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泽平宏观团队
中国在2025年新一轮降息后，国有行活期存款降至0.05%，一年期定存挂牌利率首次跌破“1字头”，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1.7%左右。利率不断下探，有哪些影响？如何资产配置？本文一探究竟。
摘要
当理论遇到现实挑战：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对时间和风险的补偿。代表性的理论如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可贷资金利率、IS-LM模型、马克思生产力利息论等。但近40年来主要经济体利率走低，出现零利率、负利率等极端现象，对传统理论构成挑战，主要解释包括技术进步放缓、人口老龄化、全球储蓄过剩、低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宽松等。
微观上，利率取决于投资回报和货币持有及借贷的成本。当投资回报率高于持有货币的成本及融资成本时，资金追逐收益，利率上行。反之，货币下行甚至退出流通渠道，陷入“流动性陷阱”，即使零利率、负利率也失效。
宏观上，经济潜在增长率决定投资回报率，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影响货币持有成本及借贷成本。主要经济体康波周期低谷期，人口少子化老龄化严峻，经济潜在增长率放缓，决定利率下行的方向和趋势。对宽松政策的依赖程度，决定利率下行的斜率和陷入零利率的程度。有的依赖放水刺激，人为压低利率，很快陷入零利率、负利率泥淖；有的坚持财政货币纪律，审慎大水漫灌，延缓进入超低利率的节奏。
美国受经济基本面、技术创新、移民涌入支撑，利率下行斜率缓，很快从零利率中恢复。美国经济基本面仍然稳健，技术创新仍具活力，人口虽然面临老龄化少子化问题，但有大量移民做补充。政策上，虽然债务高企，量化宽松等较为激进，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可以让全球分担货币超发后果。最终反映到利率水平上，美国利率下行但斜率较缓，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中枢从3%降至零利率，用了17年（2003-2020），仅疫情期间陷入零利率区间，后加息提升至4%-5%左右的利率水平。
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人口老龄化严重、低欲望社会，最早开启QE，利率下行斜率陡峭，长期陷入负利率泥淖。日本自八九十年代依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泡沫破灭后在发达经济体中第一个实行量化宽松，层层加码，但经济基本面没有支撑，人口老龄化严重，技术创新迟滞，整个社会陷入低欲望社会，投资回报率难以向上，宽松政策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陷入零利率、负利率泥淖。长期利率中枢从3%降至零利率，日本仅用了短短7年（1995-2002年），2025年初才回升到1%上方。
欧元区基本面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早期政策审慎，欧债危机后放水，利率急转直下。欧元区早期沿袭德国央行审慎风格，实施相对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但也受老龄化、技术进步放缓影响，利率缓慢下行。直到2014年，欧债危机爆发，欧元区内部矛盾暴露，整体发展前景低迷，被迫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2014-2015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很快从3%跌破1%，2020年短暂进入负利率，2022年因俄乌冲突引发高通胀而利率回升。
中国政策较为谨慎，短期不会很快进入零利率，但中长期利率下行压力犹存。2021年以来中国利率走势快速下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21年初3.2%降至2025年5月的1.7%。国有大行1年期存款利率从1.7%左右降至0.95%，活期利率仅0.05%，接近零利率门槛。
背后是经济、技术、人口老龄化等基本面因素占主导。一是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潜在增长率下台阶；二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非一朝一夕，中国研发支出高增，但研发强度仍低于美日德英；三是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速到来；四是逆全球化、贸易战等加剧供需失衡，物价水平仍低，名义利率下行压力犹存。
零利率既是风险也是机遇，低利率可能导致储蓄收益缩水，同时也使借贷成本下降，投资者需从资产配置、债务重组、风险控制等维度考量。资产方面，低利率侵蚀储蓄收益，多元化分散风险，适当提高权益类、实物类资产比重，增配长期国债或信用评级较高的企业债，全球化大类资产布局。负债方面，低利率降低借贷成本，低息债务置换高息债务。风险方面，不盲目追逐“高收益”项目，保留现金流。最终每个人赚的都是认知内的钱，提升认知，理解经济运行、货币流向和利率走势的来龙去脉，善用各种合规的金融工具对冲风险。
