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丘的定位问题
“中华文明的复兴 —— 需要从商丘重新出发”系列文章（目前最新到七）发出后，引起了众多学者和商丘本地社科文化界的关注。前天刚从上海与张维为老师拍摄新的《这就是中国》节目回到商丘后，由罗清华老师（商丘市社科联委员。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社科联”，下同）召集，与商丘多位对商丘历史文化有极深研究的文化界专家领导一起进行了交流。有商丘市社科联、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虞城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专家陈月梅、赵继彬、张学勇、贾文亮等。各位专家领导给了我非常多的新信息和商丘历史文化研究著作，让我再次深受震撼和大开眼界。回到住处可以说是心潮澎湃，昨天与杨正博士也进行了深入交流。很多新的思路可能无法在今天这一篇文章中说完，以后会逐步为大家介绍。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对商丘到底该如何定位？
这不仅仅是一个从微观层面对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有重要价值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从学术上需要严格审视的问题。
先从营销学角度说，定位就是要能深入而清晰地分析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视角，从而让自己成为第一甚至唯一。定位的基本理论简单点说就是：没人记得奥运赛场上的亚军是谁。甚至于都没人会注意到奥运赛场上不受关注的项目，或者没打破奥运记录甚至没打破世界记录的冠军是谁。
商丘的专家和领导提到有人想推动商丘入选中国几大古都之一，但我和杨正博士都觉得这个可能不仅不能体现出商丘的地位，甚至没有把其最有价值的地方体现出来。更严重点说可能会有点“矮化商丘”了。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河南时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这个总结是符合实际的，也提示了商丘自身定位时需要深入考虑到的问题。商丘有几个特点是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的。
第一，商丘是中国众多历史的发源起点，最后又是败亡后的落点和众多已经败亡的前朝文化承继之点，落而不亡，但却极少是最兴盛之地。只有客观地看清这一点，才能理解商丘的独特历史定位。因此，如果要将商丘定位于“几大古都之一”，因为商丘极少成为最兴盛之地，所以用“大古都”的标准来看待商丘的话，可能远不如其他古都辉煌。更重要的是，因为商丘建都的历史较早，并且一般是初始定都之处，因此可能本身相关的建筑就不多。另外商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因黄河泛滥，较早的都城遗址大多被深度掩埋在地下。目前商朝最初建都时的南亳遗址还未找到。现存的商丘古城是500多年历史，并不是都城所在地。目前已经发掘了周朝时期的宋国古城遗址，而宋国在周初政治地位很高，却不是主要的大诸侯国。宋国是商丘作为都城时间最长的历史时期，但早在我们现在经常谈论的战国七雄混战期之前，公元前286年，齐国就趁宋国发生内乱，联合楚国、魏国攻灭和瓜分了宋国。所以，如果要将商丘定位成“大古都”，可能就存在以己城之弱去比他城之强的问题。每一个城市都有各个城市自己的特点，只有充分地认清自己的特点，利用和发挥好自己的长处，才能获得最佳的营销宣传效果。营销宣传并不是简单套路化的包装和歌颂，而是在深刻认识自身优势特点基础上的一种文化再创造过程。
第二，商丘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所以，其是否为绝对最初的源头并不是最重要的，也很难获得科学的最终证明。即使截止目前发现了某个之最，也无法肯定将来人家别的地方就一定不会又挖出一个更早的文物来。历史本来就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过程。商丘的特殊地位和不同之处，在于其历史上多次实现不同源头文化的集大成。商丘是三商（商族、商业、商朝）之源，但商业活动是否绝对最早出现在商丘，这个很显然是不一定的。例如，早在商朝建立之前很早的良渚文明时期，就已经呈现出很明显的商业活动特征。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地方发掘的文物，基本上都属于这个地区创造的文化。但良渚文物却非常特殊，在华夏大地的众多遗址中，都发掘出了非常清晰明显属于良渚的玉器。对此考古学界基本上都认同这些文物是属于良渚生产的。这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说明了什么？为什么良渚的玉器会出现在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一个地方的产品出现在另一个地方有多种可能性。例如战争的抢夺，现在大英博物馆里就有很多很遥远其他地方的文物。