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海默：战争与国际政治的本质

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研究领域包括进攻现实主义、大国竞争和国际安全等。

来源：John J. Mearsheimer,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p.7–36.

导读

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整理自米尔斯海默2023年11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及其近期的相关研究成果。米尔斯海默在这篇文章里重申了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并对当前西方学术界占主导的自由主义思维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在大国安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自由主义的解释力不足，国际关系应当重新思考大国政治的基本原理。为此，他对战争与国际政治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基于克劳塞维茨的观点，米尔斯海默指出战争其本质是一种政治行为，由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没有更高一层权威对其加以限制，因此战争在国际政治中永远存在。由于大国面临生存危险，当战略利益与经济、道德和法律相矛盾时，政治因素往往压倒一切，国家因而诉诸战争。尽管在核时代，战争的破坏性让大国间全面战争不太可能发生，但是爆发有限战争和机会主义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米尔斯海默还警告了战争升级的风险，意识形态、军队偏好和战争本身都可能导致大国冲突升级，因此战争必须要由理解其危险的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加以控制。

引言

世界正在见证大国政治的回归，大国政治在美国的单极时刻（1991-2017年）曾被排除在外。当世界只有一个大国时，大国间的安全竞争或战争不可能发生。然而，在当前的多极化世界中，大国战争再次成为可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安全竞争正在加剧。研究大国政治基本原理的时机已经成熟。

米尔斯海默认为当前许多政策制定者以及国际政治学者成长于美国单极化时期，并没有深入思考大国政治。而当前主导国际政治思考的自由主义理论要么忽视，要么误解了大国关系中“战争”这一变量。在美国单极化初期，甚至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战争即将被扔进“历史垃圾箱”。弗朗西斯·福山就认为，随着冷战中自由主义战胜共产主义，世界已经走到“历史的终结”，大国战争不再成为困扰。其他学者则认为战争不再具有成本效益，或者由于人类道德的进步，国家间战争正走向终结。简言之，在美国单极体系时期占据主导的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今天仍具影响力，但已不足以理解当前国际体系。

米尔斯海默希望通过该文来诠释大国政治的现实，以纠正当前对于大国政治理解的不足。他将研究焦距于国际政治与战争，尤其是大国间战争的关系，理解军事因素和战争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他指出，战争与大国政治的关系，在目前学术研究中存在不足。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其研究对政治的基本性质及其与战争的关系只字未提。许多学者则关注了国内政治因素，如利益集团、意识形态和社会阶层如何影响大国战争和国际政治。但这些研究并未直接关注政治概念及其本质。因此，米尔斯海默试图解释政治如何与战争联系起来，政治与战争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国家发起和实施军事冲突的方式。具体而言，该文研究了国家如何决定何时发动战争以及政治和军事考量如何相互作用以促进战争的升级。

米尔斯海默提出了三个观点。首先，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个竞争性事业（competitive enterprise），有可能变得致命。这一基本事实意味着，由于国际体系没有更高权威保护国家免受彼此的伤害，战争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鉴于战争是一项残酷而暴力的事业，尤其是它可能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因而战争是国际政治的主导特征，并塑造了政策制定者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各国如何开展互动。其次，由于生存是大国的关注重点，法律或道德难以限制大国何时发动战争。大国在一个战争永存的世界中运作，如果其生存受到威胁，大国没有可以求助的守夜人。因此，如果大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加强本国安全，他们就会倾向于在自助世界里选择战争行为，即使这样做违反了国际法或国际正义。最后，有限战争有升级为全面战争的趋势。一部分人认为，鉴于战争的政治性以及对其破坏性的恐惧，政治领导人能够防止不必要的升级。米尔斯海默认为，这有时正确，但并非总是如此。他认为，政治的好斗本质会周期性地将暴力推向极致而非限制它。此外，军事指挥官的倾向（不喜欢有限战争以及政客干涉其如何开展战争）和支撑战争的动力，使得政治领导人难以牢牢掌控战争的规模。在核时代，必须确保如果爆发大国战争，这场战争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并且尽快结束。