应对零利率挑战，关键是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在于全要素生产率、鼓励生育、激活内需等结构性改革。经济短期看政策，中期看技术，长期看制度。不遗余力地全力拼经济，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力度，提振预期。提振内需和消费，稳住楼市股市，促进物价企稳回升。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尽快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相关举措，提振民营经济信心。
打铁还得自身硬，中国经济潜力大，只要全力拼经济，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同时长期提升潜在增长潜力，则中国长期繁荣发展可期。
目录
1 理论:利率是什么决定的？“零利率”怎么来的？
2 原因：技术进步放缓、人口老龄化、宽松政策
3 美国：受经济基本面、技术创新、移民人才涌入支撑，利率下行斜率缓，零利率时间较短
4 日本：经济停滞，人口老龄化，超级宽松，利率快速下行，陷入长期负利率泥淖
5 欧元区：早期审慎，欧债危机后放水，利率急转直下
6 中国会步入“零利率”吗？
7 国家应对：归根结底是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8 个人应对：资产配置、债务重组、风险控制
正文
1 理论:利率是什么决定的？“零利率”怎么来的？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对时间和风险的补偿。伴随资金供求涵义不断延展，利率理论日渐丰富。但近40年来零利率、负利率现象对传统理论构成挑战。
古典主义：利率由投资和储蓄决定，货币中性。流行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主张：1）利率由储蓄和投资决定。储蓄受时间偏好、节欲等心理因素影响，与利率正相关；投资是由资本边际生产力决定，与利率呈负相关。2） 强调货币中性。利率不受货币影响，货币供给增加只会导致价格水平的同比例变化，不会改变实际产出、就业等真实经济变量，货币政策无效。古典主义理论忽视货币因素对利率的影响，各国实施自由放任政策，但市场失灵、通货紧缩、经济危机频现。
凯恩斯主义：利率由货币供求决定，货币非中性。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对大萧条的反思之上，主张：1）流动性偏好。货币需求是指流动性偏好，包括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货币供给由央行外生控制，利息应当理解为在一段时期内放弃流动性的报酬。2）货币非中性。央行可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利率，刺激有效需求，调节宏观经济。3）主张国家干预。当利率降至极低水平时，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失效，需要政府引导和干预投资，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在凯恩斯理论指导下，二战后各国政府加强干预，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行至70年代，滞涨成为各国主要面临问题，凯恩斯主义受质疑。
可贷资金利率理论：利率由可贷资金的供求决定。该理论也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古典学派，融合了古典理论与凯恩斯观点。可贷资金的供给包括储蓄和货币供给增量，需求包括投资和货币需求增量。
新古典综合派：IS-LM模型，西方利率理论集大成。希克斯和汉森考虑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利率，整合为IS-LM框架，利率取决于储蓄供给、投资需求、货币供给、货币需求四个因素，成为西方教科书分析利率的主流理论。
马克思主义：利率由利润率决定。马克思主义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反思之一，关注生产关系和分配问题，主张：1）利息率取决于平均利润率，利息是贷出资本家从借入资本的资本家那里分割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2）随着技术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平均利润率趋于下行。
但近40年来主要经济体利率走低，出现零利率、负利率等极端现象，超出主流经济学解释范畴，主要原因包括技术进步放缓、人口老龄化、全球储蓄过剩、低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宽松等。较为有代表性的学说包括：萨默斯的长期停滞理论、伯南克的全球储蓄过剩假说、安全资产假说等，尤以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甚嚣尘上。MMT理论认为信用货币制度下，政府可以通过货币超发的方式满足财政支出需要，并将利率设定为零，这一主张迎合了部分国家政客需要，为豁免债务利息、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提供依据，客观上导致超低利率。
