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档案馆馆藏中有一封蒋介石致阎锡山的信函，原文以毛笔书写于16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用笺”之上，共计4 页。信文如下：

伯川吾兄主任勋鉴：黄参议来京，备述尊旨。具仰谋虑周详，弟完全同意。对于明轩将来之实力与地位及官职等，必当确实为之保证，决勿令其失望。请兄向之表示，弟可始终负责，断不有负吾兄以负明轩也。

专此奉复

祗颂 勋绥

弟中正手上

十二月五日

1935年12 月5 日蒋介石致阎锡山信 （山西省档案馆 藏）

从字面解读，得到的信息是：阎锡山（字伯川）作为中间担保者，派人（黄参议）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对宋哲元（字明轩）出路安排的想法，蒋介石表示同意。但是由于信文落款没有署明时间，所以对进一步了解信函的深层意思，制造了一定的难度。

1935年12 月5 日蒋介石致阎锡山信的信封 （山西省档案馆 藏）

对这封信函的考订，首先应从形成时间入手，有了确定的时间，联系年代背景和信件内容，就可以得到比较确定的判断。信文中，蒋介石称阎锡山为“主任”，指的是阎锡山的任职“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担任这一职务是在1932年之后。而信文中提到的宋哲元，是国民党西北军的重要军事将领，病逝于1940年。再从信函用笺为“南昌行营”信纸，可以大致判断，这封信函大致形成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因此，这封信函的形成年代可以放在1932年至1937年之间考察。

1932年至1937年期间的宋哲元发生了什么问题需要蒋介石和阎锡山两大巨头讨论他的出路问题？这应当成为进一步考证的线索。我们知道，虽然民国时期国民党内部政治、军事力量之间纵横捭阖、冲突不断，但这一时期却相对平静缓和，没有太大的事件发生。国民政府主要的精力集中于“攘外安内”，尤其专注于应对1933年后日益严峻的华北政局。而宋哲元在1932年8月后，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3年1 月后，率领麾下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由山西阳泉进驻北平地区，开展过著名的长城抗战（1933年2 —5 月），1935年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任平津卫戍司令（8 月）、北平市市长（8 月）、冀察绥靖公署主任（11 月）、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12 月）等职务。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正是宋哲元麾下的29 军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1933年到1937年宋哲元参与和主持华北军政的这一时期，中华大地可谓多事之秋。1933年长城抗战后，国民政府为避免日军继续南下扩大中日冲突，以默认日本占据东北、将冀东变为不设防地区以及让出热河山地的重大代价，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然而，日本并未满足于所获利益，继续谋求占领华北。1935年5月以后，日本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的统治实行“自治”，力图不战而取华北。他们先后通过逼签《秦土协定》（6 月）与《何梅协定》（7月），使南京政府在察哈尔与河北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国民党党政军势力退出冀察平津，日军大批开入关内；又在河北香河等地策动汉奸实行“独立”，成立了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了亲日反蒋的政策宣言。为了应付日本在华北的紧压态势，1935年12月，国民政府以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成立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来实际管理河北、察哈尔两地，名义上该机构归属国民政府，但是有很大的自治程度。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同时，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冀察绥靖公署被取消，这是中国政府对日本压力妥协的产物，为的是避开日本的锋芒，再次求得苟安局面。该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还有亲日分子王揖堂、王克敏等人。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937年8 月6 日，日军占领下的北平伪政府成立后，8 月20 日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解散。

除了了解以上1932年至1937年的时代大背景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关注这一时期宋哲元的个人情形，以便判清信函内容。作为西北军主要将领的地方实力派，宋和南京中央政府之间有着很深的隔阂和矛盾，他是日本人策划华北“自治”特殊局面的主要工作对象之一，日本人对他实行又拉又打的双手策略。一方面，日本人针对29军在张北、热西等地与日军和日本特务人员的冲突事件，1935年6月通过《秦土协定》逼迫中国政府罢免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和第29军军长职务，使宋哲元军从长城以北撤退。另一方面，由土肥原贤二出面开展谋略活动，策划成立亲日的华北新政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管辖。根据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辑的当事人回忆资料，山西的阎锡山、北平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都是土肥原贤二谋略工作的对象，土肥原贤二多次与这些人会面