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

想要理解战争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必须理解政治的本质。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换言之，当国家发动战争时，尽管军事逻辑很重要，但政治逻辑占主导地位。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政治是目标，战争是达成目标的手段。”米尔斯海默指出，政治是一项竞争激烈且充满暴力的事业，个人、群体和国家之间总是存在分歧。如果不同主体间的分歧涉及到首要原则，包括道德问题或生活方式等，其相互间矛盾的信仰体系和利益矛盾，将造成无法解决的冲突。许多人认为，理性可以引导人们以及国家相互妥协并达成协议，或者至少管理其分歧。但是米尔斯海默指出，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但并非总是如此。有时理性会引导人们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他认为，本质上，政治在对关键问题的激烈争论中取得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在争论中获胜非常重要。米尔斯海默因而将政治比喻为一项“接触性运动”（如足球、橄榄球和拳击等），即政治不仅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而且不能保证胜负具有永久性。

1.国家内部的政治

有时，政治分歧可能会导致对立双方互相伤害乃至相互残杀，这种潜在的政治暴力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中的个体间需要国家。国家实质上是具有强制力的政治秩序，旨在让人们保持一致，这也解释了宽容的重要性。垄断暴力的上级权威可以防止人们因差异而互相伤害或杀戮，从本质上讲，人们需要部分人或机构负责组织和管理日常生活，以确保成员不会危机其他成员的生存。因此，米尔斯海默强调不应低估政治中的激情和敌意。

同时，暴力风险不需要特别高，也会让人们不断担心其危险。换言之，即使某人成为政治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性很小，他也会对其生存深感担忧。在国家内部，暴力威胁大大减少，合作和妥协普遍存在，国内政治因而主要关注于统治机构的控制权以及法律和规则的制定权。因此，国家内部几乎总是存在激烈竞争，以决定谁控制其政治机构。个人或派系拥有的资源越多，就越有可能控制或影响统治机构的行动。

2.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政治

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同样是“接触性运动”，但其表现方式与国内政治不同。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如果国家面临他国威胁或攻击，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为其提供秩序和保护。正如华尔兹所说，国际体系的架构是无政府主义而非等级制的，这意味着国家在一个战争可能性永存的世界里运作，在危险时没有更高权威可以求助。其次，战争是具有破坏性和危险性的事业，其可怕性决定了大国关系的激烈程度。战争让国家领导人感到警觉，不仅是战争具有破坏性，还有对其所在国生存的威胁。换言之，对手可能是，甚至迟早是本国的生存威胁。这是因为权力平衡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他国意图则难以辨识。历史经验表明，今日盟友很快会成为明日之敌。

米尔斯海默强调，政治是持续竞争且激烈的，这意味着冲突甚至杀戮的可能性已经融入了政治中。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政治争端总是可能演变为战争，这种危险导致大国之间反复进行安全竞争，其首要目标是确保自身生存。换言之，即使在和平时期，各国也必须为战争做准备，并由此导致“安全困境”和安全竞争的出现。这并不是说大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但大国会不断与潜在竞争对手争夺权力，而战争的可能性则潜伏其中。这种争夺利益的斗争解释了为什么战争现在、过去和将来都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特征。

3.对合作与生存问题的辨析

米尔斯海默对国际政治竞争性质以及该现象如何使战争成为各国重大关切的论点进行了进一步辨析。

首先，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之间并非从不合作，而是当它们利益相似且合作不会损害其安全时才能够达成。对此，他举了美苏在冷战时期遏制核扩散以及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的案例。此外，国家在面对特别危险的对手时也会结成军事联盟，就如美苏在二战时的行为。竞争对手也可以通过外交解决分歧，或者防止危机导致双方爆发战争，如同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及1973年阿以冲突一样。但是，米尔斯海默强调，这种合作总是在安全竞争的阴影下进行，因为战争的可能性永远存在。