2 原因：技术进步放缓、人口老龄化、宽松政策
利率本质上是资金的价格，微观上取决于投资回报和货币持有及借贷的成本。当投资回报率高于持有货币的成本及融资成本时，资金追逐收益，引发利率上行。反之，当投资回报率低于融资成本时，融资需求下降，低于持有货币的成本时，货币退出流通渠道，此时利率也进入极低状态，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
宏观上，经济潜在增长率决定投资回报率，经济潜在增长率放缓决定了利率下行的方向和趋势，进一步取决于技术进步、人口和资本等要素。纵览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利率图谱，二战后至80年代，美日欧均经历利率上升期，背后是科技革命带来生产效率提高、婴儿潮丰富劳动供给；80年代以来利率持续下行是经济增长放缓的反映，背后是技术进步红利殆尽、人口老龄化。
政策取向影响货币持有成本及借贷成本，对宽松政策的依赖程度决定了利率下行的斜率和陷入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时间长度。各经济体在历次经济危机中政策取向不同，有的依赖放水刺激，人为压低利率，造成杠杆高企和资产泡沫，不得不继续加码宽松政策，饮鸩止渴，恶性循环，很快陷入零利率、负利率等极端区间；有的坚持财政货币纪律，审慎大水漫灌，延缓进入超低利率的节奏。
3 美国：受经济基本面、技术创新、移民人才涌入支撑，利率下行斜率缓，零利率时间较短
美国利率波动下行，斜率平缓，零利率持续时间短。在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人口增速同步放缓的背景下，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981年最高点15.84%一路下行，尽管1990年、2000年、2007年、2018年美国启动四轮加息周期，但每一轮加息高点逐步降低。2018年破3%，2019年破2%，2020年疫情初期跌破1%，进入零利率区间，并在2020年8月触及最低点0.52%。2021年初回升到1%上方，并随着通胀加剧、激进加息而上行，截至2025年5月徘徊在4.5%左右震荡。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中枢从3%降至零利率，美国用了17年（2003-2020）。
具体来看支撑美国利率水平的四要素：
一是经济基本面：美国经济增长中枢逐级下降，但仍保持正增长，支撑利率水平为正。二战后美国确立霸主地位，GDP增速维持4%高增长。70年代美国经济滞涨，拖累经济增速中枢下降至3%。80年代里根供给侧改革和90年代互联网革命，美国仍较长时间维持3%的经济增长中枢，2008年爆发次贷危机GDP增速中枢降至2%，疫情后伴随经济复苏、人工智能兴起，美国GDP增速回升至2.5%-3%，带动利率回升。
二是技术进步：美国引领第三次科技革命，人工智能革命拉开帷幕。根据佩恩表，美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在80年代、90年代、00年代、10年代分别为0.46%、0.73%、0.74%、0.44%。在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美国处于领先地位，70-80年代美国研发投入增速保持两位数高增。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技术进步放缓，但近年来新能源、人工智能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拉开帷幕，美国再次出现熊彼特式“破坏性创新”，但2019年以来研发投入再次回到10%以上，占GDP比重达到3.5%高位，也是支撑投资回报率的重要因素。
三是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但有移民流入。人口决定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力供给，带来住房、零售、教育需求，进而带动投资消费。1946-1964年美国婴儿潮，新生儿人数近7600万人，出生率保持在20‰以上，1960年-2023年，美国出生率从23.7‰降至10.7‰，但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8.83%上升到17.43%。老年人收入和支出水平低，消费和投资需求将下降，难以支撑较高的借贷利率。但美国凭借强大经济实力，吸引移民延缓人口增速放缓和老龄化的不利影响，2022-2024年年均净移民数130万，成为劳动力的重要来源，进而延缓了老龄化对利率水平的拖累。
四是政策：美国长期依赖高债务、低利率模式，压制长端利率水平。自2008年美国政府债务规模急剧攀升，2020年疫情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美国国债总额从2008年10万亿美元增至2024年35.46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7.7%，占GDP比重从67.9%提高至121.5%。2008年至今，美联储总资产从不到1万亿最高膨胀到2025年5月6.76万亿美元，美国借助量化宽松和低利率为财政赤字融资，低利率得以延续。
