭院楼阁有《西瓜园》《宜春苑》《市街》《秦楼》《翠楼》《柳公亭》《内丘梨园》《柏林院》等；关于道路桥梁有《李固渡》《邯郸道》《出塞路》《太行》《龙津桥》等；关于风俗物产有《松醪》《蹋鸱巾》等。可见范成大使金绝句的结构和内容，是与宋代其他奉使诗集和组诗一致的，均以记咏使途经见为宗旨，有明显的记行功用。
其二，除诗歌本身外，使金诸诗还多有题注，以作为诗歌背景。这些题注与《揽辔录》的联系尤为明显，如表3 所示：
表3 使金诗题注与《揽辔录》对照
从表3 可见二者所记有许多相似之处，某些记录甚至不差一字，有些即便在文字上稍有出入，而究其大意也基本相同。可推测范成大在撰写时，既有取《揽辔录》题注使金诸诗的可能，也有取诸诗题注补撰《揽辔录》的可能，二者在资料使用上明显是互通的。
宋代以降，像范成大一样在单次奉使中并撰行记和诗歌的现象并不少见。比如明黄福使越南有《奉使安南水程日记》和《使交文集》，清代周灿使越南有《使交纪事》和《使交吟》，说明运用不同的文体记述奉使过往是使臣乐于采用的一种记行方式。在诸多域外燕行文献中还存在将二者相融的作品，既以文字述行，再以诗歌记咏。如越南燕行使臣阮辉 《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黎炯《北行丛记》，朝鲜燕行使臣洪镐《朝天日记》、姜铣《燕行录》、姜时永《輶轩三录》等，都是将记行文字与诗歌并为一书的典型作品。因此，对于范成大使金绝句来说，其内容既在咏物，也在述行，呈现了与《揽辔录》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
五、结语
《揽辔录》的编撰是有着深广历史根源的，对于古代使臣往来而言，不仅仅是共建关系、处理事务的一项政治活动，还是统治者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中，都保存有统治者借助使节往来以获取异域社会信息的记录。诸如：《后汉书·东夷列传》：“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8]2810《后汉书·李恂传》：“持节使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8]1683《梁书·诸夷传》：“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又“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30]《新唐书·百官》“礼部主客郎中、员外郎条”：“使绝域者还，上闻见及风俗之宜、供馈赠贶之数。”[31]《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职方郎中”：“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于省。”[32]不难发现，奉使行记在汉代表现出“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的局面，交聘活动成为收集异域信息的平台。其后李恂使幽州“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孙权通过使臣往来询问大秦、天竺的风土，都是统治者希望“周知天下”的真实写照。尤其在唐代，建立了通过使臣往来以探寻相关信息的明确制度，规定凡奉使者需将所闻所见上报；同时，凡有外国使来，则需委派专人询问其国山川风土。这些记录说明：在交通不便、信息往来缓慢的古代中国，通过使臣往来收集异国信息是最切实有效的一条途径。所以，从成周时期所建立的行人编撰“五物”以“反命于王”的礼制开始，撰写奉使行记就一直活跃在各个时期。而《揽辔录》就产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中，其身后是数代统治者的政治理想和历代使臣所延续的撰写奉使行记的传统。
正缘于此，《揽辔录》也像众多奉使行记一样含有记述使程和采录见闻两项核心内容。具体来看：一方面是记录往来使程的道路里程、所见之山川古迹、人情物理等；另一方面是记录金国的礼仪、制度、宫室、城邑、官制等内容。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基本掌握《揽辔录》各个版本之间的联系：首先，《揽辔录》在成书之初是二卷本，但在流传过程中对其作了较大篇幅的缩减，形成了今天传世的一卷本。其次，《会编》和黄氏所抄之《揽辔录》内容，极大可能是来源于二卷全本，由于立足点不同，二者分别抄录了行程距离和金国见闻两个部分，对今传本有重要的补证作用。最后，范成大使金绝句是其记述奉使过往的另一种形式，与《揽辔录》关系密切，二者可互为参证。总之，通过这些联系可基本还原《揽辔录》的完整内容，并由此认识中国古代交聘活动中一部奉使行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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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张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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