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的脚步

在互联网引领的信息时代，地球成了一个村庄，一个社区。全球的智慧融贯于一体，坐在家里，守在办公桌前可以获取全球的资讯，可以做全球的生意，美国人可以用它点击发射器指挥无人机把炸弹丢进贫民窟、大使馆。正是这样无所不能、无所不及，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可怕的时代”。“微信微信，只看别信”的心理概念。就李国桢这样一位老一辈陶瓷科学家，不少陶瓷专家、陶瓷学者、热心于陶瓷理论、陶瓷科技、陶瓷工艺的教授、大师，陶瓷文化人，甚至还有那么几个自封的大师、自荐的鉴宝人，时不时地会拿李国桢的研究成果佐证、论证、考证、旁证、反证。有些人可能就没有见过李国桢，有的人根本就不了解李国桢。看到网上的一些文章会让你感到可笑。其中有几篇文章讲及李国桢，说他“早年留学美国”，“国外深造”，“能讲多国语言”，“翻译国外名著”等等。根据李国桢档案记载和本人所掌握的一些情况，可以说前两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后两种说法还算靠谱，但也有一定的水分。

出国留学应该是李国桢的一种曾经的想法。他在“西北联大”即将毕业的那两年，已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青年学子出国深造并不限制，只是因战争创伤，财力空虚，经济上一般不予支持。1944年李国桢毕业前夕，有几位好友相继去欧洲、赴英国深造，然而从这年的4月份开始，日军发动河南战役，河南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与家中书信联系中断，在此前的通信中已得知爱妻将于上半年临盆，家中大哥被害，父亲失业，煤窑已经停产，家庭经济日渐拮据，出国愿望就此破灭。到重庆后在国民政府机关工作，期间不少刚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出国深造。他曾有所动心，赖其芳老师一席话让他放弃“梦想”。抗日战争爆发，不少在国外留学的年轻人都放弃学业回祖国参加抗战，东南亚华侨组织的抗战救护队中基本上全部是在校学生。国破家亡之时出国深造，有背民族伦理……李国桢从此潜心笃学，立志知识报国。

《道德经》把有无的关系表述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哲学意义上让我们辩证的看问题，让人们认识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从实践的层面说，也正是因李国桢没能出国深造，才有了他以后如饥似渴的自学、始终如一的笃学慎思习惯，才有了他深厚的学养和无人可比的陶瓷奇才。

人生的成功是不懈努力与机缘相遇的综合结果，李国桢外语水平的提高也得益他恰恰在中学和大学学习阶段有一个好的外语环境。他的中学阶段所在的开封私立济汴中学，是一所由美国浸理会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学校内聘用两名西方教师，英语教学水平很高，而且订有英文报刊。李国桢对外语有着特殊的敏感和渴求，中学期间的英语成绩一直很好。到“西北联大”以后，他更是如鱼得水。当时，“西北联大”聚集了一大批全国一流的教授和教育学家。这些专家教授绝大部分都有西方留学背景，外语水平很高。联大的5位常委，徐诵明留日，李蒸、李书田留美，李剑翛留英，胡庶华留德，李国桢在校四年中，文理及法商学院的12个系中，所聘的赵学海、刘鸿渐、姜琦、杜光埙、高文源、卢峻、于赓虞、曹国卿、杜元载、萧一山、汪奠基、罗章龙、黄文弼、周传儒等14名教授中，12名是海归才俊，物理化学系的知名教授张贻惠、蔡钟瀛、杨立奎、虞宏正、张贻侗、郭一清、刘拓等基本是自编英语教材，全部用英语教学，不少教授平时的沟通习惯用外语，教授与比较熟悉的学生交流也常用英语、俄语、德语，学生之间自然形成外语交流的习惯。这样的语言环境，外语水平不长进都不行，何况李国桢对外语又有独钟之情。到重庆工业试验所上班后，资料室有几份外语刊物，也有不少外语资料和工具书，赖其芳见他经常阅读外文书刊，两人交流一些牵涉西方业务技术理论时也有意使用英语，这不仅使二人的关系更融洽，又增添不少学习兴趣。外敌入侵的混乱年代，至交难遇，他却遇到如此语言投机、学术默契的领导，李国桢感到三生有幸，不胜欣慰。

回到上海以后，李国桢的外语能力得到有效的发挥。接收日伪财产，与外方人员谈判、沟通、交流，日语、英语都需要。登记财产设备物资，不少地方使用英语，善于学习思考的李国桢，每次应差都做得让顾毓泉、顾毓珍、赖其芳所长满意，派他的各种公差一概放心。在与他有交往的人士和同事中很少有人怀疑他没有出国深造过。上海解放后，工业试验所人员全体“留用”，当时的60多位科技人员中大部分是海归派，李国桢作为一名助理工程师，又能应付日常工作中的外语外文业务，这对文化水平多数都不太高的中共领导层，无疑把李国桢划入海归派行列，这也可能是李国桢被误认为“曾出国深造”的历史原因，也可以理解为李国桢一生中始终重视外语学习的压力动力之所在。

学习之于每个人，皆是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学习的结果往往各有各的不同。有的人读小学读大学，书读了不少，学富五车，但有识无德。这类人注定不会创造辉煌的人生。有的人念中文、学外文，取学士、攻博士，但其有知无能，死读书、读死书，学而无习，有学无悟。这种人不可能学而有用，亦不可能为社会做出太大贡献。而有的人热爱读书，善于学习，学而有思，学而有悟，通过读书看到差距，通过学习开阔眼界，认清方向，使人生有方向，有力量，更有成就。李国桢可能就属于最后这一类。