总而言之，美国经济基本面仍然稳健，技术创新仍具活力，人口虽然面临老龄化少子化问题，但有大量移民做补充。政策上，虽然债务高企，量化宽松等较为激进，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可以让全球分担货币超发后果。最终反映到利率水平上，美国利率下行但斜率较缓，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中枢从3%降至零利率，用了17年（2003-2020），仅疫情期间陷入零利率区间，后加息提升至4%-5%左右的利率水平。
4 日本：经济停滞，人口老龄化，超级宽松，利率快速下行，陷入长期负利率泥淖
日本最早陷入零利率，下行速度快，负利率时间长。在基本面长期停滞和货币政策不断刺激下，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980年最高点10%左右，一路下行，1996年破3%，1997年破2%，在2002年和2012年均跌破1%，2016年进入负利率，最低2016年7月触及最低点-0.25%。2025年初才回升到1%上方。长期利率中枢从3%降至零利率，日本仅用了短短7年（1995-2002年）。
一是经济：主动刺破泡沫，经济陷入停滞。战后日本高速增长，GDP增速保持9%左右。70-8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制造业成本上升，冲击传统产业结构，1985年“广场协议”倒逼日元升值，利空出口和实体经济，吹打资产泡沫，GDP增长中枢降至4.5%。1991年泡沫破灭，日本陷入长期低迷。1993年至2024年日本实际GDP平均增长率仅为0.7%，企业投资低迷、银行坏账激增，居民消费不振，陷入长期通缩，利率最早陷入零利率区间。
二是技术：主要靠被动追赶，掉队互联网和AI时代。日本长期依靠模仿和改良实现技术进步，在高速发展期，TFP增长率尚可维持在3%左右。随着美国技术放缓和封锁，后发优势消失，TFP增长率放缓至1%以下。研发支出增速从80年代初的9%降至如今年1%左右。90年代在互联网革命到来之际，日本却在软件、互联网、微处理器等高新技术竞争中逐步掉队，与人工智能革命也失之交臂。
三是人口少子化老龄化严峻，移民限制，劳动力短缺。日本人口形势有三个特点，一是出生率大幅下滑，从90年代10‰到2023年已降至6‰；二是65岁以上人口比例1995年达到14.5%，标志日本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3年上升到29.6%，养老压力持续增大；三是移民政策相对谨慎，日本尝试扩大海外劳工补充低端劳动力市场，净移民数量增加，但难以弥补高素质劳动力短缺。
四是政策：日本最早实行量化宽松，扩张性政策层层加码。为应对泡沫破裂、亚洲金融危机，1991-1995年基准利率从6.0%下调到0.5%，正式施行零利率政策。2001年受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影响，经济再度放缓，2001年3月，日本央行开启第二轮货币宽松，实施全球首次量化宽松操作。2016年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降为-0.1%，并实行QQE（量化加质化货币宽松），通过控制收益率曲线，将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
小结：日本自八九十年代依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泡沫破灭后在发达经济体中第一个实行量化宽松，层层加码，但经济基本面没有支撑，人口老龄化严重，技术创新迟滞，整个社会陷入低欲望社会，投资回报率难以向上，宽松政策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陷入零利率、负利率泥淖。
5 欧元区：早期审慎，欧债危机后放水，利率急转直下
早期利率平缓下行，但欧债危机后利率急转直下。欧央行延续德国“反通胀”传统，对财政赤字进行严格约束，利率走势平缓下行，欧元区10年期政府债收益率1981年最高点15.43%，2014年欧债危机，很快从3%跌破1%，2020年短暂进入负利率，最低2020年12月触及最低点-0.09%。2022年回升到1%上方，截至2025年在3%左右震荡。
经济：战后欧洲百废待兴，依靠马歇尔计划迅速崛起，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1955年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二，后随两次石油危机冲击而放缓。1999年欧洲货币联盟成立，为欧洲带来长达10年的红利期，但2011年欧债危机，强国也被拖下水，欧元区整体经济增长中枢从2%降至1%左右。
技术：重注自主研发，新领域研发不足。欧洲各国引领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但二战期间大批科研人员流失，战后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核开发等领域保持优势，但由于市场分割、以全能型银行主导的融资模式，欧洲培育新技术动能不足，独角兽公司与中美相差甚远。德国、英国、法国的TFP增长率分别从1990-1999年的1.52%、 0.42%、0.61%降至2010-2019年的0.56% 、0.02%、0.03%。
