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学术｜百家争鸣：黄河和运河的关系

邹逸麟先生2009年2月1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历史上的黄运关系》一文,把“黄运”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他说黄河与运河好像既是冤家又是亲家,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我在2018年11月10日央视一套《开讲啦》节目上面曾阐述过“河流走向”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发现世界上其他几大文明古国的河流基本都是南北向,只有我们中国的河流是东西向,黑龙江、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皆是。东西向河流平行于纬度,而南北向河流垂直于纬度。平行于纬度的河流更容易使上下游形成一个同质性的社会共同体;垂直于纬度的河流上、中、下游的农业类型则有多样性的差异呈现。由河流的经纬度走向解读中外文明之异同,被认为是那期节目的看点之一。

实际上黄运之间也呈现着这样一种关系。我们东西向的河流在以东西向为轴的时代它成为一种沟通机制,使上下游之间沟通便捷。“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顺流之优势可以尽情享受。大致在隋唐以前,我们中华文明实际上以东西轴心为主,以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构成东西两大主轴。但是唐宋间经济重心南移以后,逐渐演变成南北轴心。政治重心在北方,经济重心在南方,可以说该格局一直延续至今。形成南北格局以后,我们的大江大河就由原来的沟通机制变成了隔绝机制,成了一个需要应对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感受到中国由东西轴心变为南北轴心的统治者是隋炀帝。他要修大运河主要是为解决南北间的沟通与交流问题。黄河、淮河、长江等东西走向的自然江河越多,意味着南北隔绝机制越多。在传统时代陆地运输成本很高,要想南北沟通,漕运是代价最低的,于是便有了修建南北运河的诉求。相对于我们前面讲的那些自然河流,这是一条人工河。自然江河沟通东西,人工运河连接南北,彼此形成了“十”字交叉。江河治理过去主要为了防灾,运河管护某种程度上则是为了保证供给。一个是民众层面,一个是帝国层面的。北京或者过去的洛阳、长安能不能有充足、有效的粮食供给,和运河贯通与否有很大关系。黄河、长江是否安流关乎沿岸百姓的生命财产生计安全。这就是邹先生提到的“为什么黄河和运河始终都是中央工程”。运河工程关系到经济文化中心的供给能否有效保障。江河不通,老百姓就要遭灾。

可一旦形成水系交叉,两者之间必然会产生作用与影响。钱穆先生大概是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之一,他讲到运河横穿几条江河的下游造成了水系紊乱。无论是自然河流还是人工河流都有各自基于自然和环境因素的溃、决、壅、滥诸问题,而水系交叉又平添了江河排水不畅、运河泥沙壅塞等新问题。我看到好多材料提到,每年国家和地方都要花费很大力气,发配很多民工去清除黄河和运河的泥沙。尤其在洪水季节,这种紊乱或不畅很容易造成水位抬高,形成灾害。这可能是我们讲的“黄运灾害”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源于自然,另一方面来自人工。有时候可以动用人力物力尽量保证河、运各自畅通,但有时在自然力面前人类的力量还是十分渺小的。我们能够解决漕运问题、经济问题,但由此带来的生态问题、灾害问题依然需要正视。

自然河流东西走向和人工河流南北走向的十字交叉是我今天所谈黄运关系的要点之一。现在运河申遗成功,运河已经成为一个热词,我们在研究运河这样一个文化符号的时候,除了考虑它给社会、经济、文化带来的一些遗产、资本,也应考虑到人工河和自然河的这些义项,将来或能更加科学、巧妙地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本文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樊志民教授在复旦大学作的学术报告“黄河与中华农业文明”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