1953年李国桢第一次受命赴景德镇恢复历史名瓷，他与轻工业部派驻的蔡德春、郑乃衡到景德镇后看到公私合营后的陶瓷生产处于混乱状态之中。郑乃衡曾在景德镇学习工作过，受其影响极大。而李国桢、蔡德春共同感受到的是千年瓷都的封闭、保守，新上任的市委书记赵渊就恢复陶瓷生产问计于三位专家，来自于美术学院的蔡德春建议，提高陶瓷工人文化素质，大力发展陶瓷教育。李国桢则提出既要抓好传统制瓷技术的总结，又要组织专业人员加强对西方陶瓷的研究。这可能是赵渊决定创办景德镇陶瓷学院和陶瓷研究所的最初动因。

1954年下半年，李国桢被任命为轻工业部陶瓷处工程师后，带队到景德镇组织落实“中德”“中阿”技术合作任务，从上海出发前他到福州路文化街上的国际书店上海分店（上海外文书店的前身）购买了十几本介绍苏联、德国、意大利等国历史、文化、工业、技术等方面的书刊，还特意买了几本陶瓷方面的书籍和外文资料。聂怀德是醴陵窑场成长起来的八级技工，一切技术全靠师傅教、自己学，他扛着一包书跟随李国桢到景德镇，一路累得腰痛胳膊酸，不好意思的问：李老师，你带这么多书给谁看？在他的心目中，陶瓷工人是不看书的。李国桢答道：这算是给他们研究所送的礼。只要他们能看这些书，咱们的任务就好完成。据杨耀生介绍，李国桢带到景德镇这一包书是研究所资料室第一批参考书。直到“文革”批判“封、资、修”时，有几本外文书还被列为大毒草受到批判。

中国作为陶瓷之国，陶瓷文化曾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制瓷技术引领世界一千多年。张锡秋当年被派往苏联攻读硅酸盐专业，学习现代陶瓷技术，他的导师不无嘲讽的说：世界的瓷艺高地在中国，你怎么跑到苏联来学习陶瓷。张锡秋在与老师通信中述及这个问题，李国桢回信表明：任何先进的东西都有时代局限性，都是暂时的，而且先进的东西往往是某个层面的、某种意义上的。中国古代陶瓷尤其明清时期陶瓷，主要是传统工艺精致，文化内涵丰富，手工制作先进。从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去考量，我们就落后了，西方的机械化、标准化、现代化生产方式我们必须学习。正是受此启发，在李国桢与赵渊书记的一次私下交流时，提出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应引入现代理念，建议市主要领导应带头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学习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陶瓷生产方式。

赵渊，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的市委书记，能使千疮百孔、破败凋零的瓷都景德镇在几年之内恢复生机、走出困境、创出辉煌，被景德镇人奉之为“现代景德镇之父”，能有如此口碑和政声，应该得益于他的见贤思齐，纳谏如流。1955年9月下旬，在完成陶瓷实验研究所组建、陶瓷美术技艺学校（陶瓷学院前身）建校呈报任务之后，赵渊带领景德镇解放后第一个陶瓷访问团赴捷克斯洛伐克考察学习。参观装饰砖厂、日用陶瓷厂、高岭土处理厂。尤其在参观了陶瓷博览会和布拉格的工业展览馆后，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是世界第七大工业国的现代化景象让赵渊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回国后迅速掀起了景德镇传统陶瓷产业的第一次革命，催生了引领全国陶瓷产业半个世纪的景德镇十大瓷厂。

“纸上得来终觉浅”，李国桢对世界的了解有师长的传授，同事同仁的传递，多数还是来自书报刊物的阅读学习，虽然知识面很宽泛，却缺乏感性认识直观了解。他非常希望能走出国门亲眼看看外面的世界，开启国际视野，实现认知跨越。

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1957年是一个很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在以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从1957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建设时期。这一年对李国桢来说也有极其特殊的意义：他第一次走出国门。

1957年4月下旬，李国桢随轻工业部访问团赴苏联和民主德国参观考察。两年前田司长跟随部长助理李仁凤赴景德镇指导研制国家用瓷，他和李仁凤助理第一次直接参与陶瓷研制，接受任务后忧心忡忡，加之周仁所长也是挂个虚名，两位领导更是底气不足。到景德镇接触到李国桢后，没多长时间顾虑全然冰释。李国桢陶瓷方面的卓识和对工作的负责态度认真程度都完全出乎二位领导想象的满意，最后出色完成任务，受到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表扬奖励。在这次任务将要结束时，李国桢委婉的向田司长提出有机会出国参观学习开阔视野的愿望，田锡富给李仁凤助理建议，要给这样的人才创造学习提高的机会。李仁凤助理对这个意见极为重视，在他的亲自安排下，促成了这次苏德之行。

年初田司长向他通报了将要去苏德考察的消息后，李国桢“恶补”俄语、德语的同时，翻阅多部苏联、民主德国有关玻璃、陶瓷等硅酸盐学科方面的著作及资料。在三个多月的考察访问活动中，由于李国桢有一定的俄语、德语基础，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陶瓷文化及科技理论，在参观学习和与外方交流中灵活主动措置裕如。整个考察活动紧张有序，张弛有度，轻松愉快，宾主满意，成为轻工部组团出国考察的成功范例。

 李国桢的开放意识和世界眼光注定了他盼望走出去的心态，然而走出去又何其艰难。

（未完待续）  编辑：赵帅浩

--摘自萧根胜报告文学《国瓷之光-李国桢传》第十五章

作者简介：

    肖根胜，笔名萧根胜、清风，河南省郏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平顶山市作协副主席，郏县慈善协会会长。写作出版有《舞钢五千年》《青海长云》《国瓷之光—李国桢传》及数十篇中短篇报告文学及散文作品。长篇纪实文学《青海长云》曾荣获河南省委五个一工程奖，其他作品曾获得各类报告文学奖及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