人口：本土人口萎缩，依靠移民支撑，但不利影响难消化。自60年代生育高峰后，欧元区生育率持续下降，从60年代18‰降至近十年的9‰，并低于死亡率，人口萎缩趋势显现；1990年欧元区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欧洲放开移民限制，近十年每年平均有100万净移民涌入，抬高了社会稳定和治安成本，难以抵消本土人口萎缩的不利影响。
政策：从谨慎走向放松。早期的欧央行秉承德国央行审慎态度，财政约束，稳健货币，维持汇率稳定，2008年之前政府杠杆率稳定在10%以下，保证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自主。欧债危机后，欧央行持有政府债比例大幅提高，在欧洲财政难以统一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货币政策压低长债利率。
小结：欧元区早期沿袭德国央行审慎风格，实施相对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但也受老龄化、技术进步放缓影响，利率缓慢下行。直到2014年，欧债危机爆发，欧元区内部矛盾暴露，整体发展前景低迷，被迫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10年期国债收益率很快从3%跌破1%，2020年短暂进入负利率。
6 中国会步入“零利率”吗？
近年来中国利率走势快速下行。2021年以来，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从2021年初3.2%降至2025年5月的1.7%。国有大行1年期存款利率从2021年1.7%左右降至0.95%，活期利率仅0.05%，接近零利率门槛。
中国利率下行背后是经济、技术、人口老龄化等基本面因素占主导，中长期看利率仍处下行通道。从经济看，中国经济增速换挡，过去靠资本和人口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靠技术和全要素生产率为主导的模式尚在建立，这也是国家提出“新质生产力”的背景。
从技术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非一朝一夕，需要久久为功。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最新数据，2021年中国研发支出仅次于美国，但研发强度2.43%，仍低于美国3.46%、日本3.3%、德国3.13%、英国2.91%。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和格罗宁根大学佩恩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2007年后降速，截至最新的2019年数据仍处负增长区间。根据世行和OECD，中国研发支出增速中枢从2010年之前20%左右降至2021年14.6%。
从人口看，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速到来，中长期利率下行压力犹存。一是老龄化速度加快，中国1962-1976年婴儿潮步入退休期，2024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5.6%，较2021年上升1.4个百分点。二是少子化严峻，中国生育率约为1.0-1.1，仅略高于韩国，远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这一现象是经济压力、人口基数缩小、社会观念变化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仍会持续。
中国政策较为谨慎，短期不会很快进入零利率。物价水平仍低，名义利率下行难以扭转。中国与美日欧不同的一点，美日欧是主要需求方，中国是供给方，逆全球化、贸易战等推高需求方滞胀和利率水平，但对中国而言加剧产能过剩和低物价形势。2025年4月CPI同比-0.1%，连续三月负增长，而PPI同比自2022年10月负增长以来，一直未回正。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指出，物价低位反映我国实体经济供强需弱的矛盾。
7 国家应对：归根结底是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中国利率尚处正常区间，且政策较为审慎，短期内中国全面进入零利率的概率较低。中长期来看，避免零利率需依赖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在于全要素生产率、鼓励生育、激活内需等结构性改革。
经济短期看政策，中期看技术，长期看制度。
不遗余力地全力拼经济，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力度。利率是果，经济是因。正所谓“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得”。虽然宽松的政策会导致利率走低，如果放任经济衰退，陷入通缩恶性循环，利率难以企稳。如果通过宽松政策推动经济复苏、信心向上，待企稳后利率还会回升。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采取QE与宽松汇率政策，5年内实现失业率从10%降至6%，而欧元区在初期强调财政约束与欧元稳定，经济复苏远远落后。