其次，米尔斯海默认为，由于工业化和民族主义使得现代战争更加致命，事实上当前大国战争不太可能发生。一方面，民族主义使得国家能够生产愿意长期战斗的庞大军队，还导致社会层面对另一方充满敌意甚至仇恨。另一方面，工业化允许国家生产大量致命武器，以及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由此爆发冲突的代价极高，因而战争的可能性也较低，拥有核武库的敌对大国之间不尤其可能发生战争。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无论哪一方先发制人，都可能导致相互保证毁灭的结果。但是即便如此，敌对大国也有可能相互进行常规战争或以优先使用核武器以获得讨价还价的优势。简言之，战争在现代世界仍然有较大可能性。

再次，大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始终明晰战争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国家领导人需要确保本国在一个自助体系中生存，因而决策者需要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负起应对之责。此外，战争的可能性影响着公众，也影响该国外交政策界。

最后，对生存的定义决定了各国对于大国战争的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米尔斯海默认为，仅仅将国家不被摧毁的结果作为生存的定义过于狭隘，因而提出了自己的定义。生存意味着一个国家保有其物质基础和决定自身政治命运的能力，包括管理其国内和外交政策。国家的物质基础包括其所有领土、人口以及境内资源。为了在国内外实施其政策，国家必须控制其国内机构，尤其是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该定义反映了国家如何思考和行动，即大国随时准备好进行竞争，而不仅仅是避免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大国通过竞争来确保本国不会因竞争对手而失去任何领土，并维护其政治自主权。

米尔斯海默在此基础上批判了西方对大国战争威胁以及生存等概念对决策者影响的忽视。他指出，持此观点的人，多成长于美国单极时期，没有经历大国安全竞争，使得西方国家民众认为经济繁荣而非生存是国家的主要目标。

同时，相比于体系其他大国，美国也更容易忽视或淡化对生存的担忧。这是因为美国在地缘上是有史以来最安全的大国——西半球没有国家能对其构成严重军事威胁，辽阔的海洋将美国本土与其他欧亚大国相隔。而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长期以来处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使许多欧洲人同样持此观点。

道德、战略利益与战争的关系

米尔斯海默认为，政治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表明，基于法律和道德对战争加以限制无法实现。部分西方人认为，国家领导人在考虑是否攻击另一国时，应以国际法或正义战争理论进为指导，以限制国家发动战争。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自由主义观点是不实际的。

根据国际法和正义战争理论，国家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可以发动战争。第一，如果一国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将受对手攻击，以此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第二，如果一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许可攻击他国；第三，如果一国为防止大规模屠杀和种族灭绝而对他国进行干涉。从国际法和正义战争理论来看，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和机会主义战争（wars of opportunity）都是被禁止的。前者旨在避免国际权力平衡出现不利于本国的变化，后者旨在抓住获得更多权利或增强其安全的机会。米尔斯海默认为此类观点本质上拒绝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观点，在他看来，战争是国家的工具，因此预防性战争和机会主义战争必然存在。国际法和正义战争理论的支持者，其目的是使国际政治服从于法律或道德秩序，然而世界并非如此。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国家，由于各国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自身，如果国家认为预防性战争和机会主义战争符合其战略利益，它们就会发动此类战争。尽管国家需要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帮助其实现有效互动，但大国制定规则是为了自身利益，如果大国认为遵守这些规则与其切身利益相悖，它们就会无视规则，因此规则并不能对战争行为进行有意义的制约。

