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研究丨推进黄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黄河流域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有着天然联系，黄河流域不仅完全具备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七种自然要素，而且“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一提法较早出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当前依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既有水资源短缺和生态脆弱等客观原因，也存在高质量发展不充分、民生发展不足等人为短板，还有治田、治草和治沙各自为战等体制机制障碍。黄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应与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一）坚持“四水四定”，以“水”作为统筹系统治理的核心
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是水资源短缺，最大的问题是生态脆弱。“水”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要素，“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农业等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环境修复面临“争水”矛盾。沿黄地区农业用水处于下降趋势，但是用水总量依然较高。2023年黄河流域农业取水量为253.5亿立方米，占全部取水量的64.6%。银川平原和河套平原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农业灌溉主要来自黄河水，而高原地区农牧业灌溉则来自地下水。北方地区防沙治沙需要一定的生态用水，一方面用于维持河流与湖泊的生态基流，另一方面，生态修复工程建设也消耗水资源。在水资源量有限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过度用水最终都将减少生态用水，导致湖泊湿地干涸与天然植被萎缩，加剧荒漠化。
应统筹协调农牧业、工矿业和生态用水机制。首先，在前期充分调研摸底的基础上，以水资源为刚性约束，作好“以水定产”和“以水定绿”顶层设计。其次，灌区农业应采取节水技术，采用耐旱作物品种，减少灌溉用水量。灌区以外农业以旱作为主，在以地下水为水源的地区严密监控地下水位，避免出现新的地下水漏斗。提高矿区矿井水综合利用水平。再次，生态修复工程要选用适合干旱半干旱气候的植物品种，减少灌溉需求，提高生态修复工程的用水效率。在400毫米降水线以西，草灌木比乔木更适合干旱气候。
（二）坚持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有机结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应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实行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治理。顺应自然、尊重规律，从过度干预、过度利用向自然修复、休养生息转变，改变黄河流域生态脆弱现状。
我国在重点生态保护地区实行重点修复工程，这对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善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也要看到人工修复往往投资大、修复面积小、工程时间短，即使在局部取得了较好的生态效益，也难以大面积推广。黄河流域地域辽阔，生态功能区面积较大。因此，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需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能力，在生态功能区减少过度干预和过度利用，合理开展人为活动；应在生态脆弱区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增加天然植被，提高植被盖度；在风力侵蚀地区减少垦殖活动，减少地下水灌溉，保持地下水生态水位，满足生态系统自然修复的基本水资源需求；矿山开采遵循“谁开采、谁修复”原则，由企业承担生态环境修复成本，避免企业盲目追求短期利益而不计生态环境后果，实现矿业可持续开采和可持续修复。
（三）统筹治田和治沙，避免出现各自为战
黄河中上游流域既是生态脆弱区，也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必须保证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协调一致，避免“治田的只管治田、治沙的只管治沙”的条块政策冲突。银川平原、河套平原和汾渭平原等平原地带应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做强商品粮基地，而在黄土高原水蚀区和风蚀区，应优先保障生态安全。在黄河灌区外，由于降水不足，农业灌溉必然开采地下水，引起地下水位下降，从而引发较大面积的土地沙化。因此，黄土高原水蚀和风蚀区不宜追求粮食等农作物产量，防止出现一边治沙、一边沙化，治沙少、产沙多。
根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加强中游水土保持要统筹水土保持与高效旱作农业发展，“合理开展人工种草，在条件适宜地区建设人工饲草料基地”。首先，要注意人工种草和人工饲草料基地建设的生态环境影响。人工种草和人工饲草料基地是以草和饲料为对象的农业生产活动，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必然要求灌溉，某种程度上会挤占生态用水。其次，要把握“合理”与“条件适宜”的适应范围。人工种草和人工饲草料基地不能遍地开花，不能加剧风蚀程度和水资源短缺状况。要根据当地的风蚀情况和水资源支撑能力，掌握好“合理”和“条件适宜”的度。
（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提升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能力
除自然因素外，人类的过度干预和过度利用是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人们从过度利用行为中获得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但是破坏了生态环境，从长远的、整体的角度看得不偿失、弊大于利。因此，要从根本上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必须从改变人的行为入手。
第一，要让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并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政府的作用是通过重点项目进行局部治理，而系统治理必须依赖广大人民群众。
第二，要让群众从生态环境保护当中获得收益，将生态保护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应积极探索总结群众参与度高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案例和经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第三，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绿色生产力。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壮大绿色农牧业，提高农牧业和工业产品附加值。在黄河干支流水源涵养地，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发展有机农牧业，以农牧产品的质量取胜，通过国家地理标志等标识打造地方公共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在草原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牧家乐、生态休闲、亲子体验、观光游学和影视旅游等产业，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
李玉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