提振内需和消费，稳住楼市股市，促进物价企稳回升。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主要新兴经济体。当前居民消费恢复明显弱于生产，关键在于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偏低、就业预期不稳、储蓄倾向上升，消费意愿受到持续压制。可考虑在全国范围内发放定向消费补贴，重点覆盖下沉市场与基本民生领域，资金规模在1万亿元以内，乘数效应大致在3-4倍。
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未来产业和卡脖子相关产业为重点领域，加大在新质生产力领域投入，强化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地位，同时注重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卡脖子”领域的国产替代。科技创新与先进制造的结合，将推动中国迈向高端产业链，增强全球竞争力。
鼓励生育，投放3–5万亿元生育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按照经验测算，每年新增数千亿元直接生育支出配套可拉动相关家庭人均消费增长12%以上，叠加服务业就业增长与税基扩张，具有极强的乘数效应。
尽快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相关举措，提振民营经济信心。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对于带动就业、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民营经济有活力、有信心、积极投资，则中国经济就能触底复苏，就业、财政、创新等就能随之改善，股市繁荣、房地产止跌回稳就能实现。加强民营经济产权保护，加强法治建设，适当约束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正常经营的干预。同时，应将更多领域向民企、外企开放，实施负面清单制，提升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安全感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良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是应对美国战略遏制的根本，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保障，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8 个人应对：资产配置、债务重组、风险控制
对于个人而言，零利率既是风险也是机遇，低利率可能导致储蓄收益缩水，同时也使借贷成本下降，需从资产配置、债务重组、风险控制等维度考量。
资产方面：
低利率侵蚀储蓄收益，适当提高权益类资产比重。低利率直接侵蚀的是银行存款、理财等固定收益类资产的配置价值，可适当增加权益类、实物类资产比重，以提升组合整体收益率，保守型投资者可配置宽基ETF、高股息、黄金等资产，进取型投资者还可配置优质公司的股票资产。
增配长期国债或信用评级较高的企业债。低利率侵蚀利息收益，但会增加固收类产品的资本利得。相比于短期银行存款和理财，中长期限的固收类产品往往受益于利率下行，当央行降息时，债券收益率也会随之下行，现有债券的价格上升。这就是机构投资者常用的拉长久期和信用下沉策略。
全球化大类资产布局，多元化分散风险。在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中，日企纷纷出海，日本投资者也加大海外资产占比。根据日本生命保险协会，日本保险业海外资产占比20%-30%左右，通过加大海外投资，保险整体资产配置收益得以提升，2009—2022年海外资产平均收益率达3.3%，高于同期债券平均收益率。近年来，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较好，其权益类资产的收益率比较高。
负债方面，低利率降低借贷成本，低息债务置换高息债务。零利率时代虽然贷款更容易了，但往往也意味着投资收益率也更低了，避免盲目扩张贷款，将已有债务置换，拉长期限、降低成本才是王道。
风险方面，不盲目追逐“高收益”项目，保留现金流。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投资。低利率、低通胀时代，经济基本面相对欠佳，市场不确定性增多，因此保留现金流稳定非常重要。
最终每个人赚的都是认知内的钱，提升认知，理解经济运行、货币流向和利率走势的来龙去脉，善用各种合规的金融工具对冲风险。
打铁还得自身硬，中国经济潜力大，只要全力拼经济，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同时长期提升潜在增长潜力，则中国长期繁荣发展可期。
[1]PWT 10.01 | Penn World Table |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2]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S. Trend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 NSF -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