1.对正义战争理论的批判

米尔斯海默对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一书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以此论证限制预防性战争和机会主义战争的努力注定失败。沃尔泽认为，战争是一种犯罪，他希望对国家何时发动战争以及发动战争的方式进行限制。然而，沃尔泽承认，当国家处于“国家灾难边缘”时，可以无视规则，并做出必要之事以求生存，换言之国家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可以按照现实主义行事。米尔斯海默认为，面临生存威胁的国家没有必要在其处于毁灭边缘时，才按照现实主义行事。相反，国家会在竞争对手成为致命威胁前对其进行限制。

这种逻辑促使各国从一开始就按照现实主义行事，而忽视正义战争理论的观点。本质上，生存的必要性和他国意图的难以辨别，使得各国别无选择，只能根据时机寻求预防性战争和机会主义战争。事实上，如果一个国家严格遵守国际法或正义战争理论，该国迟早会使其生存处于危险之中。在一个由大国政治塑造的世界里，现实主义逻辑最能解释国家何时发动战争，而非国际法或正义战争理论。

2.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米尔斯海默认为，尽管限制国家发动战争不切实际，但国家间关系并不是“道德真空”的。首先，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会同时考量道德和现实主义原则。当二者指向相同，开展相应政策则几乎没有分歧；当不存在战略考量时，追求道德正确的政策相对容易；当道德和战略考量相矛盾时，战略逻辑几乎总是占据上风。因此，当道德和战略逻辑同步时，外交政策精英会在声明中强调战争的道德理由，即使战略考量更加重要。当道德和战略相矛盾时，国家领导人将根据战略利益行事，并努力使用修辞掩盖其不道德行为。其次，当道德与战略相冲突，国家将战略置于道德之上。米尔斯海默强调，国家有时会以极不公正的方式行事。尽管为加强国家安全而不择手段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国家为了生存往往难以避免这种行为。

3.是否需要彻底消灭对手？

米尔斯海默进一步指出，尽管战略考量优先于道德考量，但一劳永逸地消除任何潜在威胁——即与敌对大国开展灭亡战争不仅不道德，在战略上也不必要，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他指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求的生存，只需要一国比体系内其他国家强大的多。因此，国家会寻求地区霸权，并试图达成成为单极世界唯一一极的理想状态。因此，一旦其对手被踢出大国行列，主导国家就没有理由将其抹除。此外，彻底消灭他国并不明智。一方面，彻底消灭他国可能断送其成为帮助本国平衡其他威胁盟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彻底消灭的策略难以执行，而且代价高昂，还可能引发其他国家对该行为的激烈反对，使得该国难以获取盟友。因此，米尔斯海默认为，彻底消灭他国的策略在战略上短视，在道德上错误。

政治与军事因素如何导致战争升级

政治和军事的相互作用会影响战争的进行，其中的关键是战争的升级问题。米尔斯海默认为，一方面，大国之间的有限战争往往会升级为全面战争，以期赢得决定性胜利。另一方面，鉴于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政治领导人往往被认为可以轻松管理战争的升级。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势能使领导人难以，有时甚至不可能控制升级并保持有限战争。换言之，战争有可能以与政策制定者偏好相悖的方式实现升级。

战争升级的背后驱动力之一是政治中不可或缺的激情和敌意。军队对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偏好，以及对领导人控制战争升级的憎恨，都削弱了政治因素对战争进程的控制。米尔斯海默认为，军事因素可能颠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论断，导致有限冲突以各种方式出现升级。由于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战争升级在核时代是一个特别危险的现象。

1. 政治激情导致升级

鉴于战争本质是一场政治斗争，而政治中不可或缺的激情和敌意在战时始终存在，并很容易转化为对敌人的仇恨，从而将双方推向全面战争的升级螺旋。此外，为了激励民众战斗，领导人往往有动力将其对手描绘成魔鬼的化身。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即因为战争是政治行为，所以它必须受到政治控制，但政治有时却在限制战争时面临各种困难。