但这种抢劫方式比较容易解释这种文物出现在另外某一个地方，却很难解释为什么良渚玉器出现在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他总不能被人抢劫了那么多次，这个逻辑上不太说得通。另外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就是良渚人通过正常的外交或商业性质的交往，把良渚玉器当作礼物或商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赠送或交换。因此，良渚很可能在更早的时间就出现了原始的商业活动。因为良渚的玉器属于极为高端的奢侈品，因此这种商业活动可能规模上不是太大。但在商丘，商业交换的对象主要是水牛、粮食等日用生活品，因此它就成为一种大规模进行的社会活动。商业始祖王亥就是在带领族人用水牛等产品去进行交易的途中遇害的。
出土良渚玉器在中华大地上的极为广泛分布
第三，商丘的伊尹是药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医最初并不一定是起源于商丘，最初的中医药相对比较简单，是单一的草药直接贴敷在皮肤上或直接吃掉。但伊尹是首创将多种药材按比例在一起煮成汤药煎服，这样的做法与做成汤食是同源的。这是中医药食同源说法的重要来历之一。
第四，商丘是奠定中华文化的百家争鸣集中之地。
第五，昨天张学勇主席对我所写的系列文章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缺憾，就是只提到应天府，却对其没有充分展开。坦率地说我之前还没有系统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中国有四大书院之说：应天书院（位于商丘）、岳麓书院（位于长沙）、白鹿洞书院（位于九江庐山市）和嵩阳书院（位于郑州登封市）。应天书院的极为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从事教学与研究活动的书院，而且承担了类似中央党校的政府官员培训培养职能。
第六，商丘是火文化的发源之地。
......
总而言之，商丘是殷商文化起源之地，又是虞夏商文化衰落后的集中承继之地。虽起而不盛，却落而不灭。融火商食药于一体，集华夏文武之大成。商丘一直是功成不必在我，夫唯不争，而天下莫与之争。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只有以此来对商丘进行城市定位，才能使其傲立于当今全世界名城之林。
如果要论险，当然是华山。如果要论文化之厚重，当然是泰山。如果要论宗教与武术的汇集，当然是嵩山与武当。如果要论古木参天，奇花异草，风景秀丽，就属衡山。如果要论怪石翠柏，可看恒山。如果要论海拔高度，当然是珠穆朗玛峰。如果要论山峰的怪异，就属张家界 ...... 如果要论全面，那就是黄山。所以，选择什么样的定位，也就选择了自己成为第一甚至唯一的客观和科学的视角。如果弄错了定位，就可能形成最善长拳击的人却要去搞体操，本来可以一拳将对手打倒拿冠军的，却可能连参赛资格都拿不到。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古都归来不看城，商丘归来不看都。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特殊历史文化定位，才能使商丘大成于当今之世。
二、大古都之说
在与杨正博士交流中，他收集整理了中国大古都的如下发展过程。
郑氏“三大”。南宋学者郑樵，写了本纪传体中国通史《通志》，第一次提出“大古都”的概念：认为中国有三大古都，即长安、洛阳、建业（今江苏南京）。
陈氏“四大”。两宋之后，北京异军突起。明中期时学者陈建认为“古今天下大都有四：曰长安，曰洛阳，曰汴，曰燕”（《建都论》）——等于是在郑樵的“三大”里边剔除了南京，添上了开封、北京。
近代膨胀到“五大”“六大”“七大”。梁启超把他们捏在一起凑出个中国五大古都；后曾在浙江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张其昀又把杭州加进了榜单，于是“五大”又变成了“六大”；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殷墟考古的重大进展，历史学家谭其骧建议将安阳列为大古都，于是“六大”摇身一变再成了“七大”。
1983年，在西安成立了一个中国古都学会的组织，开始做古都认证工作。它是由中国国内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化团体中的团体和个人自愿组成的全国性学术组织
“八大”。1988年的时候，中国古都学会正式确认西安、北京、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安阳为中国七大古都；2004年郑州入围，“七大”变“八大”。
“九大”。2010年大同上榜，“八大”变“九大”。
“十大”。2016年成都中选，便有了如今的“中国十大古都”。
因为有这种文化和商业力量的推动，争取大古都头衔的动力越来越强。曾经地方政权割据的城市都进来了。如果郑州、成都、杭州也能算古都，银川、荆州、广州、沈阳、会宁、宁安甚至一些县城等也可以竞选全国十大古都。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边疆民族政权的首都也可以考虑，综合下来就加入了和林、伊犁、拉萨三座城市。和林是古代突厥、回鹘、蒙古三大汗国的首都，影响力足够。伊犁是乌孙、察合台汗国和准噶尔汗国的首都，地位不容小觑。而拉萨市吐蕃国和和硕特汗国的首都，又是蒙藏佛教宗教中心，地位非常之高。
认定古都或大古都当然是有其合理性的，即使从单纯历史学术研究角度也有其价值和意义。对于各地的文旅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对于什么叫大古都也并没有特别严格的标准，前中国古都学会秘书长、史学博士李令福在2011年12月于郑州接受中原新闻网-郑州晚报记者访问时曾谈到过：
“大古都”都是民间认可的身份，经过中国古都学会的认可，然后逐渐被大家所公认。但一个古都城市是不是“大古都”，还是有很多衡量标准的。确定“大古都”的标准并没有具体条款，也没有约定俗成的衡量条件，但据李令福博士个人的看法，一个古都城市要想成为“大古都”至少要符合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这个古都在一段时间内作过全国的政治中心，这是基本条件；第二个条件是这个古都在中国的历史上起过很特殊的作用；第三是这个古都要和现代的城市有某种关联，“大古都”的选址都应有一定的延续性。（参见：中国古都名城网，古都学会李令福：郑州列入“大古都”当之无愧，2011-12-02）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常书红在2019年提出了认定大古都的五个条件：
一是建都历史悠久；
二是都城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优越；
三是我国历史上主流（或主体、主干）王朝或政权的都城；
四是都城建设宏伟，有着相当大的城址规模；
五是在它遗址上或其近旁存在后续城市，且应是国家级或较高级别规格的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相应地，古都文化应具备下列特征：
一是源远流长；
二是具有突出的区位特征；
三是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四是格局宏大；
五是至今仍为中心文化。
可见，古都文化是在历史时期形成，并在与时代新境融通之中不断传承发展的文化，它不仅在当时是支撑王朝与政权得以存在的内在精神支柱，是国都乃至全国繁华兴盛的重要因素，也对古都所在地区当今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参见：常书红（2019）.古都文化的内涵、特征与时代价值，《前线》月刊.2019(7):65-67.）
以此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安阳不具备大古都条件。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的邹逸麟对五大标准进行评论和反驳，其他学者也认为五大标准不具有操作性。复旦大学葛剑雄则进行了定量分析，将安阳与南京、杭州进行了量化对比，得出的结果显示：在综合指数上，安阳虽然低于南京，但是高于杭州。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杭州名列大古都，安阳也当之无愧。
一般公众对郑州是否是古都，实在没有多少印象。同样，郑州入列大古都也引起了争议，甚至比安阳入列争议更大。2011年6月，已经89岁高龄的历史地理学者陈桥驿，在给一位学者的回信中明确写道，“将郑州列入其中，这是我和许多人都不赞成的”。（参见：李可亭.《商丘历史文化十六讲》.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11-01。第二讲 商丘“大古都”梦何时能圆）
由此可见，中国的“大古都”说，我国政府及有关部门没有制定过任何标准，谁也没有进行过评定和审批，只是一种民间或部分学者学术讨论性质的判断，具体说是历史上某些学者，现在是中国古都学会主导的认定。但如果要进行一项认定，首先必须得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明确为什么要进行这个认定？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由此制定可操作性的标准。然后在此标准前提下来进行认定工作。但目前大古都的认定却是在一种没有严格标准的前提下、一种更类似政治投票方式的主观评价，与选美的标准化程度差不多的评定过程。
事实上，各种不同的大古都标准都是心目中已经有某个都城，以此为模样来提取特征。这样一来提出的标准，事实上就是这个城市量身定制的历史文化定位。如果大古都的标准之一是”必须汇集至少三个及以上前朝承继之地“，那整个中华大地可能就只有商丘符合大古都的标准了。
这样来看，对于大古都的争夺不应过度。因为中华文化的最基本脉络是寻求统一。过多地搞大古都的称号这不是闹分裂吗？另外，现在网上很多排名靠前的大古都是经历的朝代数量越多越靠前，这本身意味着经历的社会崩溃过程更多，也不完全是好事情啊。一个朝代都城的历史更长、朝代数量更少、万古长青不是更好吗？同时，当有太多大古都的名号之后，大古都名号的价值自然也就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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