米尔斯海默强调了意识形态对战争升级的推动力量。民族主义是最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推动国家走向全面战争。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也讨论了该问题，并认为政治领导人在战争时掌权的必要性，以在需要时限制战争的规模。民族主义会自然地促使民众区分本国和他国，塑造他者是民族主义的核心。这种例外主义意识形态也会培养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导致民族国家之间产生敌对关系。当民族国家相互开战时，民族主义通常会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认为他国不仅低人一等，而且危险，必须严厉或残酷对待他国。在此情况下，对“他者”的仇恨产生了彻底消灭威胁的强大势能，不利于对战争进行限制。除了民族主义，其他政治意识形态也会推动国家间战争升级，就像法西斯德国与共产主义苏联发生冲突，以及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宗教战争一样。撇开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一些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则有一种十字军冲动，使其追求在世界上消除邪恶的政策，并寻求对其的决定性胜利。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导致全面战争。随着过去两个世纪里战争的破坏性越来越大，国家在冲突时期惩罚对手平民的能力也会点燃意识形态激情，从而阻碍政治家保持有限战争烈度的努力。

2. 军队偏好导致升级

大国战争升级也受到军队对有限战争的厌恶以及反对民众干预的立场影响。一旦战争爆发，军方就会将军事考量置于政治考量智商，这使得政治领导人难以对战争加以限制。

军队喜欢决定性胜利。在军队看来，战争具有致命性，不仅涉及国家安全，还涉及军人生命。因此，军方认为有限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应尽一切努力迅速果断地击败敌人。军方往往还会认为，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政治领导人没有能力管理像战争这样的复杂工作。因此，一旦国家开战，军队往往倾向于将政治和军事战略分开，使得军队在没有民众干预的情况进行战争。文官控制军队尽管是各国的普遍规则，但是军队在战时对决策通常具有重大影响力，因此军队对有限战争和民众干预的立场，会影响国家如何开展战争。

3. 战争本身导致升级

战争本身的动态也会推动国家升级战争，并受到四个逻辑推动。第一，如果一国发动有限战争并获胜，那么该国的部分领导人会认为，如果该国扩大冲突，可以取得更大成功。换言之，有限战争的成功可能激起进攻国的胃口，这种现象也被称为“胜利病”，在意识形态狂热的国家更为明显。第二，即使有限战争没有成功，依然可能升级。军队可能辩称如果允许其升级冲突，就能够取得成功。政治领导人由于担忧输掉战争的负面影响，可能会相信这种观点。第三，当国家卷入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战争时，其政治和军事领导都倾向于攻击对方平民来升级冲突。对这三个逻辑，米尔斯海默总结道，如果赢了，就去争取更多；如果输了，就加倍下注；如果面临持久战，请以平民为目标。第四，国家有时候也会面临无意中升级的危险。具体而言，进攻国决策者要么没有意识到目标国将其行动视为高度威胁，要么夸大了对面优先行动的威胁，导致陷入战争升级的螺旋上升之中。由于国家无法确定他国意图，当双方都试图欺骗对方时，无意中升级的危险就更大。

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战争往往会出现战争升级的风险，有时是以与政策制定者偏好相悖的方式实现升级。鉴于现代战争尤其是核武器的破坏性，政治领导人必须认真了解并控制战争升级的可能。换言之，战争必须由了解其危险的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控制。

结论

米尔斯海默认为，必须要了解政治的本质及其与战争的密切联系。冲突是政治的特有现象，政治争端有可能变得致命。在国际政治中，这意味着战争长期存在，使国家生存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可能性导致大国相互恐惧并争夺权力。在这样的世界里，预防性战争和机会主义战争永远无法限制，战争升级的威胁也永远存在。当政治考量与经济、法律和道德相冲突时，政治总会压倒其他。

词汇积累

security competition

安全竞争 

security dilemma

安全困境

 end of history

历史的终结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

相互保证毁灭

preventive war

预防性战争

wars of opportunity

机会主义战争

译者：秦子宁，国政学人编译员，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中美竞争和国际秩序、国际基础设施安全研究。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康桥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